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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北大、哈佛知名教授、四大财经媒体主编联袂推荐。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本书作者没有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而是站在民间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汹涌的商品大潮；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互相博弈的曲折发展；整个社会的躁动和不安……整部书稿中都体现得极为真切和实在。作者用激扬的文字再现出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
　　作者不是将一些事件、人物孤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笔下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他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个国际和国内的政策、社会和当时的现实这样的大背景中，以整体和个别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将一部中国企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本书上卷记载1978-1992年间的企业变革。

    世上也许没有比近30年的中国企业界更充满离奇际遇、错综复杂，又缺乏素材了解的历史了。这就好比一个人站在一间由木板随意搭建的房间里，阳光从四面八方的空隙中穿越而来，光影交错，如何在它们之间寻找到联系并进行区分呢？这实在是让人烦恼的事情。

    没有某段历史，可以单独成立，中国企业史也一样。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特点正在于其让独立事件独立，然后又在庞杂的年代更迭中保持了细节上的联系。

    有人说，历史是石头，细节是石头的纹理，历史是河流，细节是河流的浪花。正是吴晓波对细节的强大掌控能力，使得这本书成为了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

    关于人物命运和中国企业史的交错，是本书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回顾中国企业的历史长河，就会发现，当历史的某个时期掀起巨浪的时候，总有几个人是站在浪潮之巅的，而当这个浪潮因政策，因内外环境，因诡异的命运而往下跌宕的时候，他们或被冲上河床，或和水流中的巨石碰撞、粉碎，或沉到河底，潜伏到中流，他们的命运，构成了中国企业的历史。书中提到的牟其中，柳传志，年广久，袁庚，李东生……均如是。吴晓波将企业家，甚至经济生活中的小人物作为重点描述的对象，作为一条贯穿企业史的主线，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铺陈，使人产生了种种叹息和怀疑，叹息者是对人世命运的嘲弄，怀疑者是对企业历史的宿命安排的不解。

（文：周荣桥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月）

　　以好奇者的单纯扑入30年的复杂历程

　　你可以不喜欢中国式增长，你可以叹息中国商人们的坏品位，也可以怀疑国企、民企和外资缺乏社会责任感满足于弱肉强食的显规则。但是，即使是这样，你还是会发现，过去29年来的社会变迁，绕不开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司行为，在犬儒主义地发出一些感伤和批评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基础，那就是先了解过去的29年之中，数以千万计的公司和数以万计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过来的。

　　《激荡三十年》是一部编年史，用大量史实细节娓娓道来，描绘的是“经济极速增长的大时代的大小人物和大小故事”。由这个角度来看，吴晓波正在努力描绘一幅中国公司的“清明上河图”。

　　作者以一种好奇者的单纯扑入中国30年历史变革的复杂历程中，适时结合当年的世界“风云”，面对中国遭遇的各种“气候”，把握在各色“风云”和“气候”当中出现的特定情境。在关注变迁时代的商业伦理、社会道德、民族意识、历史心理的同时，作者把对中国特色企业家性格的素描贯穿于企业往事的背后，这一经一纬如一条条细线织起一部中国企业史。吴晓波极具人文思辨，往往能回归人性本源进行解构，大浪淘沙，尽收眼底，兴衰成败，皆入囊中。

　　难得的是，吴晓波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而且没有像样的先例可供参考，所以他自称“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盗墓者，风黑云高之夜，在硬土里用指甲一点一点地挖一个脆弱的瓷器，那份辛苦真不足与外人道。”历史书的写作一般有两种模型，一种是史记体，按人物来切割，皇帝是本纪，诸侯是世家，还有老百姓；还有一种就是通鉴，是用编年体的方式。吴晓波觉得，如果用人物的方式来写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来描述这一段历史，西方很多年鉴学派，先形成一种框架，再来做切割，比如管理思想的沿革、公司成长思想的沿革，按照这种逻辑来做，那是另外一种模型，而以吴晓波的经历和兴趣来说，他非常敏锐地选择用这种叙事的方式来完成。回头看，这应该是目前描述过去29年公司史最有效率的一种办法。

　　感性书写多少遮蔽了更深的探究

　　当然，因为时间和距离，《激荡三十年》仍然只是一幅写意的画。或许是我早就知道本书的来龙去脉，也隐约知悉其中的艰辛。因此，我认为，众多的人物和细节的鱼贯登场，更多时候是匆匆一现而过。

　　请看：一个试图给工厂提高效率的厂长步鑫生，在被列为全国典范之后开始陷入疯魔，最后被自己的自大和粗率毁掉；一个把“让家乡人民致富”放在其他国民生命安全之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县”地方官；一个机智地在中央寻找支持，并拿自己的乌纱帽力保福建改革开放的省级官员……他们的浮沉起落的个案，在本书之中，往往只是一个开头，时过境迁，但是盖棺未能论定的案例依然比比皆是。

　　一个今天看上去的伟大公司的诞生和成长，其实都是从一些很草莽的细节和故事中过来的。这些公司的成长历程和曲折，其实也是中国公司，或者中国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过程。

　　吴晓波得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从来不是某一个伟大人物，或者一群巨人来中国开天辟地地把中国经济搞起来的。

　　略有遗憾的是，虽是出于“关心人在大变革时代的命运变迁”的思绪，作者的感性书写多少遮蔽了对一部企业发展史的更深的辨析和探究。不过，由开始的“中国企业史”定位变为今天的“激荡三十年”，吴晓波的这个转身，看似迫不得已，但是在我看来，其实反更海阔天空。

　　我在去年曾经编辑《理解今日中国的财经文本》和撰写《解读郎咸平》，由繁琐乃至山重水复的文字工作之中深深感到，中国的社会以及经济进展，还未能给予今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概括和抽象。因此，吴晓波能够推出这样的一个文本，将是日后更多人更深地讨论中国市场经济三十年的坚实基石。

　　□书评人 陆新之 （陆新之，商业观察家，长期致力于中国商业环境和企业案例的研究）

开辟商业阅读的“蓝海”

　　《激荡三十年》是一本难得的书。首先，它显然借鉴了影响文学青年深远的几本大书的写作模式，比如《光荣与梦想》，比如《交锋》等等。在商业阅读中，它开创了一个新领域，可以说是创造了一片“蓝海”，因为写商业，以前最多的是“点”和“线”的描述，比如联想公司，比如华为，比如海尔的成长，或者是柳传志、王石等企业家的传记、思考模式等等。

　　而具体到中国企业史的“面”上，这应该是第一本。

　　其次，本书改变了传统的文学、政治的思维叙述模式，可以说是一个“跨界”作品。因为本书既是公司的历史，也写了很多重要经济人物的动荡与沉浮，还有不少的政治人物（因为早期的企业人更多意义上是政治人，在80年代，真正的企业史主角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推出本书正当其时，它是历史书，也是商业书；有叙述的激情，也有深刻的思考。

　　本书也有两大缺点：第一图书制作粗糙，尤其是图片模糊，简直像是盗版。其次所引用的资料没有期待中的那么多，而且没有标明出处，希望下册能有所改变。

　　□本报书评人 萧三郎

　　赞

　　王斌（中信出版社社长）：往往以前说到企业家时，姿态感都更强，好像赋予了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定要拿起架子来说什么。看的人往往能感觉到这种姿态感和角色感。我不知道吴晓波把这种感觉丢掉了还是融进去了，书中没有这种角色感，很到位。而且在字里行间能感觉到他的责任感，我觉得这点拿捏得非常好。

　　金错刀（财经作家）：我们说一本书会流行，它的背后有很多元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你是不是迎合了这个时代。近年有很多人一夜成名，比如李宇春，是这个人太优秀吗？还是这个时代？

　　这个人可能有她优秀的部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激荡三十年》其实是本挺冷的书，走的不是很热的点。但为什么看到这个书，大家会觉得很亲切，因为它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解读。中国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风云激荡，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的中国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互联网文明共存于一个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岳川博（管理咨询界人士）：吴晓波选了一个技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选取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节点和事件。因为每一个企业可能每天过得都是日常的事情，但是它某一天可能有戏剧性的事件。

　　如果你只写一个企业的几年，你没有办法去避免那些枯燥乏味的事情，但如果你把所有企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戏剧事件组合在一起，就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以上本报记者姜妍记录）

　　弹

　　微蓝（媒体人）：从传言中的《中国企业史》到现在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书名的变化可以视为对内容更准确的定位，也可以视为作者底气的不足。从内容上看，对风云人物活动细节和企业秘事的津津乐道，影响了全书的高度，而在语言上，也许是作者对文采的过分自信，使得有时煽情有余，而严谨不足。比如“从年初开始，胡金林就预感到要大祸临头了”，这样的句子成为一个章节的开篇语，让人联想到的是官场或者商场小说，而不是一本总结当代企业史的严肃著作。

　　会加强读者这一印象的还有图书制作的粗糙，卷首的年表匪夷所思地被设计成卷筒纸，不知道想以此暗示些什么。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月

采访手记

细节，当历史过去之后，人们能够记住的只有细节，吴晓波在采访中多次强调这一点。吴晓波还说，他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感到国外的学者对中国企业和经济问题研究的兴趣很大，但却苦于没有资料。他现在做的工作是第一步：努力将一个完整的资料呈现在世人面前。吴晓波说他很喜欢德鲁克，提到这位记者出身，研究公司案例起家的管理学大师，是吴晓波认为他是自己的一个榜样。但愿吴晓波能像德鲁克，现象的归纳总结是第一步，而从现象中总结出规律、提出自己的理论，将会成为质的飞跃的第二步。


记者：您一直从事媒体工作，虽然也很关注财经问题，但在中国企业发展史方面，并不是您的专长，为什么会想到要写这本关于中国企业史的书？以前有王安的《25年》，您觉得您的书最大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吴晓波：商业历史的写作，需要三方面的素养，一是历史研究的能力，二是对商业的熟悉，三是文字上的历炼。我之所以下决心进行中国企业史的写作，也是对这三种能力有一点自信。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我们迄今没有对此进行史实上的宏大梳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公司变革历史的混沌，已造成中国经验总结的一个障碍。《激荡三十年》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我已尽力做了自己的工作，但它一定是一个需要更多人投入的事业。王安等人的工作其实同样重要和令人尊敬。


记者：在您的书中，每个时间段都重点描述了几个人物。在许多人物描写上，您都是浓墨重彩，您在序言里说“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您难道真的相信杰出的个人和领袖对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力，个人能够左右历史的进程吗？

吴晓波：我认为，在历史的演进中，大人物决定历史的方向，小人物展现历史的生动。但无论如何，对人的命运的细致描写，是任何历史对后人而言最有价值的地方。我在书中，记录了邓小平等领导者对中国变革的思考和努力，同样也更多地描写了无数小人物的悲喜。历史是偶然与必然的混合体，它总是曲折前行，在最最意外的地方以最戏剧性的方式来展现它的莫测魅力。


记者：时势造英雄，企业史从表面上说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但我觉得，实际上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近三十年来的中国企业发展史，表面上是企业家的历史，但实际上是也许还没有成为企业家、但具有企业家那种天生的市场嗅觉的无数小人物创造的。由于人们观念的限制，他们中的很多人物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成为了悲剧性人物，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他们其实是在以自己的命运与各种落后的阻碍经济发展的旧观念做斗争，在对我们如何加快市场经济建设进行启蒙教育。当时，很多此类的尝试都被当作违规，您在书里也记录了这样一些小人物的故事。总结这些故事，可以看出，后来的很多改革就是从违规开始的。在今天，仍然有不少商业创新被认为是违规，我们应该如何吸取过去在处理“违规”问题上的教训，引导和利用好现在的一些“违规”行为，使我们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少走一些弯路？

吴晓波：我曾引用一位温州小官吏的话，“改革总是从违法开始”。这是历史的真实，直到今天，中国仍在体制的转型期内，任何突破和变革都意味着对现有制度的创新，也就是带有“违规”或“违法”的性质。这是中国改革最迷人的地方，也是造成众多灰色现象的原因所在。因此，加快法制化的建设，以开放和全球化的思路来变革中国的制度，显然是一个十分艰巨和必要的任务。


记者：最近大家都在谈论“国进民退”的话题，民营企业又有点抬不起头来的感觉了。民营企业是在一种非规范的市场氛围里成长起来的，发展之初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歧视，但如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力量。但在很多场合，比如政府项目采购方面，很多民营企业仍然受到歧视，为什么到今天这个情况在很多地方还存在？

吴晓波：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成长和公司改革都是三种资本博弈的结果，国营资本、民营资本和跨国资本在一个大舞台上相互交融、冲突和妥协，这构成所有产业演进和企业事件的内在逻辑。在《激荡三十年》中，我描述了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２年之间的这种资本博弈，而在下卷中，它将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这三种资本中，民营企业从一开始就是一次“意外的崛起”，它从体制外顽强地诞生，在没有任何资源和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壮大，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而直到今天，在垄断行业的开放及政策上，它仍然受到种种的限制，这是中国经济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一个课题。


记者：在中国经济增长如此迅猛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几家像样的大企业？从中国企业发展近三十年的历史里，我们应该吸取哪些教训，才能有助于我们培养出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的大企业？


吴晓波：中国不是没有大公司，而是没有从市场竞争中诞生出来的大公司。到２００６年为止，进入世界５００强的中国企业有１５家，全部是国营垄断型企业，没有一家从市场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其原因正在于，国家资本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资本规模巨大的能源及上游产业，民间公司在这些领域的作为有限。这是中国改革三十年来所选择的道路，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商业主义”，对这种模式的优劣争论是当今经济学界最大的话题。我在《激荡三十年》没有试图给出任何的答案，我甚至不愿意参与到这种争论中去。不过，作为历史的创作者，我记录了大量与此相关的事件和公司命运。也许，未来的研究者会得出各自的结论。


记者：读过您的书，最大的感受是惊讶。才知道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为什么改变固有的世界和观念竟如此艰难，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是怎样转变的。读您的书像畅游时间的河流，漫漫欣赏沿岸的风景人物。这些事件人物大多听说过，但很多背后鲜活的细节不知道，都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看来您搜集史料的功夫还是做得很充分，您对这些史料是怎样驾驭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吴晓波：两年多来，《激荡三十年》的创作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我和我的助理们几乎查阅了所有重要的中文报刊和图书，对国外的《商业周刊》、《新闻周刊》及《经济学人》等也做了全部的检索，我们应该没有遗漏重要的企业事件和企业家。在资料的选择上，我依据的是资本博弈的逻辑，书中绝大多数的细节都与此有关，同时，我们以国内政策变革为叙述的主轴，以全球经济、政治和技术变革为背景。我试图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下，完成此次创作。这是一个挑战，我只能说，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记者：从您生动的叙述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戏剧性。您虽然按年代将人物、事件做了梳理，但感觉到，这本书绝不是简单资料的堆砌和现象的描述，您还是想通过这本书表达一种理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人们真的可以以史为鉴，从过往之中寻求未来的答案吗？

吴晓波：这是一本描述历史的图书，我想努力展示历史发生的真实，而并没有试图去解释什么，也不想得出什么惊人的结论。今日及未来之中国，仍然走在１９７８年起步的那条市场化大路上，我们经历了无数的惊险，突破了数不清的艰辛，并让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到２００８年，中国改革将迎来第三十个年份，我们将第一次承办奥运会，这对于中国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那时候，民族情绪将无比地高涨，全世界将以一种更为热烈的话语来评论这个东方国家。但是我们会不会像奈保尔所说的那样，“成为自己的崇拜者”？中国企业是否仍将在一条辽阔的大道上飞奔？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当然有理由，也有必要用一种十分理性的姿态来回首来时之路，从历史中汲取勇气和教训。我只希望，自己的创作不至于辱没了“中国崛起”——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神话。


记者：您能谈谈未来的写作计划吗？

吴晓波：中信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对于《激荡三十年》的出版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些日子来，媒体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这让我感到更大的压力。按照计划，我将在２００８年初，出版图书的下卷。然后，我将再去研究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７０年前后的中国企业，它包括清末、民国和共和国前三十年的企业历史，那也是一些让人想起来就热血沸腾和百感交集的时光。我想通过对这１３０年的商业历史的研究，全面地梳理出成长的脉络和全景，用自己的写作把那些可能被遗忘的光荣和悲壮抢救回来。

文：许知远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月

２００４年的７月，吴晓波和哈佛商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进行了一场座谈会，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当时３６岁的吴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题材作家，有一张和实际阅历不相匹配的年轻的脸。１９９０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他成为了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一名记者。那时，他心怀伟大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式的理想，“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他也期待有一天获得像李普曼式的荣光。

“美国世纪”的到来塑造了李普曼的思维与写作，他一生向几代美国读者解释，你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你必须做好心理与头脑上的调整。而吴晓波的记者生涯，则遭遇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开放与兴起的过程。一个超过１０亿人的国家，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铁板一块、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变成了一个“１０亿人民９亿商”的国家。那些支配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企业成批地转制，长期被拒绝的外国势力与资本家们成群结队地涌来，重拾他们的先辈１００年前对“４亿人市场”的浪漫憧憬……《经济学人》在１９９０年代初的判断令所有的新闻记者怦然心动——中国是１９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

从温州的那些打火机厂，到哈尔滨被愤怒的工人逼到墙脚的国营工厂厂长，从落魄的投机倒把分子，到今日中国的企业英雄，吴晓波兴致勃勃地行走、观察、交谈、思考、想象。在２００１年风行一时的《大败局》中，他将目光放在了那些叱咤一时的中国商业明星，他们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在迅速获得成功之后，然后更为迅速地溃败。

在２００４年夏天的那场主题是“中国公司”讨论开始时，新一轮中国热正处于它的顶峰。它开始于２００２年前后，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９·１１促使中国吸引了世界最大量的投资，所有关于中国的想象再次在西方媒体上蔓延。但是像一些最为清醒的观察者一样，吴晓波正为一个命题而困扰，早１９７８年开始的那场变革之旅将近３０年后，一个越来越显著的事实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明星，中国的商业组织似乎表现平平。进入全球五百强的中国大型企业大多是行政命令的产物，有时候，它们就像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和装备，却无法应对真正的挑战。那些令人尊敬的民营公司，要么满足于在国内的领先地位，要么在海外遭遇了一连串的挫败。中国在市场规模上更易引人遐想，但实际的冲击可能却并非如人们描绘的那样大，我们让中国制造涌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却几乎从未为世界创造出充满想象力的新产品，或是为商业潮流指引了新方向。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一群前仆后继的倒在沙滩上的夭折者构成的，在短期内我们看到了沙滩上的勃勃生机，却只有极少人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这是一种普遍却模糊的感觉，在讨论会上，吴晓波像几乎中国所有领域的研究者一样，遭遇了一个尴尬问题：他既没有案例库和数据系统可以引用，也缺乏理论可以依靠。所有判断都是基于“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的基础上的”。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思想上的深入和系统能力，和行动上的随意与不可靠，是相辅相成的。于是，我们不知道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一旦获得成功就得意忘形。

那次会议促成了吴晓波接下来两年的艰苦努力。他让自己像一个勤奋的写论文的研究生一样，重新回到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那些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他按照编年体回顾了当时重要的商业事件、商业人物。这是他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一部分，为中国的商业史研究积累素材，既有数据意义上的也有史料意义上，并在重新梳理与追问的基础上，寻找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轨迹与秘密。

２００７年１月，我看到了他努力的第一步成效。《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１９７８～２００８）》的上部，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中国商业史。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阅读旅程，１９７８年的柳传志是从《人民日报》上介绍养牛的新闻中判断中国的改变要开始的，雇佣了８名以上的员工的小工厂就要被整顿，在自行车的篮子里放了超过８只鸡鸭就算是“投机倒把”；霍英东判断中央政策是否会变的依据是首都机场那幅有女人裸体形象的广告是否仍在……

但是所有的滑稽故事，所有辛酸的个人命运，似乎都指向了那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崛起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可言，它不过是政府为社会与个人让出部分的空间，被压抑了多年的对物质的渴望，很轻易地引发了广泛的变化。

这项逻辑贯穿了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改革，也仍适用于１９９２年之后的改革。只不过在此刻，政府也积极参与其中，它将自己视作了一种新型的公司，于是中国超过２０００个县，变成了２０００个公司，也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首要原则。

中国漫长的历史早已表明，政治力量能够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而至少在最近的３００年，人口的压力带来物质的匮乏，曾经的政治动荡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强烈的饥渴（只要看看海外华人取得的商业成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功）。这两项因素，再加上１９９０年之后全球商业革命所导致的分工格局给中国带来的契机，全球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使中国的经济崛起，变得不难理解。

在这本将近３００页的著作里，吴晓波不断提醒我们，公司只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态中的一部分，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思想传统、人的性格、社会习惯紧密相联，相互作用。这种提醒，比我不断看到的由经济学家、企业家组成的自我庆祝的联盟要值得倾听得多。我们容易低估自己的时代，但也常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如果放在一个更为漫长的历史上，事实上，对于中国的考量也理应如此，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的商业变革，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精彩。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一个由市场的庞大和人民的饥渴带来的繁荣，它还没准备好向全球商业史提供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比如技术上的创新、行业上的标准或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只有到了那一时刻，中国的商业成就才值得真正地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