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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  泳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月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发展脉络何如？在《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１９７８～２００８》（上卷）中，著者吴晓波简洁明了地突出了“史”的两个基本问题：人的问题与事的问题，以清新的笔触再现了中国当代企业史上，大时代的大小人物和大小故事。

没有枯燥和生硬，《激荡三十年》像一双灵性、隽永、复杂的眼睛，饱含热情又深邃凝思。它走过一段怀旧的路程，甚至带着些许忧郁的味道，一个人、一个故事才让人听闻沉重地叹息，下一个人、下一个故事却又倏忽调动起激扬的情绪。

感性的描画，是本书的特色之一。中国企业的过往３０年，那些人和那些事的经历铺陈与记录，《激荡三十年》用大量史实细节娓娓道来，几乎完美地实现了作者的初衷：“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中国企业从３０年前的路上飞奔过来，《激荡三十年》的文字一页页翻过，读者犹如在岁月的影像中游走，每一步都踩在中国的土地上。

穿越历史的雾霭，本书的理性思索亦有超越。“在大雾中一寸一寸地匍匐前行”，作者历时５年，以一种好奇者的单纯扑入中国３０年历史变革的复杂历程中，适时结合当年的世界 “风云”，直面中国遭遇的各种“气候”， 把握在各色“风云”和“气候”当中出现的特定情境。本书紧密关注变迁时代的商业伦理、社会道德、民族意识、历史心理，同时，极为丰富的中国特色的企业家性格素描贯穿企业往事的背后，这一经一纬如一条条细线织起一部中国企业史，作者的宏阔思维彰显其中。吴晓波极具人文思辨，往往回归人性本源进行解构，大浪淘沙，尽收眼底，兴衰成败，皆入囊中。尤其，他对那些失败者和失意者，从“傻子”年广久、“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典型”步鑫生、马胜利到“幻想家”牟其中，倾注了一种特别的情感，落笔之处，“有点着迷”，又“有一种莫名的怅然”。略有遗憾的是，虽是出于“关心人在大变革时代的命运变迁”的思绪，作者的感性书写多少遮蔽了对一部企业发展史的更深辨析和探究。但反过来，也许正是这种不加掩饰的情感自然流露，让此书以史为题，又不拘一格，有血有肉，亦重亦轻，说出一个哲学话题：这宇宙间万事万物，变是永恒主题，正反相生，一时成败不重要，重要的在于知“变”，能够把握成败的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如此，方不至于被时代所遗弃。

这本书如大睁的眼睛，看进来，看出去，看远方。读者通过这双眼睛看进中国企业里去，看新旧交替的变迁时代的思想和情感，更有不少人可透过这双眼睛探视未来。旧的已经过去了，明天依旧令人好奇，不留恋过去，更展望明天。中国变革的明天需要新知灌溉求其饱满。“天地是一大宇宙，人生是一小天地”，如此说来，记录一群人的人生“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还是为后人指点一点迷津，《激荡三十年》也许有心栽柳柳成荫。

无论如何，这本书对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来说是一种幸运，他们在群体的记忆中审视自己的吉光片羽当别有滋味；当然，对于未曾经历的人们，它是标杆，是垂范，可以明鉴之，慎思之，直至在今后的岁月里笃行之。

文：陆新之 出处：新京报 2008年2月

　　这个经常被碳排放话题困扰的冬天，在一片纸张加价的声音中，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竟然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包括了欣慰、担忧和些许厌倦。这种感觉来自于两部最近看到过的电影《集结号》与《我是刘跃进》。当翻阅这本由1993年到2008年的中国企业速写的时候，我每每会想起电影里面的两个主角谷子地和刘跃进。

　　去年这个时候，看到《激荡三十年》（上），更像是一幅中国企业的《清明上河图》，岁月的洗涤和细节的钩沉，别有一种沧桑愁绪。而下卷，因为时间离我们今天更近，许多当事人更是活跃在电视的选秀节目和媒体的各种娱乐化报道之中。正因为距离还不足够，所以，时间还未能将活生生血淋淋的商业事件消解和发酵。故此，下卷不像上卷那样激动人心和扼腕叹息，如果说上卷的气质类似于赵忠祥老师配音的《动物世界》和《百家讲坛》的趣味的话，下卷，带给读者的，更多时候是一种类似法制报道的快感和迷失，偶尔也夹杂一些cctv2《对话》的娓娓道来。

　　在过去的十五年之中，GDP以每年10％以上增长的同时，在“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和“sars风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中国来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本精心收集细节的长卷之中我们能够看到：亚洲金融风暴导致亚洲国家的衰落和中国制造的崛起的有机联系；正因为强硬的分税制改革，才有了政府和央企的强盛；而一波又一波的“宏观调控”、“专项整顿”，才有了科龙、铁本、健力宝、三九等企业盛极一时又潸然衰落……中国一路走来的脚印逐渐清晰，每一个曾经令人迷惘的中国式成败的现象，似乎都能找到一个令人稍微可以把握的内在逻辑。

　　当然，《激荡三十年》无论上下，其中的主角仍然是企业家，这一群获得财富的特殊群体的故事，无论是改革开放的前十五年还是后十五年，都注定不能一帆风顺。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躺着的是一群他的同事和对手。这一点，如同谷子地，历经劫难，战火浮生。不过，等待着他的，还有一个漫长的正名过程。事实上，谷子地是幸存下来的英雄。而在过去十五年商业历史中的幸存者，未必都是英雄。“尽管有着种种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这可以看作是吴晓波对幸存的谷子地式企业家的安慰和祝福。

　　事实上，能够遭遇谷子地那种大时代的悲情命运的企业家还是少数。更多的商人，面临的是外来劳务工刘跃进的黑色幽默。《我叫刘跃进》之中，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厨子，他是一只羊，但是误打误撞竟然赢了一群狼。刘跃进的世界是一个崇尚“狼道”的新异化社会，每一个人都躲避不了弱肉强食的命运，而要想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活下去，就必须适应“狼道”。整个社会被权力、金钱和性脆弱地维系着，处处充满心机和凶险，为了权力抛弃人格，为了金钱抛弃良心，为了利益抛弃朋友，为了生存抛弃生命……这些情节相信大多数企业家都毫不感到陌生。就像电影里面的台词，绝大多数企业家的成功，来自于“失控，完全失控”这么一种误打误撞。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这种公司演进，也许并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

　　也就像吴晓波感慨的那样：（过去三十年）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现代化的热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过的价值追求取向，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道理有千条万条，发展是最硬的一条道理，正是在这种整体共识下，任何曲折与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在某种意义上，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一种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显然，这也是一种刘跃进式的胜利。

　　未来的三年、十年乃至三十年，中国的企业家能够走出谷子地和刘跃进的宿命嘛？这可能需要他们自身的努力，更需要一个大的社会环境的根本性变化。吴晓波说，世界级的企业，应该诞生于一种先进的商业制度之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我自己。”这对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家来说，也许有特别的意义。

——读《激荡三十年》

文：陆斌 出处：文汇报 2008年3月
   
    2002年6月，惟一进入“世界十大管理大师”的亚裔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出版了新著《China Impact》，在开篇他用了一句词：“中国已经觉醒”，这位此前极力鼓吹“中国崩溃论”的世界级管理大师在这年里态度发生了巨变，他提出：“未来10年，世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大前研一是关注到中国崛起的先知，在他之后，世界果如其所言，日益体会到中国崛起的力量，以至于到2006年时，法国人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的一本《当中国改变世界》令欧洲震撼，该书也一举夺得了当年度英国《金融时报》的年度最佳财经图书宝座。当时间走入新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的新闻。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高兴与自豪，正如一首歌曲中所唱：“当东方睡狮苏醒时，世界必将为之颤抖”，但与此同时，对于生活在这个国家、从历史中走来的国人来说，另一个事实是：我们是否都看得清一路走来的足迹？别人又是否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至少从目前来看，并非所有人都足够清楚问题的答案。
   
    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日？大前研一、埃里克、马丁·沃尔夫眼中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这些问题的答案，今天可以在吴晓波这部充满自信与感性的《激荡三十年》中找到答案，这部历时3年多完成的中国企业史著作记载了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30年历史，是过去几年里对中国经济最成功的描述——与大前研一、埃里克等人相比，从小在中国生长的吴晓波比之更加中国化，亲历历史以及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他也能更加自如地找到事实与汉文艺术之间的微妙连接——这些特点使得《激荡三十年》上卷（记载了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历程）在2007年初出版后，迅速引起广泛关注；2008年元月，这部著作的下卷（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也如期与读者见面，吴晓波也由此完成了用理性与感性之笔记录中国崛起历程的工作。
   
    事实上，如果有人能一口气读完全书，一定会有感于中国如此清晰的崛起历程。30年改革开放历史，无数公司、企业家风云涌现，却也正是各领风骚十五年。《激荡三十年》上卷记录了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历史性进程，前者让中国打开国门，赶上了最后一次世界革命的浪潮，也由此开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段由《激荡三十年》上卷记载的历史中，开篇即是柳传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介绍养牛的新闻中嗅出中国将改革的气息，而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袁庚、年光久、吴仁宝、陈春先等，这些改革者与企业家生活在一个雇用了8名以上的员工就要被整顿、在自行车的篮子里放了超过8只鸡鸭就算是“投机倒把”、需要依据首都机场那幅有女人裸体形象的广告是否仍在来判断中央政策是否会变的时代里，他们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跌跌撞撞地走到了历史前沿。
   
    《激荡三十年》下卷写到，在“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中国来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本书记述的内容让我们知道：正是因为有了亚洲金融风暴导致亚洲国家的衰落，才有了中国制造的崛起；正是因为有了一波又一波的“宏观调控”、“专项整顿”，才有了科龙、铁本、健力宝、三九等企业盛极一时又黯然衰落……中国一路走来的脚印清晰可见，每一个曾经令人迷惘的现象实则都有其清晰的内在逻辑，诚如一首诗中所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走到了2008年的中国，回望过去，方始看清来时路，而一部沉甸甸的《激荡三十年》便装下了这段厚重的历史。
   
    “尽管有着种种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站在2008年的吴晓波以这样一段文字作为《激荡三十年》的结束，这大概是对中国最好的总结，也是送给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