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牛文文 出处：文汇报 2007年5月
《商业的伦理》，是我的“观察家文集”的第二本。第一本是《领袖的资格》，2003年出的。这两本书，相隔3年，恰好也跨过了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两个方面：前面一本谈的是成长、竞争，是“术”，后一本是价值观、伦理，是“道”。在全球化的今天，“道”（“我是谁”）可能比“术”（“怎么办”）更重要。“商业伦理”实际上是讲企业家阶层的定位感，讲企业家的伦理感。企业家或者商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成熟的商业社会没有什么疑问，已经不是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始终没说清楚。
2005——2006年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会受到国内国外这么多的质疑和责难？在国内，大众和社会越来越习惯把企业家与富豪、原罪等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在国外，“走出去”的企业不论国有民营有的会被视作全球经济社会格局的“价格杀手”、“暴发户”。
人类历史上，企业家（资本家）和大众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是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后来欧洲社会保障体系的广泛建立，逐渐缓和了紧张局面，变成著名的社会资本主义。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韩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在欧美主流社会也遇到许多阻力和质疑，但却得到了本国国民的普遍尊敬和支持。但像中国企业这样，刚刚发展20多年，还处在“少年期”，就在国内国外同时遇到这样的成长环境，好像还没有过。公众很不平，觉得他们没有平等分享到20年发展的成果；企业家很委屈，觉得面对那么激烈的市场竞争活下来就不容易，创造的财富主要还是社会的。双方都有道理。但企业在一边，社会公众在另一边，这局面是割裂的。
企业家在任何社会下，都有自己的利益相关者，我把它归纳为“企业家的五伦”。实际上就是一个伦理关系，你要根据这五者之间的关系来定义自己。我们以一个企业的诞生来看这些关系、这些伦理端子：首先有一个人，有了个商业上的主意想要去实现它，这个人可能就是个企业家；你要想实现这个主意，可是很可能没有钱，你就要去找钱，找投资者。有了钱，有了主意，你就要去找更多人帮助你实现，于是就有了员工；然后人、钱和思想的结合，就生产了产品或服务，就有自己的消费者、客户以及供应者、竞争者；最后你不管从事任何商业，哪怕是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世界，你一定也是在地球的某一个地区开始的，你就会有一个商业的社区和政府。企业家、投资者、员工、客户以及政府，这就是“商业的五伦”。这五种关系，企业家在哪里？你如何处理与其他四者的关系？这就是最致命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做企业、做商业，最根本的问题从几千年前，到一百年前、到三十年前，到现在，一直没有讲清楚。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直没有说清楚的问题。
美国商业有美国式的价值观，每个商人做商业也是价值观迥异。股东、创业者、客户、商业关系等关系中间，美国商业是尊崇股东至上，日本差不多是财阀，他们的商业环境相对友善。而中国过去20多年来一直是顾客至上的穷人资本主义，或者温饱型的商业。为什么企业和公众对立到了这种程度？企业早期并不是这个形象。过去20年企业在中国从无到有，像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被奉若神明。企业打价格战消费者都拥护，那时的企业家是公众英雄，因为他提供最低价、最优质产品普及性的需求。所有企业不顾其他，只求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价格生产最通用的产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在这种价值观的驱动下，我们一些企业对其他伦理不太注重，不怎么强调股东、银行，一些企业家说资本是舅舅，重视不够。
不能否认，我们一些企业过去二十年是用挤压其他伦理压出来的成本空间造成低价，最后满足消费者。这种情况拓展到全球。我们为本土创造了基本温饱的产品之后，也为全世界消费者创造价格最低的产品。
但是，社会在进步。在满足了最初的温饱需求之后，公众对企业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个时候，公众可能不仅是以“消费者”的面目出现，他作为“员工”、“股民”、“社区居民”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意思开始苏醒过来。
就像柳传志所说，需要让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过去企业是孤胆英雄，现在企业是社会的企业。今天，如果企业欺诈了员工、欺诈了股民、欺诈了公众、污染了环境、税收少了，即使为国家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也不会赢得社会的谅解和尊敬，更难建立良好的国际商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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