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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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历史是个动力结构。
有春去就有秋来，有潮来也便有了潮往。地球它是圆的。
《桃花扇》里唱道：“江南江北事如麻，半倚刘家半阮家，三面和棋休打算，西南一子怕争差。”这里说的，其实就是个动力结构、均势道理，这一曲也就唱出了天下兴亡的契机。所谓借男女之情，写的其实是“兴亡之事”。不过《桃花扇》唱得好是唱得好，只可惜了作者乃是事后的诸葛亮。或许这便是康熙之所以欣赏孔尚任，但同时又不能不防着他的缘由所在。
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多少年之后，当陈寅恪瞩目于“西南”这“一子”，而将“中古史”编织进西北、西南和东北互动之“结构”中时，他也获得了超出书生和乡愿的战略洞见：说道天下大势，无非螳螂捕蝉，忌惮的其实乃是黄雀在后——唐朝极盛时之所以难以征服东北，不过是由于西南地区、主要是吐蕃的牵制使然。
此即他脍炙人口的中古史提纲之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200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强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籍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资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以致之，而吐蕃之强盛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非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及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之构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换句话说，如果从结构互动的角度看：“东北”的命运，其实一直拴在“西南”、“西北”的裤腰上。非但如此，陈氏观察中国历史，一谈“阶级统治关系”，二论“政治革命”，三尤着力于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三管齐下，这三板斧就砍出了中古历史一片新天地。特别是第三点，寥寥数语，即将吐蕃（西藏）、南昭（云南）、西域（新疆）、西北（甘陕晋）、蒙古各部与遥远之高丽（东北）一线穿起；将关陇之地与西南、西北、东北边疆置于一互动之结构中。而一旦获得这一结构视野，他便有能力将所谓“江南江北事如麻”这笔糊涂帐，逐一解破；进一步，更可谓发两千年历史运动之机窍；自汉唐至大清，天下兴亡多少事，动因尽在此“结构互动”之中矣。
从北周遗事到关陇府兵，自则天改制到安史之乱，历史乃是循环前进的。作为“从资产阶级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过渡的关键桥梁”（万绳楠语），陈寅恪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的，正包括这一结构互动的历史观。这其中洋溢着中华民族继往开来、从四分五裂走向辉煌之盛唐的高度自信和乐观。陈寅恪并非像余英时所说的，是将末世当“理想世界”的所谓“最后一个士大夫”、“文化保守主义者”。特别是：他对于国民党统治和旧中国社会的态度，更是与余英时等截然不同。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先生（吴祖光的父亲）在1949年大军进城时写下的大横幅：“秦皇汉武皆旧事，开天辟地毛泽东”，其实正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盼望天下清明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可惜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某种刻意的宣传拨弄，陈寅恪毕生的学术贡献，就只剩下了可怜见的“最后的20年”。他皓首穷经的学问，在某些人眼里，仿佛也统统不过是对共产党、新中国的托物牢骚而已——妖魔化陈寅恪，实以当今为最。所谓“大山临盆下了群耗子”，陈寅恪天上地下有知，将会跟这些谬托知己者没完，定然毫无疑问。
如果中国是一盘棋的话，那么自古以来，将关键一个筹码落在哪个“子”上，那就十分要紧。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于山穷水尽、江河日下之际，在东南和西北之间，痛苦地选择了西北，于海防与边防之间，不得不选择了筹边——1828年道光指挥平定了英国人支持的西北张格尔叛乱，1908年光绪拼尽了最后一口气妥善处理了西藏问题，——大势已去之际，孤注一掷，看起来这无论如何下的都像是一步死棋。也正是因此，更由于大清在东南沿海一败涂地，故至今还惹得中外无数事后诸葛亮们嘲骂聒噪不休。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着说话的自然都是不嫌腰疼的——在某些人眼里，仿佛连魏源的以“筹边”带动“筹海”、“引夷”入内陆决战、“志西南洋所以志西洋”的战略视野，也早已属于封建糟粕，不在所谓“海洋文明论者”话下了。
但是，一旦考虑到自18世纪中期以降，中国西边的远近邻居们——奥斯曼帝国、伊朗、印度一一如同多米诺骨牌，纷纷被英、法、俄分割解体，如果考虑到早于鸦片战争之前约半个世纪，中国之西大门就已经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洞开的危险，——假设再进一步，一旦考虑到咱们的西门所面向的，就是今天中国发展的命根子：石油资源，——那么你若还说清朝在山穷水尽之际将战略重点押在西南、西北，而不是东南沿海，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闭关自守，押宝押错了地方，那么就只能说明：你眼睛长期只顾盯着所谓“海洋文明”，小便宜赚尽，到头来吃大亏的没准还是自己。
众所周知，17世纪的中后期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换的时期。但是，与这一时期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发明了君主议会制度相比，意义更为深远、重大的政治制度创新，乃是在亚洲的腹地所发生的新的制度形式。而正是依据这些制度创新、新的制度形式，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帝国才得以奠定。这些新的制度形式主要包括：1691年，康熙为了调解喀尔喀蒙古各部纠纷而创立的民族协商制度——多伦会盟制度；1709年，康熙为了调解蒙藏纠纷而确立的中央仲裁机制——达赖、班禅与中央驻藏大臣共治西藏的“驻藏大臣制度”；随着削平地方军阀“三藩”势力而形成的西南地区的“土流并举”和“改土归流”制度等。
如果说1688年以降的英国“光荣革命”所创立的议会君主制度，其贡献是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形成了各社会阶层互动的制度形式，从而为所谓“现代性”奠定了基础，那么，17世纪中后期发生在亚洲中部的这些制度创新，则为在一个极其辽阔的区域中，多民族的、庞大的人口之间的和谐共处，奠定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政治制度。而这一制度形式，不仅仅是大清在19世纪的风声鹤唳中得以稳定西部版图的根本，而且，在今天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它更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深刻的政治资源。进一步说：对于当前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业而言，如果眼睛仅仅盯着17世纪后期以降西方现代性的政治遗产，而忽视同时发生在亚洲中部的伟大制度创新对今天的启示，那么，这样的历史视野，这样的“政治观”就将是单一的、狭隘的和片面的。
也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视野去看，中国的活力与动力，其实就来源于其内部不同地域结构之间的互动与和谐。而自古以来所谓“正统”，指的也无非是洞悉这一结构的互动与和谐之道，而并非一家一姓、一门一派的独占。因此，从“论十大关系”到东西部统筹、协调发展的构想，正因为体现了此种“天下观”，而方才合乎圣人道。
西村纺花东港撒网，北疆播种南国打场。长城内外是故乡。——此所谓：举天下之力，行万世之法，中华民族江山有思，圣者混一天下，然后为正统。
2
“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世界历史也是一个互动的结构。
正是按照这“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Gunder Frank等经济史学家方将全球经济体视为一个“多边多角”的结构。所谓“天时、地利”，也就是说某一国家、某一阵营在此历史进程中、在此结构运动中所处的“位置”，就决定了世界霸权的升降转移。而19世纪伊始，世界历史最关键的变化就是：中国和亚洲正是由于丧失了它在这一结构中的“地利”，才不断走向衰落，而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中，占尽了“地利”的英国，则因此走向世界霸权。
所谓19世纪以来之“地利”（英文叫做location）变迁，是指19世纪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形成。而1804年则是个确切的分界线。从那时候起，英国利用印度殖民地的产品，扭转了它在中英贸易中的长期劣势。从此，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多边三角贸易结构，源源不断地为英国的发展积累了资本。而随后，英国—北美殖民地—亚洲之间更大的三角贸易结构，则形成了一个现代世纪经济结构的主要框架（Frank 1991、Pomeranz1997）。正是这种结构的多边互动，在某一历史时刻会使得某个利益集团处于“顶尖”或者“角”的位置，这个位置意味着将收益集中于一角，而将代价扩散到整个体系——这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天时地利”。
19世纪的英国正好处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位置”（location）——而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的原因。当我们将英国的兴起置于这种结构运动中去观察的时候，所谓英国产业之超前乃至文化、国民性之优越，都将变得不值得一提。而说白了，中国之衰落，天时、地利之丧失其实也是根本，“人心瓦解”则是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才会有所谓“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洞彻和醒悟，——而这种境界的醒悟，我以为当然要比空谈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自由市场全球化”要高明一些。
当然还有一条也的确是个事实：19世纪的英国武装走私贸易集团，是以“武力”改写了全球政治—经济结构，而中国则是被人家的船坚炮利，从“地利”的地位给打了下来。既然打不过人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因为胳膊粗这一条当然也是个“硬道理”。
换句话说：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列强在欧洲内部分裂所导致的长期军阀混战中，终于锻炼出了一个法宝——船坚炮利，而中国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在蕞尔小国的穷兵黩武面前被打得满地找牙，仿佛在一霎那就盛极而衰，这一切也都不过说明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
欧洲正是以它内部的分崩离析、军阀混战为代价，才收获了富国强兵的进化论，方练就了胳膊粗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而中国则以它的维持内部大一统的长期和平发展，到头来反而陷入了屈辱挨打、四面楚歌的境地。
19世纪以降，科学民主自由市场，看起来中国仿佛样样都缺，但是说到底，在那个适者生存的虎狼世界里，她最缺的也不过就是枪杆子罢了。
而漫长的20世纪，中国绝大多数时间一穷二白，吃不上馒头穿不上裤子，20世纪的中国也仿佛什么都缺，但是我们却拥有了两弹一星。如果说区别，这才是根本的区别，这也才是导致18世纪以来的世界结构，在20世纪发生了大翻盘的硬道理。
说到底——正是20世纪的三场战争，最终扭转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抗日战争将日本皇军请回老家，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东北，越南战争逼迫美国从太平洋的那一端向中国伸出和平的手掌。20世纪100年，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人死不能复生。“翻盘”的代价举世无双。换来的那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而所谓“站起来”，就是指：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重新获得了她丧失了近200年的“天时与地利人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是指：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世界不得不与中国平等相处的同时，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与地位更非任何西方国家可比，而这些更吸引了有着共同传统价值的亚洲周边国家的眼球，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使得在19世纪解了体的“大中华”经济圈得以在21世纪重构。所谓“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其实也不过就是指这个互动的新结构的形成——或曰：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产生。
汉唐以降，中国逐渐完成内地与西南、西北之混同，而自宋至清，又历千年艰辛，方完成内地与东北混同之局面，故经历两千余年筚路蓝缕，方有中华之版图大定。而自鸦片战事骤起，东南沿海从此成为“新边疆”，故自《海国图志》之《筹海篇》以来，如何应对西洋资本帝国之挑战，则为近两百年来之战略新课题。
然而，这课题的关键却是：中国必须以“整体”而不是内部分裂的方式来加入世界秩序。因为近代以来，欧洲恰恰是以内部的分裂、“民族国家”群雄并起，才开始了它们的近代。于是，19世纪以来，中国人仿佛什么都必须向欧洲学，也仿佛什么都能够向西方学，但是只有内部解体分裂这一条，要学它那却是万万也不能够。这也就是为什么：两个世纪以来，救亡不但压倒了启蒙，而且救亡、维护中国的统一，实际上也应该、必须压倒一切。所谓发展当然是个硬道理。但是在这个道理之上，还有更硬的道理，那就是分裂与统一。不能以分裂为代价去换取发展，造成分裂还不仅仅是个“千古骂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发生某个地区性的、局部的“分裂”，它也绝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这个总体结构上分出一块那么“简单”，因为从结构互动的视野看，它意味着“天下”塌下一角，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结构整体的失衡，从而产生不可收拾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这就是当年康熙所看到的：如果听任噶尔丹分裂蒙古一小部，那么整个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会随之分裂。
两个世纪过去了，中国被证明是惟一一个没有通过内部分裂的方式，而是将原来的帝国版图带进了“现代”的国家。若没有这样的版图，如此庞大的人口被挤压在远为狭小的空间里，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灾难性局面，这恐怕是我们今天所不敢想象的。而今日的欧洲竭尽全力，却还没有完成它的“统一梦”，因此，所谓中国与“西方”这两百年的恩恩怨怨、成败得失、代价收益，那也就不是一句话、一种“硬道理”就能说得清的。
“何必如此斤斤两两，患得患失”。还是放开些视野为好。祖宗留下一句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的无非就是让我们彼此扶持，纵是千难万险，那也“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最终以统一的方式度过了18—20世纪这一劫，那就是由于中国不是哪一家、哪一姓、哪一个人的中国，中国是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是一家。如同年轻时听罗大佑的歌：“花开花又落，放了五千年。五千多年，一样寒暑，我们老祖先，经营到今天。太阳上山，太阳下山，天和地之间，我们永永远远。”慷慨悲凉，思之令人泪落。
而所谓“天地之间”（Uuder The Havean），也就是“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公的世界，便也是“易”的世界，或者说：是面向“天时、地利、人和”不懈运动的结构。此为前人所开拓之“天下观”之真知灼见，之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以全新的形式展开。这份珍贵历史遗产，尤为今天我辈须臾不敢忘记，亦不能忘记。
1935年10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诗人毛泽东曾经这样描绘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里面的中国：“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1962年，毛在修改《实践论》时曾经感慨：有人想留名，有人想留财，我这辈子，只要能给人民留下点文就很知足了。
“中国有哲学吗？”“有所谓中国现代思想史吗？”——这就是今天某些邯郸学步者的梦话。只是这些人从来也没去想一想，他们顶礼膜拜的福柯、德里达们究竟是谁的学生。没有《实践论》、《矛盾论》，哪来的“结构”、“后结构”，没有“三个世界的理论”何来沃勒斯坦、萨依德，没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何来卡尔·施米特的新政治观、新主权论。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贯千秋”——“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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