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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黎宏（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出处：法制日报 2006年9月

　　在我国，近年来关于刑事政策的研究的著述可谓多矣。但是，阅后掩卷，却总觉得有些欠缺和不足：一是有些研究对国外学说的介绍多于对国内理论的总结和发展；二是有些研究抽象的思辩分析多于对具体事实现象的解读。因此，总让人觉得其中的描述和分析距离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非常遥远。然而，近来研读了《中国刑事政策研究》(谢望原、卢建平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之后，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中国刑事政策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支持项目，体系庞大，内容涉猎甚广，泛75万余言。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刑事政策基本理论与国际趋势”，其中重点研究了西方刑事政策的基本理论与当代刑事政策的国际趋势，探讨了西方刑事政策所经历的理性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和人道主义阶段以及以社会防卫论为核心思想的当代西方刑事政策精髓，客观描述了西方刑事政策的两种模式———国家模式与社会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了刑事政策概念在我国的本土化以及以“点”、“线”、“面”与“体”构建中国刑事政策的问题。

　　二是“中国犯罪与刑事政策现状”，分析了我国犯罪现状以及主要犯罪原因，探讨了我国现阶段的犯罪规律，并根据国外有关犯罪分类的标准，尝试对我国的犯罪和犯罪人进行了科学分类；同时，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劳动教养等的利弊得失，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独到分析。

　　三是“因应犯罪的多元对策”，论证了控制犯罪的制刑对策、量刑对策、行刑对策以及刑事程序对策问题。在制刑对策上，提出并论证了基本制刑原则———民主原则、法制原则和人权原则，阐释了作为制刑方法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理论以及抗制犯罪的刑罚方法和非刑罚方法；在量刑对策上，探讨了量刑原则、量刑情节及其适用、量刑失衡及其修正措施；在行刑对策上，完整地阐释了小康社会与政治文明时代的刑事执行政策，提出了“刑事司法观念的变革”、“社会刑罚制度的健全完善”、“监狱设置合理化调整”、“监狱行刑制度创新”、“健全行刑体制与完善行刑立法”等合理建言；在刑事程序对策方面，说明了证据制度、侦查权、辩护权、死刑程序等的刑事政策价值，提出了吸收国际法中刑事程序内容、调整我国刑事程序的基本对策。提议切中时弊，极富实用价值。

　　四是“附编”，专门论述了“被害人保护问题”，并就我国迄今为止的刑事政策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还将我国至今为止的刑事政策研究文献以及国外具有价值的英语文献目录进行了列举，为其他研究者在做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方便。

　　从上述内容的介绍就能看出，本书在内容和体例上，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观点新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刑事政策是因应犯罪发生的原因，探讨其对策的学问。本书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基本立场。但是，在各个方面的论述上，却有其独特之处。如有关犯罪原因的分析，国外学者通常从和个人相关遗传、体形、性别、精神状况、年龄等生物学的因素，以及季节、时间、经济条件、农村与城市、大众传播媒体、教育程度家庭环境、婚姻、职业等社会学的因素方面来考察，中心是说明一个人如何成为罪犯的；相反地，本书则从数量、结构、人员、方式、地域、危害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犯罪的现状、特点，并从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出发，对和上述犯罪有关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即从整体的犯罪现象的角度来考察犯罪状况的起伏升降，在这一点上，应当说，拓宽了传统的刑事政策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正如该书绪论部分所说，将刑事政策的研究领域，从“点”拓展到了“面”。这一特点，在犯罪对策论的探讨上，也能体现出来。在通常的犯罪对策研究当中，通常以对具体犯罪人个人的教育改造即处遇为中心，因此，对犯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和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教育改造就成为研究的重点，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是，可能忽视犯罪本身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因此，从立法上考虑犯罪对策就必不可少。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本书在犯罪对策的问题上，首先考虑制刑即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刑罚化和非刑罚化的角度来考虑犯罪对策。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本书的独特之所在。

　　二是注重实证分析，具有较强说服力和可读性。迄今为止的刑事政策研究，给人总体上的感觉是，流于抽象分析者多，而长于实证研究者少。但是，这种倾向在本书当中，则几乎不存在。只要看看该书的犯罪原因分析部分，就会有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作为每种犯罪原因的说明和立论根据，该书均使用了大量的数据图表和实际案例，令人耳目一新。如在“现阶段罪种结构特征”的分析上，为了说明“暴力犯罪总量持续上升”的观点，作者列举了“多发性暴力犯罪的总数及其在全部犯罪中的比例”的图表，并对图表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之后，为了对其中的内容做更深入的剖析，作者又列举了“山东省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与刑事犯罪总数之比”的图表，让人觉得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在难以收集到具体犯罪数据的场合，就通过具体的案例来加以说明。如关于精神病人违法犯罪的情况，作者在列举了全国和部分省市的数据之后，还专门列举了个案的情况，对其加以说明。这种以事实说话的研究，不仅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而且，也加强了文章的可读性，让人有鲜活的感觉。

　　三是内容丰富，全面地展现了我国当今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成果。本书除了全面考察了国内外有关刑事政策的基本源流和现状之外，还结合我国当今刑事政策的特点，对目前司法实践当中广受关注的敏感话题，如“严打”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深入地探讨了“严打”政策存在的背景，分析了“严打”政策在科学性、法治化以及后果上的不足，得出了“严打”不是预防犯罪的最佳手段的结论。应当说，对“严打”的非议早已有之，但是，这样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全面地进行剖析，审慎地得出否定结论的做法，可能还不多见。另外，就目前正在酝酿的社区矫正问题、监狱设置合理化的问题，被害人保护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社会边缘人群的保护，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等，本书中都有专章讨论，并有很精辟的见解。

　　当然，金无足赤，本书编排体例上还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如在本书的“附编”当中，将“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综述”单设一章，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本书作为一种研究中国刑事政策的专著，其中相关问题的论述，自然对本国现有研究成果的综合和概括，换言之，现有的研究成果应当是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总结而成的。事实上，前面相关章节的论述，也体现可了这一点。既然如此，是否有必要将现有的观点综述，专门作为一章列出，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另外，在第二编当中，将“中国犯罪与刑事政策现状”并列，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刑事政策现状”可以放在犯罪对策论中叙述。但瑕不掩瑜，这些体例上的不足，对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并没有多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