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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嘉昕  
出处：博览群书 2005年第3期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史上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齐名的里程碑性质的著作。深刻影响二十世纪西方左派哲学思想发展的大多数重大主题，大多能够在这里找到某种源流。就像另外两部巨著一样，《历史与阶级意识》也是历史的产物。虽然在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候，卢卡奇不过三十七八岁，但他在思想上经历的东西却太多太多：从新康德主义到新黑格尔主义，他差不多经历了上一个世纪之交德国哲学主流发展的全程。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卢卡奇这一早期思想发展历程所知甚少。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对整个卢卡奇思想发展史的理解：面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那八篇并不特别艰涩的论文，我们很容易形成自己的理解，并按照晚期卢卡奇提供的自我批判思路，居高临下地形成对它的批判，然而，当我们自得地完成这些后，却尴尬地发现我们再也不能将《历史与阶级意识》还原到那段大师云集、巨著迭出的历史中去了。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我们的困境是由不了解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发展历程引起的，那么，正确的解决之道就是回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的卢卡奇那里去。《卢卡奇早期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编译的。《文选》收录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小说理论》的全文，被戈德曼称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先声的《心灵与形式》一书的部分内容，以及卢卡奇1915年间的六封书信，主要展现了卢卡奇从“精神科学”运动向黑格尔哲学转变的思想历程，反映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些核心问题(总体性、物化等)的“史前史”形态。

　　甫一看到这本书的目录，每一位对卢卡奇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奇怪译者的安排：《小说理论》这部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的作品，包括1962年卢卡奇自己写的序言在内，得到了完整的翻译；而更早完成的由十篇文章组成的《心灵与形式》却仅仅翻译了与前者相关的三篇文章；最后选译的六封书信也都是与《小说理论》的写作密切相关的。显然，《文选》的编选是围绕《小说理论》进行的。这种编选充分表明编译者对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发展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小说理论》是卢卡奇在从新康德主义者转变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最终产物，它是卢卡奇前期思想发展的终点，又是卢卡奇后期思想发展的起点。相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来说，《小说理论》显然比主要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心灵与形式》重要多了。

　　作为卢卡奇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思想提出新理解的尝试，《历史与阶级意识》受到了黑格尔思想方法的深刻影响。这主要是体现在对辩证法的研究上(具体体现在对总体性、历史、阶级意识等概念的阐述上)。但就像卢卡奇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也不是一个天生的黑格尔主义者。同十九世纪后半叶出生的大部分哲学探寻者一样，卢卡奇最先接受的是新康德主义的精神科学，受到的是韦伯、齐美尔、狄尔泰等人的影响，可是随着理论研究和现实的发展，卢卡奇却从被当作死狗踢开的黑格尔哲学那里找到了自己理论上新的生长点。

　　这种理论上的探索在《小说理论》中已经初见端倪，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不断出现的总体性概念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在作者评论小说时已经屡见不鲜。在《小说理论》第一部分，卢卡奇从文化入手引出了对于艺术形式的历史性分析，在第二节《形式的历史哲学问题》中，作者提出不同的艺术形式应该因为不同的历史哲学问题而有所不同；接下来对作为艺术形式的史诗、戏剧、小说，也是按照历史的方法来进行深入分析的，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不同时期的生活凸现出不同的历史哲学问题，相应的艺术类型——史诗、戏剧、小说也就应运而生；在第二部分《对小说形式所作的类型学尝试》中，无论是对“理性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及“教育小说”的研究，还是对托尔斯泰的分析，都体现了历史分析的方法，简言之，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小说类型。但是在对不同的艺术形式、小说类型按照历史的方法进行的分析中，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这就是总体性概念。只有从对于世界总体性的把握出发，不同的类型才得以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都服务于艺术家把握世界总体性的目的。在古希腊史诗中可以直接发现世界的总体性，因为希腊人本身就生活在总体性的世界之中；而小说却必须通过赋形、反讽的方式去发现那个总体世界，因为世界的总体性已经被深深遮蔽了。在这个遮蔽了总体性的世界中，谁将把我们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小说理论》隐含的回答就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总体世界的艺术家，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帮助我们趋向一个新的世界。这个寻找新世界的旅途是一个我们的心灵主动去发现的过程，这会令很多读者联想到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阐述。

　　虽然在《小说理论》中可以发现很多黑格尔式的思维和术语，但是正如卢卡奇自己承认的，当时“对于所谓‘精神科学’方法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态度来自于他在青年时代阅读狄尔泰、西美尔、韦伯的著作时所留下的种种印象。也就是说，作者虽然已经成为黑格尔主义者了，但却并不是一位绝对或者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这种“精神科学”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抽象的综合方法，而对这种方法的否定恰恰是黑格尔的一项重要遗产。在对小说类型的分析中，这种方法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卢卡奇根据对于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设定了不同的小说类型并进行分类，而对其他形式的小说漠不关心；虽然小说类型的分类与世界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不同的小说类型、艺术形式内部我们却看不到内在的历史性联系：虽然史诗、戏剧、小说，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及对两者综合的尝试都表现为与历史相关的三个阶段，但是在不同阶段之间缺乏历史性的联系，这种不同阶段间的过渡完全不同于《精神现象学》中各种意识现象的历史性发展，前者更多是根据类型分析的需要而排列在一起的，在这里C．H．R．帕金森甚至直接发现了狄尔泰的影子。

　　所以，正如卢卡奇在后来的序言中所说：如果有人读《小说理论》是为了更熟悉地把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前史，那么，用批判的方式阅读它，将能够获益匪浅。《文选》虽然并不能将处在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卢卡奇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对于理解青年卢卡奇所处的历史环境、早期思想及其历史效应本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文选》的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将会以一个更加丰满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文：张亮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4月

卢卡奇在中国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就像早春的沙尘暴一样突然杀入刚刚复萌的中国理论界，在它的最光亮处，人们发现了一个原本就不陌生的名字：格奥尔格·卢卡奇。
    自３０年代中期被当时上海的左派文化界引入以来，在中国理论界眼中，卢卡奇主要是一个文学史家和哲学史家。他论欧洲近现代文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在５０、６０年代被人传诵一时。现在看来，当时呈现在国内学界眼中的卢卡奇在政治上的确是“修正主义”的，可在理论上他却一点也不“修”，甚至很“左”。因为我们那时候能看到的都是卢卡奇１９３３年二次流亡苏联以后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手执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根大棒，将西欧近代以来象样子的作家和哲学家都狠狠修理了一顿，并为此遭到来自西欧学界他那些前理论合作者和追随者的严厉批评。他早年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布洛赫甚至不无刻薄地说：这些玩意只能让１２岁的小孩子去读。
    如今，在卢卡奇第二次登临中国学界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一切似乎都变了：手执理论杀威棒的卢卡奇竟然还写过《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样让人备感振奋的堂皇大作，并因此而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与现象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并驾齐驱的２０世纪西方哲学主潮！就这样，在惊诧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卢卡奇及其《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始以一种极迅猛的方式影响国内理论界。反对的声音自然是有的，而且还很强大。１９８４年，《红旗》就曾专门发表署名文章，沿袭前苏联学界的官方观点对卢卡奇进行定性：《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成熟时的表现，因而必须加以批判，学习和借鉴卢卡奇就要研究他后来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可事与愿违的是，解放了的思想界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状态了，卢卡奇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思想启蒙地位。作为妥协，有聪明的学者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取了一个学术化的新名字：青年卢卡奇。用不着联想到马克思，人们也知道，所谓青年就是不够成熟但非常重要的意思罢了。卢卡奇研究就此成为中国学界的一门“显学”。
    在审视国内卢卡奇研究现状的时候，我很早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国内学界对卢卡奇的研究都是从其青年时代即１９２３年前后开始，而此前的卢卡奇则不在学者的视野之内。考虑到１８８５年出生的卢卡奇在其“青年时代”开始的时候已经３８岁了，我因此不得不问：此前的卢卡奇都干啥去了，他这么长的一个人生阶段难道是一段可以忽略的空白吗？在一些饱学之士看来，我的这个问题颇为“幼稚”，因为卢卡奇在其晚年自传中早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那是一个充满唯心主义错误的、不值得关注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可我偏偏是一个爱较真的人。在翻完当年手头能够找到的八、九种英文研究著作之后，我发现了一个让自己很吃惊的真相：在晚年卢卡奇以为自己已经成熟、并且开始发现真理的地方，他播下的是龙种，收获上来的却是跳蚤；真正为２０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资源的倒是被其晚年自传遮蔽起来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及其之前的卢卡奇！于是，我下定决心，为国内理论界去寻找卢卡奇失落了的真正的青年时代，而由我和吴勇立博士一起编译的《卢卡奇早期文选》一书则可以算是这一工作的一个具体成果吧。

青年卢卡奇的意义

    《卢卡奇早期文选》的正文由《小说理论》、《心灵与形式（选译）》和《书信（选译）》三个部分组成，《小说理论》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主体与核心。在编译的时候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小说理论》是卢卡奇青年时代最重要、对同时代人影响也最大的一本书，对于它的价值，即使是进行过了严厉的自我批判的晚年卢卡奇也自得地承认：该书是１９１０年代德国哲学界的一本重要著作，它对包括布洛赫、本雅明、阿多诺等在内的当代德国哲学家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因此，译介卢卡奇青年时代的哲学思想自然应当首先选择《小说理论》。但在翻译《小说理论》和阅读国内学界相关著述的过程中我随后就发现：如果对卢卡奇同时期思想发展的基本状况缺乏了解的话，想真正理解《小说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我特意从《心灵与形式》、卢卡奇与保罗·恩斯特和马克斯·韦伯的通信中选译了一些能够体现卢卡奇当时基本理论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内容与《小说理论》一并付印，希望能够借此为国内读者了解、研究青年卢卡奇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初步的读本。
    “论说文的本质和形式”是《心灵与形式》中具有序言性质的第一篇，通过它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由狄尔泰所开启的“精神科学运动”对青年卢卡奇的深刻思想影响。在卢卡奇看来，文学作品是“心灵”或者说历史本体得以显现的一种形式，在当时那种“绝对罪恶”的时代里，它甚至是最好的一种形式，而文学批评也就因此在本质上成为一种历史哲学研究，作为文学题材的论说文也就随之成为一种关于历史本体的“判断”。关于克尔凯郭尔和诺瓦利斯的两篇“论说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青年卢卡奇的自画像，它们共同向读者表明：青年卢卡奇原本是期望以一种纯粹理论的姿态介入时代的精神生活、探索“心灵”的各种“形式”的，但１９１５年间与保罗·恩斯特和马克斯·韦伯的几封通信则表明：在俄国革命党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下，卢卡奇已经具有了明确的行动意向，他试图通过文学批评展示自己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立场，并为旧世界的毁灭与新世界的降临提供必要的理论证明，而《小说理论》就是他上述努力的主要成果。
    《小说理论》在结构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文学形式的历史及其哲学问题。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其中关于史诗、悲剧、散文和小说的论述已经不再能作为学术观点被接受了，但它的理论光芒却是历久弥新的。因为正是在这里，卢卡奇以总体性理论为基石，对文学形式的历史发展的内在基础、小说的本质及其历史哲学意义、文学批评在“绝对罪恶”时代的救赎功能等一系列深刻影响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揭橥。第二部分是卢卡奇在韦伯的宗教类型学研究的影响下对小说进行类型学分析的一种尝试，尽管在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分析上卢卡奇确实有削足适履的问题，但其类型学本身却是充满启示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在缺乏相应文学创作实践的前提下，卢卡奇以一种及其惊人的方式对“时间意识”的主观性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功能问题进行了天才地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