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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元明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3月

    目前，国内图书市场纷然杂呈，旗帜翻飞，“你方唱罢我登场”，热点四起而又风光不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社会转型期世情的复杂多变和书界的被动无奈。然而，在此总态势下也有特例，即传统的经典之作和原创的精彩品种始终广受青睐，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近现代学术文化而言，一批功深艺湛、戛戛独造的学界大家的佳作名篇则蔚为主角，而其中又以大陆以外的学者风头最劲。这样，钱穆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杰出学者，自然成为代表人物而为出版界和学术界所追踪、推崇。
    钱穆（１８９５－－１９９０），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１９１２ 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１９４９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名闻遐迩，严耕望、余英时等学界名流皆是其高足。１９６７年起定居台湾，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著书立说，勤耕不辍，直至归于道山。钱穆为学，兼涉四部，博大精深，著述数十种，享誉海内外。有关经部者，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有关史部者，有《秦汉史》、《国史大纲》、《史记地名考》；有关子部者，有《孔子传》、《论语新解》、《庄子纂笺》、《庄老通辨》、《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关集部者，有《理学六家诗钞》等。另有数百篇学术论文。后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册，可谓洋洋大观。钱穆的主要专著近年来陆续重印，反响极佳。然他还有一套出版多年、风靡海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卷），大陆难得一见（即便大的图书馆亦然）。引进而推广之，以惠泽学人，无疑十分必要而有意义。安徽教育出版社适时而动，精心推出这套学博识湛、壁立千仞的学术思想系列论著，为人文书苑移植“老树新花”，以期长盛不衰。
    该丛书囊括了钱穆这位一代宗师七十年来论述中国历代学术思想的所有单篇论文。分三编，上编自上古迄先秦，中编自秦汉迄唐五代，下编自宋迄近代。探源溯流，阐幽发微，颇多学术创辟，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各卷容量并不相当，盖缘于时代分别的需要，然先后的论文若以思想之通透、考论之精妙而衡量，则一以贯之，大致不爽。如卷一收论文七篇，既有中国古代山居考、北方农作物考等华夏先民基本境遇之扎实考索，又有《诗经》意蕴、《西周书》文体、《易经》旨趣，以及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等深入探究，细致入微，切中肯繁，既梳理思想流衍，又考辨学术真伪，颇有历久弥新之致。卷二收论文二十篇，上起孔子，下迄秦代，于儒、道、墨、名四家思想内容之异同出入、年代之先后递变，均有精确分析、详密考订。对于古今聚讼之问题，一一以独特之见解，予以圆通之论定，尤其如《易传》与《小戴礼记》诸篇之融会儒道，《大学》、《中庸》两篇中所未经阐发之新义，《墨辨》诸篇与惠施、公孙龙之间之派别分歧，莫不深入浅出，独辟蹊径。并于哲学思想以外，引申及于社会史和文学史，分别读之，各树一义；会合而观，则先秦百家汇成一体，诚为治该时代学术思想者不可不读之书。卷三上起两汉，下迄南北朝，凡得论文十二篇。其内容之丰富，堪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庄老通辨》、《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名著》等专著相参证。尤重要者，一在论本时代之文学，以建安新文学为其转折点，溯源穷流而以《昭明文选》为其主要之题材；一在论东汉以下之门第，举凡当时门第在政治社会、学术思想、诗文艺术以及有关中国文化传统之种种关系上，莫不有所阐述，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其他如根据《陆贾新语》推求秦汉之际之学术，根据稀见材料编为《葛洪年谱》，以揭破神仙家言之传说等，皆随篇陈义，语不虚发，新见络绎。卷四为专关隋唐之部，收论文十六篇。应该说，中国全部学术思想史，隋唐为其蜂腰阶段。两汉后，儒学衰微，老庄代兴，而佛学东来，递与日盛。迄于隋唐，幸有天台、禅、华严之佛学中国化，而禅之一宗，更为特出。讨论王通、韩愈之部共得四篇，其他四分之三，全属禅宗部分，主要尤在剖辨六祖慧能与神会之异同，其次乃属禅宗与此下理学之关系。全书以考据方法来陈述思想，即是以历史演变来阐发思想史承先启后之关键所在。语必有证，不尚空论，而义皆凸出，读此一编，乃可上溯魏晋、下究宋明，了解整个中国学术思想转变之大关捩处。卷五收文十四篇，全属两宋。北宋诸儒，其议论、识见、精神、意气，有跨汉唐而上追先秦之概。本卷对有宋一代之学术源流、纷争激荡，深入抉发，详加考辨，多有卓识创见。如于释氏中剔出契嵩《镡津》一集，见其夏莲秋菊品质之异，有随之气候、水土而不爽如是者。而举濂溪、康节，南北相提并论，尤可探学风转移之消息。于二程异同、程朱与孔子异同、儒释异同等，阐发尤精细，衡论尤持平。治两宋学者，于此书甚勿易视。卷六专关宋代以后之学术，含有元一代，以迄明初。其黄东发、王深宁、吴草庐三家学述，叙朱学之流衍，可见元初学术思想之大概。《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正续篇，举诸家诗文，以证明初诸臣或心存鞑庭，或意蔑新朝，怯于进而勇于退，殊未见其揭扬夷夏之辨以为民族革命之号召。作者由文论史，抉隐发微，道前贤所未尝道，为治中国史者所不可不知。其他如金元道教考，述当时道教之新趋，以明古今之变。《理学与艺术》一文，则发明学术思想与艺术之相互关系，专举绘画一事，元代四大家亦在其内，故附此书，可为研治中国艺术史者启一新途。卷七收文十七篇，以讨论有明一代之理学思想为主，尤以阳明一派为中心。特于王龙溪、罗念庵两人平日交往言论异同详加阐申，以见浙中江右王门之歧趋所在。公安三袁论学一篇，从其学术思想之基本处发论，则其文学上成就之利弊得失、高下深浅，亦可言外得之矣。蕺山一案，所收材料，多为梨洲遗弃不录者，从此可深窥梨洲所为学案之偏失处。编末附《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详论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人。宋尤庵以前皆在明代，惟韩南塘已及清初，可见宋明理学成就影响远及韩国以至日本之一斑。卷八为最后一编，皆属有清一代。惟作者于五十年前早有《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此册各稿，皆在其后。前书所重偏在学术，以乾嘉经学为中心；此书所重偏在思想，极多为前书所未及者。最后康长素、章太炎所取材料，多涉及民国时代，有意考论民国以来七十年之学术思想者，究源溯本，此两人更为不可忽视。而中国四千年来学术思想传统演变之所及，则此书实为其殿。承先启后，其利弊得失之所在，诚为有志于此者所当研玩也。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特别强调治学须“通”和“专”。钱穆则恰好表现出不断从专到通、由通返专，复由专再上下贯通的循环过程。他总结自己一生治学，也说：“要之，从文化大体系言，余则以和合与分别来作中西之比较。从学术思想方面言，余则以通与专两字来作衡论。”他是自文兼史，再由史而哲，治学领域愈拓愈广；文学家的创发、史学家的笃实及哲学家的精微，他都兼而有之。因此国际知名学者杨联升赞誉其治中国学术思想史，确乎是“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其高足严耕望在《钱穆传》最后，更是俨然综述道：“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只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着，拘守成规，此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于同辈中年齿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之落幕。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后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 这套内容广博渊深、思想湛然通达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作者精心结撰长达半个多世纪，生前又亲手董理付梓，珍爱有加，因之堪称书界之隽品、学人之清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