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7月
○庞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我们可能在某一领域有一隅之见，但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理解就相当糟糕。今后会是怎么样，就更值得堪忧。
《高亨著作集林》的出版，对以后学习国学的人将有很大的帮助。这使我想起自己当初一本一本地收集高亨先生著作的痛苦。现在我家里还有版本不一的高亨先生的著作，有的纸质还非常差。以后学生就不存在这样的困难，《高亨著作集林》的出版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国学人才。毛主席都没办法给高亨先生下定义，见了高亨先生问他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史学的；既文学又史学，那是哲学。到我这个年纪就非常糟糕了，一知半解，大部分的东西根本不懂。我也是山大的，高先生也是山大的，但我在山大时国学搞得很少。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到了北京，高先生住在和平里，我经常去请教。记得有一次高先生问我住什么地方，我说住在古楼西大街。他说，我住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高四巷，当年我出的对联，到现在没有人对，你能不能对出来？我说：什么对联？他说“高晋生高卧高四巷”。这个联很好，但我到现在对不出来，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知识储备、敏感度。我们可能在某一领域有一隅之见，但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理解就相当糟糕。今后会是怎么样，就更值得堪忧。中国语文、中国文学的教育到高中时就结束了，英语的学习到博士的时候还要再学。今后这样的人才势必更少，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专家。这个专家不是学者，不是文人。我们的文人、学者、专家的顺序好像越到专家越高，实际上我觉得文人、学者、专家，越到专家知识就越少。这是很悲哀的事。我经常想到“高四巷”这个联，但到现在我也对不出来。
○李学勤（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我们所要继承发扬的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学术，所以我们特别有必要研究二十世纪的学术史。
我也是山东大学出来的，我今年还在山东大学考古系带研究生。我也见过高亨先生，高先生晚年时我有机会拜见几次。有一次我见高先生，他正在回答问题。这几个人的问题都是字该怎么解。高先生拿了一本书，告诉人家这是前韵，那是顶韵，这有几条，所以应该是这样。每一个回答都用不了二三分钟。高先生对古书的谙熟程度不是我们能比的。
高晋生先生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这点是不可否认的。关于二十世纪学术史的研究，我认为这是当前学术界的大事。这部书的出版应该说是在二十世纪学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从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开始，由于各方面的历史条件，各个学科的人士对于二十世纪学术的发展特别重视，出了大量的书，大家可以看到，包括各式各样的选集、全集，日记、书信、年谱等等。当然这些书的情况有所不同，可以说是有粗有细，有优有劣。总的来说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二十世纪学术史的研究特别重视。
在上个世纪，梁先生在清华、南开讲近三百年的学术史，包括钱先生也出学术史，都成了经典性名著。清代学术，是他们直接继承的对象。那个时候迫切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清代学术有何优劣；特别是在中西文化冲撞的情况下，它们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大事。所以直至五四前后，这都是一个显学。那时候讲的清代问题，今天离我们就比较遥远，不那么亲切。而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我们所要继承发扬的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学术，所以我们特别有必要研究二十世纪的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界有什么发展，里面碰到什么问题，有什么结果，这些问题的研究很能指导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高亨先生的这套著作，我首先看高亨先生经历怎样的学术过程、怎样的背景。在二十世纪风雨中那么多的变化，那么多的事件里，他是怎么研究的，这对我们学术界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仅仅是要读他的书，了解业务和知识，而且要看一个人在二十世纪里是怎样的。
○董治安（山东大学教授 《高亨著作集林》主编）：
煌煌十卷、堪称精美的《高亨著作集林》隆重出版，可以说圆了我一个多年的梦。
时光过得真快，转瞬间高亨先生去世已１９年。还是在先生去世不久，我就萌生为其整理遗集的愿望，也做了些资料准备，但由于种种原因，工作进展迟缓。２００１年，先是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马庆洲博士、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承略博士提出整理高亨先生遗著的建议，继而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立项，邀我主持“集林”编务，又约请山东大学几位年轻学者共襄此事。如今，煌煌十卷、堪称精美的《高亨著作集林》隆重出版，可以说圆了我一个多年的梦。
“集林”汇收专书十六种，又新辑散见论文十七篇为一种，共十七种，三百四十余万字，高亨先生所有出版过的主要著作（除《古字通假会典》以外）和可知发表过的全部论文，大体已尽集于此。应当指出的是，新编“集林”在注意汇编高先生许多传世名作的同时，还力求对先生一部分流传未广、此前少为人知的论著能够有所补辑。例如，第六卷所收《庄子今笺》，原是高先生笺注《庄子》的一份讲义，写于１９３２年（或稍前），１９３５年曾少量付印，藏版旋毁于战火。此次“集林”收载的是１９７１年日本中文出版社刊行的一个影印本，估计是高先生生前自己也没有见过的一个本子。又比如第十卷《编外论文辑存》所收《古韵鱼部原读考》，是一篇讨论古韵鱼部读法的文字，原载１９３５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刊》，历来未见于一般书目，也未听高先生本人提及；而另一篇《〈先秦汉魏易例述评〉叙》，这是高先生１９４２年写给屈万里先生切磋学术的一份手稿，（原稿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图书馆的书从未彻底清理过。）迄今没有正式发表过。所以，“集林”的出版，应该说是高先生学术成就之第一次相当全面的展现。为了有助于对高先生学术活动的整体了解，我们附收《高亨先生传略》一文，并约请山东大学文学院王培元教授撰写《高亨先生生平学术年表》。
在“集林”的编纂过程中，我们有意坚持了几点：首先是重视所收书版本的选择，注意选用较好的底本，即相对出版较晚、内容比较完善的本子，或者经过作者、出版社修订过的新本。其次，我们注意尽量保存原印本所附有的有关学术资料，举凡“序言”、“述例”、“说明”、“附录”等，一般不做删动，并酌予编录一些先生的批文、按语，同时为各书写了“本册说明”，统供参考。第三，我们对排印稿文字的校勘，始终持慎重、认真的态度，以王承略、刘心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刘保贞（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几位博士为首的工作组，悉心规范体例，纠谬正讹，甚至更正了一些原单行本排印中久已存在的错误。凡此，都使我们有理由断言：与以前单行各册相比，“集林”的版本价值确乎是后来居上。
我个人觉得稍有遗憾的一点，是《古字通假会典》一书未能收入到“集林”，“会典”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基于当时的条件，所做资料编纂与文字核校都有未能尽如人意的之处；但此书卷帙浩繁，稀见字、异体字又特多，校理与制版都不无实际困难。出版社建议置此书于“集林”之外，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由此使“会典”失去一次通盘整理和全面校订的难得机会。
另外，高先生还有少量未曾发表过的手稿，主要有《老子哲学》、《庄子哲学杂论》、《尚书（周书部分）今笺》、《先秦文学史（讲稿）》，前三种可能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一种写于五十年代中后期。这批旧稿质量不一，但总的看来距离出版要求还相去较远，是以未能收入“集林”。怎样处理为好，也是需要别做研究的。
○葛兆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现在大而化之的、比较宏观的、在媒体上能引起比较大轰动的东西可能很吸引学生，不过那个东西最好是不要学或者说以后再学。
他们年纪比较大，都见过高亨先生，我是没有见，所以只能讲讲感想。高亨先生是当年清华研究院的学生。我想起一点点小事。当年最早在研究院带学生的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可是当年的学生里，跟随梁先生的最多，跟随王先生以及后来的陈（寅恪）先生不多，跟随赵（元任）先生的则更少。我看高先生的书里也经常讲到梁先生怎么说。我想这里有一点微小的差别。虽然当时研究院七十多个学生中大多数是非常爱戴、跟随梁先生的，但后来研究院的大部分学生做学问的风格是比较偏向王国维先生的路数。这是为什么呢？梁先生跟其他的老师不太一样，他跟学生关系非常亲密，而且经常要带学生出去到北海逛一逛。梁先生的学问是很容易吸引人的，因为海阔天空，学问广博，包括学术掌故、学术史、佛教，什么都讲。但为什么后来学生比较多地偏向于做基础研究？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有的老师对学生来说是不可学的，你可以受熏陶和影响，但不能具体地跟随他亦步亦趋地做，因为画虎不成反类犬，会出毛病。但具体的文献研究可以扎实地做出一些东西。我猜测，也许他们真正做的时候一定是要做最扎实的。
我们现在的教育应该怎样？前两天我参加过一些会，大家在讨论国学教育。比如人大办国学院，也包括其他一些学校想办文史哲综合班，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自己感觉到，现在大而化之的、比较宏观的、在媒体上能引起比较大轰动的东西可能很吸引学生，不过那个东西最好是不要学或者说以后再学。还是先学入门功夫。其实，高亨先生学问是很大的，但是你看他做的时候，一是把自己的范围很清楚地限制在先秦，最多到两汉。其基本入手的工夫就是文献学、文字学和音韵学。所以我一直坚持现在的学生学学。为什么研究院当时七十多个学生大多数都能成器而不是像现在的花拳绣腿？我想这跟高亨以及高亨先生背后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学生走的路有关，是我们现在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应该学习的东西。
我讲这个有点要捍卫自己专业的意味。古文献专业现在不太景气，但事实上大家看到这套书就是标准的古文献做法。我觉得如果有了这套东西以后，很多东西都能做好。文史哲三科教育最好的东西是两套，一是中国的古文献学，一是外文的文献和外语。这两个工夫做好了，爱学什么就学什么。可是我们的古文献现在受人家歧视得很厉害，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老要讲这个话题。古文献的基础有点像马拉松赛跑。现在大家都去学百米赛，百米赛跑一阵就算了，马拉松是时间越长，给你的结果可能越好。
另外我这个人可能有点窥探欲，特别想看高亨先生的日记、书信。李学勤先生也特别提倡学术史，学术史不仅仅是学术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西。我现在特别愿意看二十世纪学者的书信、日记，希望以后能单独出一个高亨先生的书信、日记集，让我们既看其书又知其人。
○高 彦（高亨之子）
我父亲曾跟我说：我跟你说个笑话，我在小房子里住着的时候三年没有叠被子。早上起来洗漱上学，读完书回来就钻被窝。
我是高亨先生的小儿子，对《高亨著作集林》能在我父亲母校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表示非常高兴。我父亲泉下有知也会很欣慰。《高亨著作集林》出版，从收集、整理到校订、编辑，董治安先生及其他工作人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可以说是创造性劳动。我父亲到现在如果还活着就有１０５岁，比我大整整五十岁，我懂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我看父亲的工作、学习感触非常多。我父亲曾跟我说：我跟你说个笑话，我在小房子里住着的时候三年没有叠被子。早上起来洗漱上学，读完书回来就钻被窝。三年没有叠被子，这种学习刻苦的精神是我们子女无法达到的。１９６２年左右，我当时十一二岁，当时山东大学正在修建新校，文科先搬到新校，我们家住在老校，父亲去上课要走很远的路。那年夏天雷雨比较多，有一天早晨起来就开始下大雨，我母亲跟父亲说今天雨那么大，路远，你干脆跟学校请个假不去了。我父亲说那怎么行，就匆匆忙忙地去新学校上课，连伞都没带。到中午时我妈妈让人去给爸爸送伞，我当时小，也调皮，就去了。从老校到新校按现在的算法有五六里地。到了新校南边大操场的道上，那时候那里还很荒凉，水已经齐到我胸高，还是我父亲拉着我走过来。没过多久，虽然山东大学新校宿舍还没完全盖好，我父亲就第一批搬到新校区。他说为了能够及时上课、及时教学。我父亲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说对他的学生一直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用心负责。但是对家里的孩子可能不像一些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那样用心地培养，我父亲对我们基本是不管的，顶多考完试问考得怎么样，告诉他考了多少分，他一般说“还凑合吧”。我父亲在一生中确实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学和著作中，对家人以及本人都要求得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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