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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焦雨虹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5年11月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长的影子”，在诸多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他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一个月，于福建汀州狱中写了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

    由陈铁健导读、选编的瞿秋白作品集《多余的话》，为我们研究瞿秋白、进而回顾20世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心路历程，保存了珍贵的原创史料，展现了选编者深刻的洞见和幽邃的视角。该书选编了瞿秋白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多余的话》、《心的声音》、《饿乡纪程》、《赤都新史》、《暴风雨之前》、《狱中诗词》等篇章，它们充分体现了瞿秋白“书生革命者”独特的文化气质和个性追求。

    回观瞿秋白的道路，研读其著作，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是瞿秋白自己认可的身份，也是他骨子里散发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格的体现。身处巨变时代，革命是瞿秋白奋斗的目标，也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革命大抵都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开风气之先，首先在思想文化转变、重建过程中倡导、鼓吹和实践革命的理想。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和任务：面对现实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必须承担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任务，而知识分子天生就具有的内省、反叛精神，却时刻促使他们观照自身的灵魂，关注心灵的苦闷、彷徨、追求。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写通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完美的英雄，坚定的革命者。还有一种就是更多关注个人独立的精神空间，充满矛盾、犹疑和挣扎，在这里知识分子是追求与彷徨的混合体。鲁迅、茅盾、巴金等都书写了这一类知识分子。而瞿秋白，正是以自己的言和行为这个传统作出了个性化的注解。

    丁玲的小说《韦护》以瞿秋白为写作原型，它栩栩如生刻画了其性格和气质。而“韦护”一名本身就暗藏玄机，是瞿秋白文化性格复杂性的一个侧面体现。据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中所说，韦护是“屈维它”的谐音，“屈维它”是瞿秋白在《新青年》、《前锋》等杂志发表文章时所用过的笔名。韦护，就是佛教中韦陀菩萨的名字。瞿秋白以最是嫉恶如仇的韦陀命名，是希望自己能够奋生入世，拯救天下。佛学对瞿秋白文化性格的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佛教所宣扬的以普度众生脱离苦海为善行的教义，很容易引起具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的瞿秋白的共鸣。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他革命者的抱负、胸襟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气质和境界。就是这种境界，使他面临人生的种种坎坷，直至死亡时都能从容不迫，平静如水。他在狱中所写的几首词《浣溪沙》、《卜算子》、《偶成》等就具有浓郁的悲凉情愫，颇具佛家淡定、寂灭的意蕴，这些低徊婉转、悱恻凄怆的诗文隔着悠悠时空印证了瞿秋白至真至淳的性情，坦荡无私、光明磊落的胸襟。同时，也道出了生命中禀性与理智、意愿与责任这些二元抉择中的两难情境。

    当然，佛学并不能真正调和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矛盾，比如个人与社会，个性与党性等，所以，在为信仰奋斗的过程中，瞿秋白无法排遣作为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孤独，也无法完成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形象转换。瞿秋白一直承认自己“生来就是一个浪漫派”，有着对精神自由本能的追求。幼时良好的传统教育培养了瞿秋白的文人情趣、文人气质，他不仅工于诗词书画，而且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某些生活方式和趣味：听戏、吹箫、治印等。最能体现瞿秋白浪漫情怀的莫过于他的两段婚姻佳话，尤其是“秋之白华”的故事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一段“三角恋情”演绎为一个浪漫美好的故事，瞿秋白的坦荡而热烈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本质上，瞿秋白可以说是一个情感炽烈、浪漫奔放的诗人，当然，他充沛的情感是以革命作为底色的。

    浪漫与革命，两者都是激情的象征，在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在知识分子的想象和预期中，它们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骨子里充满浪漫精神的瞿秋白（们）义无反顾投入了革命，参与了革命实践，获得了革命家的身份认同，文化的构建与革命的行动获得了某种统一。但矛盾恰恰存在于此：浪漫的内核以个性、自由、反抗为本质，而革命却常常不需要、甚至完全排斥这些特性。他（们）不可避免陷入了某种困境：一方面坚持革命信仰改造自我，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抑制和背叛浪漫文人天然的个性需求。对此，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剖析：“他们天生地有着追求群体 人类 平等的人道主义倾向,又本能地对个体精神自由、个性发展持有特殊的热情与敏感。”

    如果没有《多余的话》，瞿秋白毫无疑问会以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形象载入史册。但《多余的话》却使他变得复杂、丰富了起来。死亡是人生最后一块也是最重要的试金石，那一刹那流露的定是真实的性情。《多余的话》，呈现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灵魂，瞿秋白解剖自己，审视自己，用这种方式拒绝无谓的崇敬和瞻仰。他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瞿秋白将自己当作了一个客观的存在，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剖析自己，表现出“走在希望的途中”的知识分子在艰难的跋涉中对自我信仰的坚执。正如他自己所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他的理论素养有目共睹，但恰恰是他自己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坦承自己在马克思理论上的“一知半解”，坦承自己有许多“弱者的道德”。他的矛盾和难题其实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性，比如“政治家与文人”、“马克思主义与绅士意识”、“知识分子的矜持与大众的疏离”等矛盾。时至今日，我们知道，他所面临的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难题，甚至是时代的难题。他的“人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是一个孤独、萧索的灵魂的反思者对解脱的渴望和回归。

    据说，瞿秋白纪念馆前有一条名为“觅渡”的小河，从1899年到1935年，由常州至长汀，我们看到了一个毕生都在“觅渡”、探究生命的本质和归宿的瞿秋白形象。瞿秋白悲怆而求索的一生，正好吻合了20世纪形而上的世纪命题——追问关于人，关于生存，关于价值的终极意义之所在。

文：七娃
出处：新华网 2004年6月

    在豫西小城沉睡的深夜里，面对孤灯依窗而坐，解读瞿秋白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我觉得有种难言的感慨和忧愤。

    中国文人向来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但凡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博大襟怀的文人都不甘独善其身，总想推己及人，兼济天下。瞿秋白以文人之身从政，又因政事亡败而反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赴难而不再言语，也许他早已被历史疏远。但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且言辞间充满了理性的光辉，可见他是个真性情的人。《多余的话》这篇惊世骇俗、引起极大争议的文字给他的身后平添了无数是非荣辱。也正是对它的解读，我们才得以窥见历史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中作为一位书生革命家的深刻悲剧。

    可能正如学者朱学勤所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富于参与热情，但大多数陷入参与即参政的传统模式，未能走上更为开阔的社会批判道路，这是他们最终难以摆脱人格悲剧的根本原因。也许，我们最终也只能认可瞿秋白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积习未除”的“半吊子文人”，他不能接受政党原则对其书生意气的修改要求，难以调和文人与政治家两者间的抵牾和冲突而终于被淘汰出局，造成了一个“历史的误会”。

    历史是否接受这种“可能”和“也许”我们姑且不论，现在可断言的是：瞿秋白为了这个民族，为了大家的幸福作出了一种崇高的选择和献身。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述他对文学的热爱，但他身处扰攘之秋，没有因一己私好而消解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作家张炜在《葡萄园畅想曲》中说，知识分子的标志不仅是学历和行当上的成就，最重要的依据是一个灵魂的性质。我们愧对瞿秋白的是：旧时代闲适文人在今天卷土重来乃至风靡获宠，这表明我们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的天平，似乎更容易向那种恬然自在的个人享乐主义倾斜，而惟独忘了烛照人间的牺牲精神。人谓瞿秋白在对现世的批评中浪费了太多的才情，以致本应从青春的早晨就要开始挥动的艺术之笔到了生命的黄昏还未来得及提起。确实，他不曾经营长篇传世巨著，然而在他喝破魔界道尽世象的檄文中，我们读到了真正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内心的率真激烈泰然达观从容地贯通了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的生存境界，自有盗虚名窃禄位尸位素餐假公济私与世浮沉的伪文人们所无法企及的风格高度。

    直面人生拒绝妥协呼唤良知的文化精英们拒绝合唱。他们是人文理想和文化精神的坚守者，是秋白、鲁迅的继承者，是今日中国的脊梁，是这个物质时代的哀痛者与幸福者。他们誓不低头的抗争姿态，必将获得人们的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