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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晓妮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9月

十卷本《余英时文集》终于在今年五月出齐了。文集的编辑出版历时近三年，中间经过不少的波折和困难。现在回顾起来，颇有一言难尽的感慨。

编选文集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将面前这些跨越文、史、哲的严格分界，涉及内容如此广泛的书稿有条理地分类、分卷。最简单的一种做法是按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但这样会因时间的关系使许多相关专题的文章被生硬地割裂开来。我们最后还是采取了以专题的形式来进行分卷，这样同一卷的文章虽不完全围绕同一题目，但相关或相近题目的文章被尽可能地收拢在一起，各篇文章互为注解，从而形成自然的上下文，文气之贯通是跨越篇幅的，更深远的意义是使作者精神世界中潜形的一些关联和脉络彰显了出来。

综观这十卷文集，总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四个领域：一、史学思想以及史学考证（第一卷：史学、史家与时代，第九卷：历史人物考辨），这是余英时治学的出发点和基础；二、思想史相关专题的论述（第二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第三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第六卷：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第十卷：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这一部分量最大，可见余英时治史重在思想和观念；三、中国知识分子相关论题（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四、文化问题（第七、八两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这样的划分只能是大致的勾勒，其中有不少交叉之处。每一卷的卷名多取自本卷某一代表性文章的篇名或者一本书的书名，个别是编者综合内容而定，如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

从以上这样一个大概的结构，可以看出，余英时的治学路径基本上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中学和西学之间迂回往复，并自始至终有意识地超越各种界限的阻隔。历史和历史学是他的学术家园，现实的触发则决定了他选择怎样的论题和理路；中国古典文化是他的精神家园，西学于他则是一面镜子，在比照中看出自家传统的优胜和缺憾。余英时较早便从父亲那里接触到西方文化，青年求学时代又很幸运地遇到了钱穆这位良师。可以说他在治学起步时就已经具备了扎实的功底和开阔的视野。这一切为他日后的学术道路不囿于一端、广博而不泛杂做了充分的铺垫。

余英时现在已是七旬老人，依然笔耕不辍，经常闭关，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潜心研究。让我们这一代人尤感钦佩的是，他至今不用电脑，查引资料全凭的是记忆和多年积累的笔记。说句实话，能够在做编辑时读到像余先生这样通透的文字，并不是经常的事。在与译稿的欧式长句的角力之中，在将一些资质较差的书稿奋力地提升为可读之作的艰苦劳作中，与余先生的相遇就像是从拥挤闭塞的房间突然来到了空气清新的户外，得以舒畅地呼吸。余英时是同时能够用中英文写作的人，而且两种文字都写得很出色。一般来讲，精通英文的人总会受一些英文句法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余英时的文字中也看得出，但由于他早年的中文功底极扎实，所以这种影响并没有显出多少负面的作用，反而形成了一种很自然的现代汉语风格。这种风格的总体特点是自然流畅，没有半文半白的夹生饭，也没有故弄玄虚的做作，同时又清新不落俗，简洁而质朴。一想到余英时离开大陆已经几十年，后半生长期居住在美国，竟然能始终保持如此通畅优美的文风，不得不令人敬服。

正是余英时先生广博的学术世界和文字魅力，不断鼓舞着我们完成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相信文集的流传会使这样一笔丰硕的文化财产为更多的读书人所拥有。

文：许倬云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9月

围棋高级国手，在紧要处落下一子，即能提起一条大龙，牵动全局。余英时正是历史研究园地的高段国手。余英时文集出版，诚可谓中国学术界的大事。这一位重要学者的著作，在中国久已为读者钦佩，究竟还有不少尚未见于国内书刊。这次十卷文集问世，虽然还不是余英时先生的全集，终究能够让读者大众读到他的不少佳作，广西师大出版社真是为学术界立了大功德。

英时与我相交数十年，是我极为钦佩的友人。他少年时在家乡安徽潜山，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因此他的国学基础训练十分深厚。我们这一代接受的是现代学校教育，奋多力分，在国学方面，基础其实相当薄弱。这一少年时代的际遇，为英时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４８，他徒步赴香港，正赶上新亚书院成立，遂追随当代史学大师钱宾四先生，成为钱先生得意弟子。新亚书院毕业，英时奉派入哈佛访问，随即进入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杨联  先生。钱先生学问博大精深，杨先生学问甚为渊博而又思路细密。英时自己才思过人，又得到二位大师的熏陶，遂成为我们这一代最可钦佩的史学家，数十年内执学界牛耳，为大家公认的史坛祭酒。我有幸与他相交逾半个世纪，也常受惠于这位益友。在沈志佳女士约我为《余集》撰文介绍时，我欣然接受这一任务，则是为了学术界社会公正，有好书即应介绍，不能因私宜而回避。

《余英时文集》收集的文章，按主题分为十集，但未包含其成书的专著。此十集的内容，可以查知；他的各种专著，也见于他的著作目录，均不须赘述。本文所及则是英时学术研究生涯的几个阶段，由此可见这位史学名擘关注的主题。

英时早在新亚求学阶段，即已出版了《文明论衡》，为其时论的文集。他于当世事务，多所论列，而其中心思想则是自由思想与民主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如何落实。 这一对于自由民主的信念，拳拳在念，至于今日，数十年来，至老未改初衷！

他的早期学术研究，是由研究方以智、戴震及章学诚，并由此以论述明清学术思想的变与不变，其中自有学术演化的内在逻辑，清代朴学之兴，并非只是在清代压制思想之下的逃避。我于汉代思想，曾粗窥门庭，颇以为东汉考证训诂之学，实是对于西汉繁琐空疏的矫枉，至于是否过正，则是另一话题。因此，虽然我于明清学术，十分生疏，却能体会英时的想法。

对其中“知识人”（亦即一般所谓知识分子）的特性，英时认为各个不同的时代，各有其知识人特为关注的问题。他对于汉末以下�煛爸�识人”自觉性的反省，特别有所论到。我们共同主持一次讨论会，尝试理清中国知识阶层的演化历史。那次会议的纪录，已汇成一书。英时发韧之功，不可磨灭。

英时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发现商人秉持儒家伦理，遂有类似韦伯加尔文派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关系。英时这一论述，着重在儒商的使命观，实是韦伯论述的跨文化验证，其贡献不但在于说明经济发展与思想的关联，也在于阐释儒家思想中，过去未曾有人看见的特色。英时的贡献，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前数年，英时完成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从朱子的思想，联系到南宋立国的根本大计及当时议论的主题。此书抉出发微，从朱子交友圈及南宋政治，找出许多线索，征明其论述，实是思想史及社会史双方交叉的研究，此书开拓了研究思想史的新方法。可称为中国史学界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著作。

至于英时对于历史学前贤，如陈寅恪、钱宾四、顾颉刚等诸位重要学者的讨论，旁征博引，不啻近代中国史的篇章。他对于陈寅恪先生晚年诗篇的索引，细致的功夫，叹为观止。如果陈先生身后有知，有此知音，也当欣喜。

英时学术生涯，涉及的方面甚广。一般学者能成就他许多方面中之一二，已属不易，而他能体大思精，从细密梳耙中见大问题，面面俱到，举重若轻，非有大才而又有勤劳不能成功。英时长我五个月。我们都已年迈。我近年心脏血管均有毛病，常感力不从心。而英时老当益壮，并无重大疾病，读书著述，精进不已。今兹新作问世，忝为老友，特就所见，邀请读者共同欣赏这位当代大师的作品。珠玑满目，必能令君受益。对于史学界的同仁们，读英时的作品，又有一番享受：领会安排史料并逼出结论的治史技巧，可观的智慧。正如观看围棋高手落子布局，能感受到别一番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