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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司令马科斯，墨西哥印第安原住民运动——萨帕塔运动的领袖，人称 “格瓦拉第二”。
　　
　　本书是由马科斯的公报、信函集结而成，是全球“第一场后现代革命” 的重要记录。其行文具有极为典型的后现代文体，睿智和幽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萨拉马戈都盛赞马科斯的文字。本书特别选编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与马科斯的对话录，以及萨拉马戈的文章及刊登在欧美重要报刊上的专论。
　　
　　这位为传媒称为“墨西哥佐罗”的传奇人物，蒙面，持枪、烟斗从不离口、运筹帷幄、口若悬河，下笔如有神助。从1994年至今，他始终被视作具有超凡魅力的全球另类偶像。书中收入100多幅珍贵图片，均为首度于中文世界亮相。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主持翻译全书并长篇序言。

文：涂涂
出处：新京报 2006年7月

    根据传说，副司令马科斯刚刚来到恰帕斯地区的时候（那时候他还不是蒙面的副司令，而是一个来自城市的革命传道士），给玛雅人宣传的是左派思想。不过很显然，印第安人既不理解工人或者阶级，也对诸如世界解放之类的词语缺乏兴趣，他们只熟悉土地和丛林，他们只在乎自己最基本的生存诉求，他们只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心存忧虑。令人惊奇的是，马科斯没有像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领袖那样去征服自己的民众，相反，他投身到浩瀚的玛雅文化当中，“学得越多，懂得越少”。最终，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成为原住民沉默中的惟一声音，而萨帕塔运动，也迅速穿越恰帕斯地区，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那已经是1994年的事情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副司令马科斯勾起人们的无穷想像。乌拉圭著名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来到了恰帕斯，这位以《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震惊学界的记者发现，恰帕斯已经不仅仅为自己斗争，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了“抵抗愚蠢和丑行的根据地”；诺贝尔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没有去恰帕斯，因为他发现，“恰帕斯高地的另一面，不是墨西哥政府，而是整个世界”；至于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马尔克斯，则干脆和副司令马科斯进行了一场奇妙的对话，这次对话显示，萨帕塔运动确实是一场文化运动……12年之后的2006年，墨西哥著名作家皮托尔来到中国，副司令马科斯的中文版文集《蒙面骑士》让他欣喜若狂，但他同时表示，“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墨西哥有更多其他的组织其他的运动，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些运动比副司令更有用”。或许对当地人来说事实确实如此，不过对整个世界来说，令人着迷的只是副司令马科斯。

　　马科斯不承认自己是萨帕塔运动的领袖，这个运动的口号之一是“我们都是马科斯”，难怪这场运动能够吸引世界上那么多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愤青。在发生于2001年的那场著名的“长征”中，副司令马科斯和其他24名萨帕塔运动的司令不带任何武器穿越墨西哥，来到首府与政府谈判，结果因为愤青们的参与，这个原本是纯粹政治意义上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成一种文化行为。我猜这其实是副司令马科斯所希望的结局，因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举着木制武器的印第安人都不可能是六万政府军的对手。但如果要在语言上交手的话，政府显然没有能力与恰帕斯地区那些最贫困原住民的绝望呐喊过招，更何况这些声音现在通过最当代（或者说后现代）的声音发出，充满各种各样的文化符号，深得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的赞赏。

　　马科斯的语言令无数人为之着迷，这些看上去有些游戏色彩的文字被赋予了无穷的可能性，不同的人从中寻找自己不同的需求。

　　最奇妙的是，语言在现实中开始展现力量。在过去的12年，正是这些文字使得萨帕塔人没有被墨西哥政府军轻松剿灭。透过这些时而激昂、时而幽默、时而庄重的随心所欲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印第安原住民卑微的生活和卑微的诉求，我们从中不难理解萨帕塔人为什么会掀起这么一场绝望的革命。也正是这些文字，在把沉默者的呼声传递给世界的同时造就了副司令马科斯的文化偶像地位。可以想像，没有马科斯这些文字，沉默的原住民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副司令先生用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使得这场原本可能是普普通通的“革命”开始转向，直到整个世界与他共舞。

　　虽然诸多的西方学人在拉美游击传统中为萨帕塔运动寻找根源，但对于习惯了革命二字的大部分读者（特别是中国读者）来说，马科斯和他的游击队其实有点小儿科。倒不是说他们的武器如何糟糕，战术如何拙劣，首先这位副司令的所作所为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儿革命家的气概———这个随时挂着子弹带的家伙没有留下多少开枪的记录，在政府军围剿之际他居然带着游击队一枪没打就跑了。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当年的新闻联播到当年的观众在内，中国人集体消失在这场“后现代革命游戏”

　　之外，那时候我们大概还不理解，语言可以成为比枪炮更有力量的“革命武器”。

　　其实直到现在，在副司令马科斯的文字终于来到汉语世界的时候，也没有太多人对副司令表现出兴趣———单独看这些看上去与革命毫不相关的文字，这些似乎没有任何传奇色彩的文字，普通读者很难提得起兴趣。

　　如果马科斯要成为偶像的话，他得有一本画传才行。

　　唉，副司令马科斯来晚了。在他和萨帕塔人于1994年发动令世人震惊的反叛运动12年之后，在国际社会已经渐渐淡忘了这位被称作“切·格瓦拉第二”的文化偶像之后，在萨帕塔运动越来越成为政治与娱乐行为的混合体之后，马科斯叼着烟斗、身背子弹带、戴着中国式军帽的蒙面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却没有引起任何震惊。格瓦拉的流行浪潮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人们对于新人显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尽管按照构想，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偶像。现在我们只能想像，如果是早几年的话，正反两面分别印着格瓦拉和蒙面骑士形象的T恤该会多么好卖。

文：吴蕙仪
出处：博览群书 2006年第10期

　　一

　　进入普通人集体记忆的历史，当不是抽象的“发展规律”，而是一段段鲜活的传奇。宏大叙事的历史看似终结之处，总有一种传奇会顽强地冲破地表。

　　1994年的元旦，冷战结束仅仅三年，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日子。是夜，在墨西哥最贫困的恰帕斯州，一支自称“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玛雅原住民游击队突然占领了包括州首府在内的七座城市，当墨西哥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听到的是“土地，自由”的呼声，是“第一丛林宣言”：“我们是五百年斗争的产物……”

　　在一群以戴着滑雪帽蒙面为标志的印第安战士中，一个自称“副司令马科斯”的白人领袖很快吸引了所有媒体的目光。他蒙面持枪的形象，他驾驭文字的天才，笼罩他真实身份的层层迷雾，样样都是传奇的佐料。

　　其实，为游击队冠以“萨帕塔”的名字，就是在自承为拉美革命传奇之链中的一环。埃米里亚诺·萨帕塔是1909年反对迪亚斯独裁统治战争的墨西哥农民领袖，1911年在阿瓜斯卡连特斯主持制宪大会，以“土地”与“自由”为旗帜，捍卫印第安传统的土地共治(ijido)的合法性。墨西哥城至今还有“1911年宪法路”，萨帕塔解放军更是用阿瓜斯卡连特斯命名了其控制区首府。萨帕塔的传奇经历曾在1953年被好莱坞搬上银屏，由马龙·白兰度主演，片名叫《Viva Zapata》。那些在切·格瓦拉身后喊出“Viva elChe”(“切”活着!)的人，脑海里或许曾经滑过萨帕塔的名字。

　　1919年，萨帕塔被他亲手扶上总统宝座的昔日战友卡兰萨诱杀——一个革命者的经典结局。但在印第安民歌中，萨帕塔将骑着白马回到印第安人的国度。当“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突然涌出历史夹缝的时候，墨西哥人可能会记起那个预言：萨帕塔回来了，但不是骑着白马，而是乘着词浯的翅膀。

　　作为游击队，EZLN的军事行动其实只有1994年的那几天。面对政府军的反扑，EZLN不发一枪，率领整个原住民社区撤向丛林深处，只有马科斯以笔为枪，不断用他或戏谑、或庄重的文字，举重若轻地讲述萨帕塔人的斗争，争取市民社会的声援。“是否有一支游击力量依赖词语更甚于依赖子弹?”萨帕塔目不识丁，而他的后代却发现，语言是他们唯一可以倚仗的武器。“我们，所有遭排斥的人们，寻找着词语，自己的词语，令强势群体分崩离析。”

　　这样，十二年后，我们就有了这本厚厚的《蒙面骑士》。它集结了1994-2005年间萨帕塔解放军的公报、书信、演讲，以及包括马尔克斯、萨拉马戈在内的著名文学家为E－ZLN写下的文字。中文版编者戴锦华教授在长篇序言中对EZLN崛起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它十二年的斗争进行了精彩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对于当年缺席这场后现代革命盛宴的中国读者来说，应该可以借此管窥一个更加丰富、也更费思量的拉丁美洲。 　　

　　二 　　

　　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发言人，马科斯却没有落入悲情叙事的窠臼——或许他明白，在如今媒体的信息洪流中，对民族伤痕的单纯展示，放之四海都很相似，时间一长，多么刻骨铭心的痛苦，都令看客们兴味索然。马科斯的写作，名为公报，却与排除歧义的公文体截然相反：恰帕斯生活和诉求都是在众声鼎沸的“复调”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参与这场语言狂欢的除了印第安顽童、起义军男女战士，贯串始终的是两个虚构人物，印第安智者安东尼奥老人和小甲虫杜里托。

　　安东尼奥娓娓讲述的印第安神话，很容易让人想到拉美源远流长的魔幻传统。但这些故事显然不是为了在现实中复制一个人神共居、善恶皆有报应的世界。萨帕塔人面对的，是神舐缺席、暴力横行的世界。神话代表着对逝去的文明的追忆，更是对未来合理世界秩序的诉求和期许：多元化(《色彩的故事》)、宽容异己(《他人的故事》)、对话(《七道彩虹的故事》)、柔弱胜强暴(《剑、树、石和水的故事》)，故事的标题就清楚地透露了它们的价值指向。“在墨西哥东南的群山之间，我们的死者活着，博闻强记。他们对我们言说他们的死，我们在倾听……那来自昨天，却指向明天的故事……群山告诉我们，保有自己的过去，那样我们将拥有将来。”(《第一届保卫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国际聚会的开幕词》，第334页)

　　如果说安东尼奥的故事展现着萨帕塔运动的底色，那杜里托则瞄准了其颠覆对象；安东尼奥用智慧老人的语言丝丝人扣地展现玛雅哲学的博大精深，杜里托则用任性孩子的口吻把新自由主义调侃成一条“绝对空无一物”的指令：“好像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样行事”(第268页)；安东尼奥老人坚守着土地，而杜里托四处漫游，从马德里到东柏林；安东尼奥代表了道德的深度，杜里托则是言语的激情。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在轻与重、缓与急、大与小、传承与颠覆的张力中，将萨帕塔运动维系在一个平衡点上。

　　杜里托彻底解构了高大全的革命文学典型。这只小甲虫和萨帕塔社区的顽童一样，偏执又可爱，骄傲又脆弱。它自比堂吉诃德，把马科斯当成它愁眉苦脸的仆从桑丘，它夜郎自大又胆小如鼠，忽而豪情万丈，忽而又被一场雨吓得掉头逃窜。它自称研究“新自由主义及其中美洲战略”，因为“一只甲虫需要了解它所在的世界形势”，以便确知，它是否会被一只莽撞的皮靴踩扁。马科斯说，萨帕塔运动与一般极左派别的区别，在于“我们清楚，我们不可能代表最广大的人群。我们只代表少数人：恰帕斯的原住民。”边缘的人群，卑微的生活，只能由一个小丑嬉笑着说出他们的思想。他们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杜里托／马科斯也不能。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甲虫，只是“伸出爪儿抓挠历史的天空”(第301页)，希望能在普天下齐声高唱赞歌时，顽固地加入一个不和谐音。

　　而且，仅仅是一个不和谐音。 　　

　　三 　　

　　马科斯文集的原名，在西、英、法语版中，都是《Ya Basta!》(受够了)，套用原住民的口号。中文本标题变成了《蒙面骑士》，重点落在了领袖形象的描摹上。在不同文化知识信息背景的读者眼中，究竟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答案恐怕见仁见智。

　　马科斯是谁?这是论及萨帕塔运动时难以绕开的问题。虽然关于“副司令”真实身份的猜测曾经演化为一场世界性的猜谜游戏，但真正的问题，可能应该是“我们看到(或自以为看到)的是怎样的马科斯”。

　　“新世纪的全球反叛明星、切·格瓦拉第二、拉美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这是《蒙面骑士》的封面推介，让人联想到前两年前先锋话剧《格瓦拉》在国内创造的火爆票房。不过，“格瓦拉第二”这称谓，的确从萨帕塔运动走上国际舞台之初就伴随着马科斯了。“时尚版格瓦拉”，也有人这样戏称。面对这种比附，无论膜拜或讥诮，马科斯都没有反对，但1999年，当法共《人道报》记者提问“如果‘切’回来您会怎么做?”时，他说：“我请他坐上我的位子，然后我开路”。

　　马科斯“上山”之初，大约是想成为格瓦拉式的革命播种机的，可他很快明白，他必须放下启蒙者的姿态，学习融入这片土地，成为他们的一分子。他的自我定位不是领袖，而是“翻译”，沟通古老的玛雅与外部世界之间对话的一个“声音”。

　　这个“翻译”的角色，同样值得玩味。令EZLN能在众多民权运动中独领风骚的言说，归根结底，经过了一层“转译”。马科斯对恰帕斯原住民诉求的“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狭义的转换，将原住民语言翻译成强势的西班牙语，更是在两种“语境”间的翻转腾挪，把恰帕斯深山原住民嗫嚅笨拙的诉求打磨成当下流行的后现代寓言，嵌进主流的文化价值体系中——莎士比亚、波德莱尔、塞万提斯、聂鲁达被反复引用，引来一片颔首称道。萨帕塔的“土地与自由”也置换成“自由民主公正(Libeaad DemocraciaJusticia)”，远远呼应着“自由平等博爱”。

　　这高超的翻译为萨帕塔运动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一种审美的语言，必然比面目可憎的官样文章更“真”更“善”；一种能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的“主义”，自然与“我们”精神相通。 　　

　　四

　　将原住民的声音传出深山的是马科斯，把马科斯的声音接力传递到世界各地的是强大的媒体机器。

　　马科斯深请传媒之道，从萨帕塔起义之初就有意识地利用媒体发动社会的力量，无怪有论者将他称为“舞台时代的‘切”’。关于媒体的角色，马科斯写过一个“小报童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报童，他买不起新报纸，只能趸进旧报纸，一张也卖不出去。小报童把积压的旧报纸卖了废纸，发了财，收购了所有的报刊，规定所有的人只准读旧闻。“比如，在今天的报上，你会读到，萨帕塔人即将抵达墨西哥城……你完全无法辨认这消息的日期，它可能是1997年，也可能是1914年。”(第183页)斗争仍在进行之中，但作为突发事件，已经沉入了过去完成时……滑雪帽遮盖住了那些政治＋娱乐的炒作的无奈：让世界在兴高采烈地奔向未来时，偶然回望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是多么的艰难。

　　马科斯很坦然地说过，所谓“马科斯”和他的滑雪帽都只是符号，和平降临之日，摘下滑雪帽，“马科斯”就不复存在。“马科斯就是你，就是你心中的反叛与不平。”但符号学战争也有其反面：为了吸引世界看到“真相”而发明了“符号”，世界记住“符号”，却满足于把符号当作真相本身。多年以后，在历史影像志的显赫位置，留下的或许只是副司令和他的面具，甚至经年日久，副司令的名字也会淡去，只留下一只无面目的滑雪帽。好比墨西哥典型的宽沿草帽，没有多少人记得，那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标志性造型，它的主人主持了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制宪会议。更何况，这草帽形象得以流传于世，马龙·白兰度和好莱坞功不可没。

　　“被彻底遗忘还是因被误解而被记住?”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提出的问题放在马科斯身上也同样适用。在一篇献给起义军的女战士的文字中，马科斯这样纪录道：……“那你叫什么?”记者将摄像机和话筒拱上来。大鼻子滑雪帽回答：“马科斯。副司令马科斯。”

　　从那一刻起，一个女人，一个反叛的原住民女人的全权指挥作用被抹去了，其他原住民妇女的参与，自萨帕塔诞生，十年漫漫长路，变得次要了。当灯光聚焦在马科斯身上的时候，那些滑雪帽后面的面孔变得更加无名。少校默默地望着大鼻子的背影。此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有一个名字，但没有一个人问起她的姓名。(《第十二年里的十二个女人》，见本书第278页)

　　这种清明的自省，也是格瓦拉所没有的，它比一切眼花缭乱的“符号”，都要来得动人。

　　但言说胜于沉默。在镜前，有人会满意地玩赏自己的影子，有人却会如马科斯所说，在镜子后面刮去一块，让镜子成为通透的玻璃。“在众多的镜子、真实或虚幻的影像间，寻找着一块可以粉碎的玻璃”，穿越到另外一面。

　　期待有人穿越镜子的幻象，就首先要打造一面镜子。

　　镜子的背后，有一个恰帕斯的村庄。它的名字叫拉列里达，La Realidad，意为：“真才目”。

文：张晓舟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8月
　　
　　绝对是支流中的支流

　　《蒙面骑士》出版的意义恰恰可以从质疑者那里得到验证。据《新京报》报道，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徐世澄称:“10年以前介绍这个人还可以，他在1994年和2001年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但是现在他已经不是什么有影响力的人物了，手下没有多少人，活动范围又有限，他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作为，连墨西哥人都已经不愿意再提起他了。”墨西哥记者哈里说:“他现在在墨西哥没有什么地位，绝对是支流中的支流，虽然还有支持者，但只是在少数的南部山区，他的书和专栏也就是小众传播，女人们喜欢他和日本妇女喜欢裴勇俊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媒体现在对他也已经没有兴趣了。……很多人是把他当一个笑话来说。”

　　徐研究员和哈记者的评价恰恰反证了马科斯的魅力和意义。“10年以前介绍这个人还可以”——那你怎么不介绍，要劳戴锦华那样并非搞拉美研究的“外行”来干？“媒体现在对他已没有兴趣了”——想想当初媒体被马科斯耍得屁颠屁颠的操性吧。这就是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势利——他们的评价标准无非是你的“影响力”和“地位”，看重的仅仅是“人气”。

　　“支流中的支流”——这是惟恐自己不主流的人对马科斯的最好评价。

　　马科斯是谁？他自己的经典回答是:“马科斯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南非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圣伊西德罗的墨西哥裔移民，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圣克利斯托博街上的玛雅原住民，德国的犹太人，波兰的吉普赛人，魁北克的莫和克人，波斯尼亚的和平主义者，夜晚10点地铁上的单身女人，无地农民，贫民窟的帮派男子，失业工人，不快乐的学生，当然了，还是墨西哥东南群山中的萨帕塔人。”

　　这些都是支流，支流中的支流。而马科斯要干的，就是为“支流中的支流”正名。
　　
　　当格瓦拉遇上福柯

　　学者记者者流要孜孜研究的当然首先是那些Mr　Big，比如卡斯特罗重病隐退后的接班人——其弟劳尔，当然还有作为“卡斯特罗第二”的拉美反美新偶像新领袖查维斯，而迫在眉睫的是新一轮墨西哥总统竞选的结果。

　　马科斯所代表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仅仅是起义，不像革命，他们想要的，也不是政权，而是自治。以学者记者者流旧有的价值系统和话语方式，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马科斯只是一个被夸大的明星，而在政治上，他只是个过时的小人物。

　　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巨人殿堂外，人们仍能听到格瓦拉当年在一封家书中发出的呼唤:“请时时想念我这个20世纪渺小的征人。”在1972年香港版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中，有另一个不大准确的译法:冒险的小兵。

　　作为Second　Che，马科斯与其前辈一样，只是“渺小的征人”或“冒险的小兵”，只是一名游击战士，正因为如此，他们得以从“革命/极权”的悖论铁律中突围。很多革命因胜利而失败，而有的革命因失败而胜利。后一句话可以用来评价1968法国五月革命，以及格瓦拉那样的个人革命(或者说:自我放逐，从革命的胜利中自我放逐)。福柯如此评价格瓦拉:“他(指格瓦拉)的光辉成就并不在于取得胜利——所以胜利与否实际上并不重要——而在于将现实化为符号。”

　　格瓦拉有诗云:“我的活动房子将再次长出两只脚/我的梦想将没有国界/直到枪弹开口说话/至少……当火药味平息的时候/我等着你/流浪的吉普赛人。”当然他也用笔墨而不仅仅是枪弹说话，而马科斯则几乎用笔墨用词语代替了枪弹。他恐怕并没有杀过人，更富于符号意味的是，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12年的战斗生涯中，据说其实只有头12天经历过枪林弹雨，而相当一部分战士手里只有木制手枪也就是玩具枪——小兵张嘎的把戏。

　　马科斯以诗的语言表述:不是光，只是闪烁/不是路径，只是足迹/不是向导，只是若干通向明天的路径之一(请注意——“之一”)。又用清晰的理论宣言发问:可否有过游击力量集聚起全国民主运动，其平民、和平的方式致使武装斗争失效？可否有一支游击力量在行动之前征询其基层支持者的意见？可否有一支游击力量是为了获取民主空间而非政权而斗争？可否有一支游击力量依赖语词更胜于子弹？”

　　马科斯与格瓦拉以及其他几乎一切传统游击运动、与几乎全部传统左派的区别一目了然。至于有篇关于《蒙面骑士》的书评从马科斯扯到本·拉丹，则未免扯得南辕北辙。在9·11之后马科斯几近沉默消停，但在后9·11的恐怖时代，马科斯的“微型革命”与“文化游击战”的意义更为凸现。很多革命因高调而速朽，而有的革命因低调而永恒。

　　其实不是格瓦拉把现实符号化，而是后人包括福柯把格瓦拉符号化，而马科斯则是自觉地把现实和自身符号化，就此而言他不是又一个切，而是一个全新的属于21世纪的Marcos，他不是格瓦拉的一条影子，而是结合了格瓦拉和福柯——一个被命名为“One　No，Many　Yeses”的21世纪反文化无际空间。
　　
　　只有对立项的选择都是陷阱

　　马科斯创造的甲虫杜里托，或许可以被读解为对卡夫卡那个甲虫的解构，而另一些动物寓言故事，则多少可以被拿来与奥威尔《动物农庄》相对照。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甲虫在噩梦中爬行，而马科斯的甲虫却以“世上最伟大的骑士”自居，奥威尔的动物们反抗专制的结果，是建立起一个更为专制的动物农庄，而马科斯的动物们带来的启示总是自由、平等、解放和爱。

　　在惯常的意识形态读解中，卡夫卡的甲虫被当作“资本主义异化非人世界”的象征，而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则喻射极权社会，那么马科斯要对抗的，恰恰是这两个世界，进一步推论，就是既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又反对革命极权。

　　戴锦华主持译介马科斯，难免被视为中国知识界大论战中，新左派朝新自由主义扔去的又一个火把。然而，现实是否可以非“新左”即“新自由”那么简单、分明地套牢？马科斯在怒斥新自由主义为“艾滋病”和“瘟疫”时也不忘提示在“主义”之下的具体国情现实，即“墨西哥政治特有的愚蠢”。“新左”和“新自由”不管有多新，终归要直面老现实。比如我们可否将目光从墨西哥失去土地的玛雅原住民，转到眼下中国土地上千千万万被从原居的家园赶走、而被迫迁移的百姓身上？

　　在知识分子和文人享受着“新左”或“新自由”的理论之善和辞令之美时，是否也应为彼此对现实的无力而悲哀？在将马科斯划入“新左”阵营去攻击“新自由”的时候，也须记住马科斯在《魔术邦尼兔的故事》中所道破的:那些只有对立项的选择都是陷阱。
　　
　　创造新世界需要大量的笑声

　　甲虫杜里托说:“当我们为改变世界而斗争的时候，常常忘了我们的斗争包括改变自己。”

　　往往，我们可敬的文人总喜欢扮演苦大仇深的布道者，如果不提“奥斯维辛”和“海德格尔”这八个字文章似乎就写不下去，他们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犹如沉重的石头而且是方的石头，无法滚动。还有一类救世主，喜欢飞到云端俯视并拯救大地，比如刚看到某民谣歌手在一本杂志上宣称:“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位穷人，我就将战斗到底。”噢耶，幸好这哥们还未脱贫致富，至少还可以为他自己战斗到底。这类救世主如同气球，转瞬即破。

　　马科斯当然守护着大地。“警卫们交换着口令，问:是谁？即刻回答:大地母亲。”(《弱小者的故事》)然而他也懂得从大地上上升像月亮，飞翔像苍鹭和鹰。“究竟是谁囚禁了她？当然是人类！要是人没有发明什么万有引力定律，月亮早就活蹦乱跳地跑到木星、土星或更远的地方去了……”

　　马科斯副司令喜欢自己呆在一棵木棉树下，“……他不知如何从木棉树上爬下来。干脆顺着月亮那银色轨迹盘旋而下如何？”显然马科斯的师宗不只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还有卡尔维诺，副司令多像卡尔维诺那个无头骑士、那个树上的男爵……他谙熟隐匿与轻逸的力量，为现实与苦难所无法击倒的力量。

　　一个愤青须学会做一个笑星。“萨帕塔人笑了，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之后，他们笑了。他们的笑声碰撞并穿过那以傲慢隐匿其恐惧的高墙。甚至到谈判结束，他们向其他人报告过时，萨帕塔代表团仍然笑着。所有听说事情经过的人都笑了。笑容改写了他们被饥饿和遭叛卖的艰辛所刻蚀的面容。萨帕塔人在墨西哥东南部的群山中笑着，天空也无可避免地受到感染，迸出了轰鸣的笑声。天空大笑得流出了眼泪，天降大雨，那笑声有如献给干涸大地的礼物……在这笑声的暴雨之中，谁会输？谁又该输？”(《尊严无法习得》)

　　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评价马科斯们:“他们用幽默对抗恐怖。”而马科斯说:“去创造新世界需要大量的笑声，否则，新世界诞生出来的时候是方的，会转不动。”
　　
　　时尚VS反文化:你玩我还是我玩你

　　关于今日的格瓦拉，故事讲的是最好的当然不是那些高呼口号哭着喊着要救我们一把的哥们，而是一个不大知名的巴西导演，在他的电影中，格瓦拉确实不死，他活着呢，靠卖自己的纪念品(比如他身上的T恤)为生。

　　反文化与消费社会爱恨交加的孽恋，自1960年代至今愈演愈烈。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叛逆总是很快被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吸纳，转化为最新的“另类消费”，消费社会早已形成一套利用、兜售、消解反文化的强大机制。

　　这是麦克卢汉的媒体社会，是鲍德里雅的“影像(仿真)世界”，是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时代，也是一个无限赛伯空间，联手对反文化布下天罗地网，一不留神，反文化已即刻化为消费社会的“创意工业”，朋克成杰青，斗士变模特，荡妇从良，宋江获奖。马科斯的滑雪帽蒙面形象，当然立马变成时装新造型，贝纳通甚至曾经打算收买他。

　　反文化之反抗，要么是像库特·科本一样去死，要么是所谓的“暴力反对机器(体制)”。有没有一种更温和、更人性，也更聪明的方式？

　　当然有，那就是像马科斯那样，令人惊叹地诱引、利用媒体社会、影像世界、娱乐时代和赛伯空间，天马行空大闹天宫。在这里，不再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森严分野——多么后现代呵，然而马科斯干的比理论家说的漂亮得多——将马科斯比做裴勇俊，你以为就是恶贬吗？

　　最能说明马科斯“大众文化搞手”天分的，是他两年前与国际米兰队的合作，国际米兰为其捐款并戴滑雪帽举行义赛，而马科斯也身穿国际米兰队长扎内蒂的球衣公开亮相。

　　当然，别忘了，在明星偶像的背后，是一个曾因绝水而欲喝尿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士，在“影像世界”的光环背后，是一个血流成河的真实世界(苏珊·桑塔格曾骂鲍德里雅是政治白痴与道德白痴，因为鲍氏沉湎于影像世界而不去关注真实世界)。最终，马科斯德的目的仍然是把世人引到这个不平、不义的真实世界，去直面。

　　当老派革命巨人混淆着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比如幻想着用超级奶牛给人民喂奶，或者用节能电池防止头脑短路，或者下令用三分球征服世界，马科斯，这个后革命时代冒险的小兵，已纵身一跃接通了魔幻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