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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胡颂平先生在他随侍胡适之先生的岁月里，把胡适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除了编入《年谱长编》的以外，都收入这本书里。胡适之先生学识渊博，见闻广阔，他们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呈示了胡适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怀，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文：柳中原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2月

　　对于胡适有兴趣者，《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本书：于研究者而言，胡适的只言片语，往往可以解开现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某一疑点，是极好的佐证资料；于普通读者而言，读此书仿佛看一部毫无修饰的纪录片，可以从他的晚年生活点滴中领略到胡适晚年的智慧之光。如果套用胡适所说的“我终觉得这么静的夜去睡觉，太可惜了”，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在这样安静的夜里不读胡适，实在是太可惜了。

　　1958年后，胡颂平(1904年－1988年)担任胡适的秘书一直到他去世，是胡适晚年亲近最多的人之一。因为某一天突然想起胡适曾经说过的“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随时把它记录下来”，于是萌发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胡适言行的念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录的正是从1958年12月5日至1962年2月23日去世之日的晚年胡适，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人间胡适。

　　台湾学者毛子水在为此书作序时，将其比拟为德国爱克尔曼所写的《歌德谈话录》，因为“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歌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两人晚年的谈话。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歌德，非特身份关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认为这一本谈话录“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时的智慧”。

　　至于此书的价值，胡颂平在1960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提到，李宗侗知道他在记录胡适言行之后说：“胡先生自己的日记，有些地方是要顾虑的，不能任情写的；你可以任情地照实记载下来，将来一定非常有用的。”事实也证明，此书与胡颂平的另一作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均已成为研究胡适的必备参考书。
　　
　　和易可爱的君子之风

　　《论语》是孔子一生主要的言行录，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自不待言。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与《论语》相提并论或有拔高之嫌，但单就记录一位文化大师的言行这一点，二书又确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之处。胡适曾说，“……现在我们看看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他的思想那么平实，真像师生谈话那样和易可爱。”“用力写出的文章，要使别人觉得‘就站在我身旁在亲口慢慢地跟我讲一样’，这样的清楚明白才行。”至少从和易可爱一点来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确也做到了。

　　正如此书封底所言，胡适在生活中与随从之人的谈话，“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以胡适的学识之渊博，见闻之广阔，《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涉内容实在太过宽泛，然而，也正是在这种随意、即兴的谈话当中，读者或许更能真切地体会到胡适的君子之风。

　　晚年胡适在台湾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对于这种批评，胡适仅仅说：“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

　　而《自立晚报》做“国民大会幕前幕后”的一篇特写，记者凭个人的猜想，称“他(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做消极的抗议”，胡适认为完全非自己本意，但是“怕那位记者可能要受处分”，于是说“全是真的”。

　　一生倡导自由的胡适，在晚年却有“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语。事实上，无论是为人为学，胡适身上所体现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有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细节中见真实胡适

　　在最初的一年里，胡适并不知道胡颂平在记载自己的言行，有一天偶然得知后，胡适先是诧异，继而说：“你还是当做我不知道地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是有用的。”正因为初衷便是默默如实记录，而胡适本人也未加润饰与干涉，从而得以让后来的众多读者通过胡颂平的记录，从胡适的生活细节中一窥他的真实一面。

　　胡适一生交际广泛，以至“我的朋友胡适之”一度成为人人共知的典故。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载了许多胡适在平日生活中对各类人物的零星点评，因为是与身边人的私下的随意谈天，少了许多忌讳，经常会有许多直截了当之语，与往日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好好先生”形象有了相当的反差。而读者读到这些片断时，往往会抱以会心一笑。

　　例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说：“这位齐(白石)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而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我们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再例如，在1960年6月2日的谈话中，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梅贻琦病重，胡适去看他，回来后非常生气，大声说：“这是愚蠢！我本来很想看看梅先生，他也渴望能够见见我。他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平时常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这在向来以温和态度待人的胡适，可以算是极为少有的严厉批评了。

　　背后议论人似非君子之道，但读到这些片断，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因此而认为有损胡适形象，恰恰相反，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并非高在神坛之上的真实而可亲的胡适。
　　
　　故国乡土的人间情怀

　　客居美国数年后，1958年4月，应蒋介石之邀，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定居，出任重新恢复的最高学术单位“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虽一生并不热衷政治，但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先后出任过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且与蒋介石及诸多政要间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私人之谊。胡适到台湾，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蒋对胡适的重视，然而，时过境迁，胡适一生倡导的自由主义与彼时的国民党政府之间已经有了诸多不协调之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多次有蒋氏父子及其他政要与胡适交往的记录，但在当时的整体氛围当中，注定了胡适在台湾的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如意。

　　早在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湾讲学。在1953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蒋公约我吃饭，7点见他，8点开饭，共谈了两个钟头，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今日台湾实无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而在1959年，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的《自由中国》发表社论，对蒋介石政府提出严厉批评。这段时期，胡适虽未公开这么表明，但却请张群代转蒋介石有关他的见解，实际上是与《自由中国》相互呼应。

　　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骨子里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本色。他对胡颂平说：“政治的事情，执政党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很少，在野党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更少；总之，有高度修养的人，才能有自省的功夫；能够自省，才能平心静气地听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乃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条件。”

　　在晚年岁月中，胡适的一席话可以看做是对他所有非议的一种回应：“我已被人骂了四十多年。我觉得应该做的，只要百分之六十对国家有利，百分之四十被骂，我是不怕被骂的。为什么胡适之在外国，别人对他多少尊敬，回来后会被骂呢？因我认为应该说的，应该做的，我不怕人家的批评！”联系到胡适在晚年时常提起他的徽州故里——故国乡土，难道不正是胡适的人间情怀？

文：易大经 出处：新京报 2007年7月

　　林·拉德纳（Ring Lardner，1885—1933）的短篇小说，2007年3月号的《译文》杂志上有7篇，篇篇精彩。在美国，他是著名的体育专栏作家，却以130多篇短篇小说博得了“天才讽刺作家”的后世名声。我第一次读到他的名字是在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第十八章，他是主人翁霍尔顿喜爱的作家。读了这7篇短篇，让人颇有引霍尔顿为同道之感。梅斯镇煤气公司会计斯蒂芬偶然写了一首给妻子的诗，他的生意伙伴打包票可以在纽约的报纸发表，一行一块钱。这让“穷得看不起电影”的斯蒂芬喜出望外，赶紧又写了两首，却被精明的妻子提起笔刷刷刷恰当分行———“你可以把大多数行一分为二，这样赚的就是三十八块，而不是十九块”。

　　这是《梅斯镇诗客》的故事。煤气公司的会计斯蒂芬先生会不会写成美国小镇上的佩索阿？仅以小说里的三首诗来看恐怕很难，故事的妙处并不在于整个故事是一个玩笑，而是斯蒂芬妻子的“分行”之举，完全可以比美于今天的“梨花体”。她的分行分得特别好。这是我以为的除了讽刺，拉德纳还有一种“泪与笑”的地方。这种充满技术性的活今天估计很难实行，毕竟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靠写诗赚钱可行性还是很差，如果这技术不幸又掌握在买方的手上———比如，当现在的某位斯蒂芬先生欲图以分行来换取更多稿费的时候，出版方投桃报李，以word来计算字数，按照字数给钱———那会比斯蒂芬的下场尴尬很多。

　　大概没有人会学习斯蒂芬先生赚稿费的方式了，但同样充满技巧的方式并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出版社按照字数来给作者稿费———正是伟大的word计算出来的，而不是按照“行规”页码计数。如果有所谓技术性故事的话，拉德纳的手写/打字机时代哪能跟现在比，谁手上不有几个关于word的故事（或曰段子），可以比美于当年的“咖啡托”。我最近发现的一个word故事，却是关于出版的。

　　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据说早前在大陆出版过，十四五年前我第一次在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得见吉光片羽（别人的转述），震动颇大，但一直到去年十月，才得见此书的大陆新版，仔细拜读，虽然全书以琐事居多，却特别感人。这两年台湾书籍“大陆版”的增加，有人以为功莫大焉，也有人以为莫大罪过，无论如何，“大陆版”终究会成为中国出版史上有趣的话题，况且我个人以为，尽管有删节，并不妨碍我们阅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值得商榷的，那也是在其他问题上———有意思的是，正是word问题。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的“出版说明”提到“本书出版时仅对少数不适的话语作了删节”，对此我们很了解；又说“对书中提及的1949年以后台湾的纪年、官职、机构名称等作了技术处理”，像“中央研究院”、“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蒋“总统”加上引号读者自然也能理解，不过，该书的编者可能太紧张了，只知有台湾的机构，忘了其他国家也是有总统的———不幸得很，这本书里不论提到美国的胡佛“总统”、尼克松“总统”、肯尼迪“总统”、罗斯福“总统”，还是韩国的尹潽善“总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此书P70－P75间“尝鼎一脔”），全部加上了引号，一个个看起来都是冒牌货。一个“总统”都没有放过，看起来这个“事故”貌似word的手笔，假如不是，编者真应该好好运用一下这么方便的技术，否则一个个加引号，太辛苦了。

文：林谷 出处：《书屋》 2007年第9期
      
　　有一次，我去天津大理道看望李霁野先生（1904-1997），在闲聊当中又自然谈起鲁迅来。我说，鲁迅去世后，他的亲友、学生们都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其中不乏具有一定深度的佳作，但却少了一本由最接近的人写的鲁迅谈话录。这种谈话录把鲁迅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包括饮食起居、喜怒哀乐，甚至一些生活琐事如实记录下来，这对深入认知和研究鲁迅的思想、性格与为人都大有用处。李先生对此也有同感，他说，其实许广平最有条件做这件事，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做，是很可惜的。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鲁迅那里得不到的，在胡适那里却得到了，这就是台湾学人胡颂平先生编写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作者以朴实可信的文笔，把一个现代圣人的形象活灵灵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读来亲切感人得很。《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台湾出版，大陆版则是1993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一次印刷五千本。但很遗憾，这样一本好书却很长时间没有再版，一直等到2006年10月，才由新星出版社重新出版，而且近年来一些文摘报刊，如《作家文摘》、《读书文摘》也在纷纷转载这本好书的篇章，可见胡适在我国读书界经久不衰的地位。
　　胡颂平曾是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期的学生，对胡适的思想、学问和人品一向非常敬仰。1958年4月，胡适从美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长，充当胡适秘书和助手的，正是这位已有五十多岁的老学生胡颂平。这真是一次“天赐良缘”，正是有了这次师生契合的机会，才有了胡颂平后来的两部传世之作，一部是研究胡适不可不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另一部就是《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了。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设在南港，胡颂平家住台北。他每天下班回家就想胡适白天讲的那些话，觉得非常有趣，而且也很重要，如任其随同时光消失，实在可惜。这时他想起马相伯先生（1840-1939，中国教育家）九十九岁生日时，胡适对新闻记者讲的一番话。胡适说：“马相伯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身旁随时随地把它们记下来。”胡颂平从胡适这段话豁然有悟，于是下决心从1958年12月恢复中断了二十年的日记，开始逐日记录胡适先生的日常言行，从1958年12月5日起，一直记到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那一天。
　　胡适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尤其是他的道德品性更受到海内外人士的衷心赞扬，被尊称为“圣人”和“人伦楷模”。徐志摩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就有“胡圣潘仙”一语（潘光旦只有一条腿，可跻身八仙）。苏雪林则说：“胡先生的温良恭俭让及其休休有容的气度，尼山（即孔子）之后一人而已。”我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就觉得这本书如同记录孔子言任的《论语》一样，记述的是二十世纪一位新孔子的珍言和德行。因此，我是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以下简称《谈话录》）当作一部新《论语》来看的，而且也像司马迁到鲁地瞻仰孔子遗迹后发出的感慨那样，也对这位新孔子油然产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感觉。
　　胡适是个有很高德性的人，特别是在做人这个人生根本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胡适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学生在缅怀他的文章中对他的为人之德无不赞颂备至，有些无私助人、不求闻报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林语堂在一篇回忆文章（《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中就讲到他亲身体验的一件事：1920年林语堂获得官费到美国哈佛大学作研究生，不料到了美国，官费却迟迟未能汇来，使他顿时陷入困境。他便立即打电报向国内告急，结果很快收到两千美元，使林语堂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林语堂回北平后就向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面谢汇款事。蒋先生诧异地问：“什么两千块钱？”原来解救他摆脱困难的是胡适（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那笔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钱是胡适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而且从不向人提及。
　　或许有人要问：胡适为什么待人这么好，他究竟图的什么？是什么思想促成他这么做的？有一次胡适与胡颂平的对话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胡颂平对胡适说：“我读《论语》，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先是“哦”了一声，然后平平淡淡地说：“大概是多读《论语》的缘故吧。”过去有些保守派学者往往攻击胡适“数典忘祖”，背叛中国传统文化，这真是天大的误解和冤枉。胡适虽然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挂帅人物，但他从来没有对祖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过。他整理国故，其实是一种去伪存真、淘汰糟粕的工作，对祖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一点也没有舍弃过，抛弃的只是那些妨碍中国进步的东西。他所说的“全盘西化”，实质上是“充分西化”之意，这一点他曾详细解释过。在如何做人这样一件大事上，他终身奉行的也一直是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孔子提出的人生最高理想——“仁”。“仁”的观念包涵很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胡适的人格魅力主要来源于此（当然也不排除西方人文主义对他的影响）。
　　孔子的“仁”，是一种很高境界的爱，它主要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要帮助所有的人成为有德、有智、有才的人。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胡适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慷慨解囊从经济上帮助别人，更多的是随时随地从思想教育上帮助人，他希望所有的人（尤其是青年）都能成为有思想、有知识、有才干的人，来共同建设一个科学、民主、富强的国家。在《谈话录》里，这方面的内容颇多，如1961年4月21、26两日所记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21日这一天胡适在报上看到一家戏院正在上演一部电影《雄才怪杰》，他就向胡颂平推荐说，这部电影很值得让孩子们看一看。胡适接着介绍了这部电影是讲在美国发生的一件轰动全世界的案子。三十五年前，美国田纳西州还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不符《圣经》教义，不许学校教生物进化论。当时有个中学教员叫史东生的，认为这种做法是反科学的，他决定以身试法，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故意在中学里讲人是由人猿演进来的，又授意学生的家长来检举他，这样他就可以走上审判台来揭露那些保守势力的错误了。这件案子在当时影响很大，很快引起世界各地公众的义愤。4月26日，胡适又问胡颂平：“你的孩子都看过《雄才怪杰》的电影吗？”胡适还告诉颂平，这个故事中有位新闻记者叫曼铿（H.L.Mencke），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说他在美国读书时，曼铿正在办《太阳报》，后来又办了一种叫《水星》的杂志，对美国的种种现象进行批判，报纸一出来很快就卖光了。史东生被控的案子发生后，《太阳报》全力支持他的一切费用，即使将来败诉后被罚款的话，也由《太阳报》来负担，胡适强调说：“曼铿是这件案子中一个重要人物，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注意到没有？”胡适为什么这样不厌其烦地向人推荐这部电影呢？这是因为：一、胡适一贯重视西方进步文明，并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二、胡适一贯坚持对旧观念和保守势力的批判，他不仅自己做，也鼓励别人这样做；三、胡适热情赞扬曼铿见义勇为的斗争精神，他希望人们及他们的下一代也能发扬这种支持正义、勇于斗争的精神。
　　孔子讲“仁”的含意除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外，还讲到“仁”的另一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流传至今，已成了家喻户晓的老生常谈，但真正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胡适对人的体贴入微随时可见。1961年2月25日晚7点半，胡适心脏病复发，脉搏每分钟一百四十跳，呼吸困难，冷汗如雨，马上送医院急救。2月26日记：清晨四时以后脉搏降到八十八跳，渐渐恢复正常。八点半，颂平进入病房，先生若无其事地躺在床上，笑着说：“昨夜可能要出大乱子，把你们吓坏了吗？惊动了大家，我心里不安。”颂平连忙请他不要说话。他又说：“我对心脏是有经验的，我自己会知道，你们不要怕。”胡适就是这样的人，自己病得那么厉害，却不忘安慰别人。因为他待人一向温和有礼，自然也会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回报。1961年12月24日所记胡适在医院里过圣诞节的情况让人备感人间温暖：今天阴历11月17日，是先生的阴历生日，又是圣诞节，先生穿上前些时钱诗亮等十二人合送的织绵晨衣，坐在床上看报。胡颂平到了房间，就向先生祝贺。先生拱起双手回拜，慈祥而又愉快。这时房内圣诞树上的彩色小电灯明亮闪烁，映着各种装饰品，特别热闹。先生说：“这大概因为我是个heathen（即不信教者）的缘故，曾护士长们几个人把它装得特别漂亮。”我每次读到这里，内心就会久久不能平静，一个有着伟大灵魂，为中国的进步和人类幸福而殚精竭虑的好人，离开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早，太早。

　　在中国，胡适享有的崇高声誉很少有人可与他相比，但是，从各种不同动机出发的批评与攻击也从未停止过，“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在对待各种批评的态度上，胡适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除了为辩明真理必须予以反批评外，对某些有欠公允的指责和谩骂，他往往一笑置之，不予计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就是他的座右铭。胡适曾挨过鲁迅不少骂，但他却一次没有反击过。鲁迅逝世后，苏雪林愤然讲了一些过头话，胡适立即写信加以劝阻。他在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爱，方是持平。”他认为鲁迅的长处与成就还是应该肯定的，并明确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所谓抄袭说辩诬。《谈话录》1959年3月22日记：今天夜里，先生对王志雄（胡适另一助手）说：“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1961年9月5日又记：毛子水、吴大猷来。先生想让吴大猷当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说，我不行，我会被人骂的。先生说：“我已被人骂了四十多年。我觉得应该做的，只要百分之六十对国家有利，百分之四十被骂，我还是不怕骂的。”
　　胡适是个读书种子，也是位大学问家，虽然他关心政治和天下大事，但他的人生趣味主要还是来自读书和学术。因此，在《谈话录》中自然少不了有关读书、写作、治学等方面的内容。胡适酷爱读书，即使去住院也不忘记带书。1959年4月9日，胡适因背部肉瘤手术后出去演说，无意中挥动手臂，致使刚拆线的伤口迸裂出血，于是又住进医院，随身又带去了一本英文书。4月14日记他开始读《基度山恩仇记》后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闲着可惜，所以有空就看书”，并讲他在美国时，就是在坐地下电车或上厕所时把一部袖珍本莎士比亚戏剧集读完的。接着又讲起欧阳修的“三上”：马上、枕上、厕上，说欧阳修的文章多在“三上”构思的。4月16日，有位来医院看胡适的朋友劝他要节劳，少看书，认为他的睡眠时间太少。胡适却说：“晚上可爱。那是我最好的时间。我可以任意的东摸摸，西摸摸，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胡适曾给一位青年朋友写过一首互勉诗，很有意思。诗曰：“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怎样才算是“一日当三日”？原来他是连晚上睡觉的时间也要用来读书和做事的。胡适写的文章观点明确，直白如话，既好看，又好懂。谷林先生在《答客问》里谈到他喜欢哪些作家和作品时，除提到周作人与鲁迅外，还提及胡适，他说：“再有一个胡适，令人望而生畏的哲学甚至禅学，到了他的笔下，就生动、亲切了，简直独一无二，难以企及。”对谷林翁这一看法我完全赞同。在《谈话录》中，胡适谈到写诗做文大概有八九次之多。1959年5月16日记台大侨生六人来见先生。他们组织了一个海洋诗社，还带来了《海洋诗刊》。先生对他们说：“你们学做诗，要分两部来说，一部是‘我’，一部是‘人’。你们做的诗如果不预备给别人看的，你做好了就烧了，那就随便怎么做都可以；如果要给别人看，那么一定要叫别人看得懂才对……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1960年4月21日又对颂平讲了他自己做文章的切身体会，先生说：“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为读者着想的。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想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是很难的。别人写文章，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不为读者着想，我是处处为读者着想的。”胡适的这些话把古今文章的成败得失分析得再透彻不过，有志于写作的朋友不妨在这些地方多看它几遍。
　　胡适在学术研究上最重视治学方法。从杜威的实证主义与乾嘉学派的考证学出发，他提出的两句治学格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很大影响。但到了晚年，他似乎更多地关注治学的态度问题，这在《谈话录》里也有多次记录。1958年12月30日记，上午姚从吾来访，大概是谈院士候选人提名问题，先生在谈过这个问题后接着说：“做学问切不可动感情，一动感情，只看见人家的错，就看不见自己的错处。”1959年6月13日记，先生看见一位熟人做的研究工作，有点走入迷途而不能自拔，便说：“我也知道入迷的人是不容易劝导出来的。”但仍指出这篇研究论文里有好几点都是“很入迷”的说法，不敢不说几句劝告的话。1961年10月14日记：先生发现一件录稿上有一个错字，因谈起朱子《小学》上教人做官的方法是“勤谨和缓”四个字，先生于是将它们借用过来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勤，就是不偷懒，就是傅孟真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样去找材料，叫做勤。谨，就是不苟且，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精密，非常的客观，叫做谨。和，就是不生气，要虚心，要平实。缓，就是不要忙，要从从容容的校对，宁可迟几天办好，不要匆忙有错。这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四字做官诀到了胡适手里，却成了四句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治学要诀。仅从这一点，就不能不佩服他对传统文化整理改造、推陈出新的功夫。
　　读《谈话录》，由于文章的亲切和生动，往往会有身临其境之感。胡适似乎有一种魔力，说着说着就把你引入一种炉边闲话的意境，让你陶醉其中，乐而忘返。尤其是那些关于民俗、风物、掌故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话题更是引人入胜。胡适交游广，阅历深，因此一提起某个历史人物，就会告诉你一套套鲜为人知的故事来。例如王国维之死，他讲的一些情况就很新鲜。他说王国维的自杀与梁启超有关。那时正是北伐军兴、节节进逼的局势，梁启超很害怕，曾计划出逃。王国维觉得梁启超可以逃，他有不少门生故旧可以投靠，但他自己没有这么多的门生，往哪里逃呢？于是决定投湖自杀了。我觉得胡适讲的这个情况为研究王国维之死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不知专家们以为然否。对郭沫若的评价，似乎近些年来才逐渐有点共识，其实胡适对他早有定评，而且讲了一件郭沫若的故事，真是让人大开眼界。1960年6月2日记：今天先生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这真是一场极具戏剧性的表演，我们看后大概不会只是哧然一笑而已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