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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佳
出处：东方早报 2004年8月

    《现代汉语词典》（后简称《现汉》）从1974年内部发行开始至今，历经30年多次修订，一些在特定历史时期或昙花一现、或风靡一时的词语，能否在《现汉》中“登堂入室”，都经历了一番风风雨雨。从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哥大”，以及现今少男少女常挂于嘴边的“酷”，它的收录与否都经历过一番舌战。昨天，曾经参与过《现汉》编纂以及历次修订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协会副会长韩敬体，对记者回忆了30年来修订过程中争论最为激烈的词语的颠簸沉浮、生生死死。

    人民公社

    《现汉》1978年公开发行前曾于1977年做过一次修订，增加了3000多个词条，不少“文革”期间出现的新词被大量收入。在1980年至1983年的那次小规模修订中，大多“文革”词被删掉，如“走资派”、“大鸣大放”、“红卫兵”、“五七干校”等。但在那次修订中，对“人民公社”的争论比较大。一方面意见认为农村正在进行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的形式已经出现，应该删除“人民公社”这一词汇；另一些专家认为客观上人民公社还存在，这个词汇仍有存在的必要。最终还是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直到《现汉》（1996年修订版）才将这个词汇删掉。

    大哥大

    1991年至1993年，开始有人使用砖头大小的那种手提电话，“大哥大”这一说法逐渐在社会上流行起来。1993年修订时有人提出是否要收入这个词，那时编委会的普遍意见是听起来有黑社会性质，词面义不好，因此没有收入。时过境迁，四五年后，“大哥大”称谓逐渐随着移动电话外观的变化而消忘，出现在2002年增补本中解释“手提式移动电话”的词汇被文雅的“手机”二字取代。

    打的

    1993年4月在宁波召开的《现汉》学术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表示反对“的”这个说法，他认为目前词语中出现了“的士”、“打的”、“面的”、“巴士”等说法，明显是受了外来语的影响，如果经过时间检验，这些词的使用非常普遍，可以考虑收入，但明确表示不赞成收入、推广“面的”一词。因此1996年版采取了折中的方法，收入“打的”、“的士”，没有收入“面的”。其他受外来语影响而生的西文字母打头的词汇，如“B超”、“T恤”等收编到附录中。

    艾滋病

    1993年曾讨论过是否要收入这个词，但当时艾滋病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此外字型还不稳定，“艾滋病”与“爱滋病”均有人使用，错过了进入1996年版《现汉》的机会。但1997年、1998年，艾滋病的问题就变得比较突出，1999年年底出版的《现代汉语小词典》及时收入了这个词，而《现汉》则在2002年增补本中正式收入“艾滋病”。

    按揭

    1996年，编委会对这个词的争论很激烈，最终未能收入。那时广东、香港一带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词汇，一部分语言学家认为应该在《现汉》中反映语言存在的事实，但确实内地很多人还搞不懂“按揭”为何物。等到2002年出版增补本时，贷款买房已深入国人生活，“按揭”才得以适时跻身。

    拼抢

    这是一个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新词，1993年修订时考虑过将之收入，但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个生造词，两个意思相近的动词凑在一起，不符合语言学的理据。1996年版没有收入，2002年增补版它仍无缘《现汉》，但随着这一词语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已形成了超越理据的存在事实，在2005年版《现汉》中，“拼抢”将首次登堂入室。

    酷

    2002年就曾讨论过是否收入这个词，当时主流意见是：“酷”只在青少年中流行，没有达到普遍使用这一标准，因此不能接受。如今，“酷”仍然只流行在青少年中，但大多数人都已相当熟悉，这个字终于可以出现在2005年版中。

    相关链接

    《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位是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语文词典”，因此，它收录的新词语要比一般的专业新词词典更为严格，基本上都是选用比较普遍而且经过时间检验、比较稳定的词汇。

    《现汉》自1965年5月推出试用本、1974年内部发行、1978年公开发行以来，历经1977年、1980年至1983年、1993年至1996年，以及2002年的4次规模不等的修订与增补。如今，继1996年修订版后第二次大规模修订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现汉》（2005年修订版）即将于明年出版。

文：李广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吕叔湘100周年诞辰和《现代汉语词典》（下简称《现汉》）发行30周年纪念大会的召开，对于净化学术风气、提倡良好的出版文化、规范辞书市场，无疑是有意义的。在纪念大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等众多专家提出要大力弘扬《现汉》精神。在纪念大会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董琨副所长总结：《现汉》精神就是：第一、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第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第三、尊重读者、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第四、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

　　人类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与国务院下文编纂《现汉》已相隔了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法则，已经渗透到了从人们的日常起居到学术研究的几乎所有的领域，我们还要弘扬和学习《现汉》精神吗？

　　我想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因为《现汉》精神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风？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辞书出版繁荣，但是每年数以千计的各类工具书中，具有原创性，又能形成自己品牌的高品质工具书又有几部？少数学者，利用出版界和读者专业知识的匮乏，包装一些不科学的学术概念，到处兜售、愚弄读者；个别学者，退休多年，编纂出版十多部五花八门的工具书，其中不乏体例混乱，质量堪忧的词书；“著名”学者到处挂名；个别词典主编拉虎皮以作大旗，利用权威人士之名，为一己的私利，四处游说，甚而至于，歪曲和利用已故的学术大师的学术主张作为自己的幌子，玷污大师的名誉。

　　与此相反，《现汉》一开始就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并坚持至今。《现汉》一开始就制作了科学、严格的工作程序。与现在少数挂名主编不同，作为《现汉》主编、编审的吕叔湘、丁声树和李荣先生，一条一条亲自仔细审阅。《现汉》在一个个词条的注音、义项分合与排列、具体释义、举例等项目的背后都以学术研究作为支撑，有充分的语料、作深入的研究、并充分吸收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现汉》出版后一直在无形中起了指引规范方向的作用，对语文规范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既不盲从，也不回避，而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妥善处理，以有利于规范的贯彻和修订。这是一种真正的学者风范，大师风格。

　　第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出版文化？

　　如果辞书编纂出版机构或者作者，不愿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编出好书上，而是放在做虚假广告，进行不实炒作上，那么这样的出版社是很难组织出版真正原创性强、学术含量高的工具书，也就只能抄抄改改、拼拼凑凑了；现实中就有这样的出版社：不管出版什么样的工具书，也不管这部工具书的编校质量如何，几乎每一部，都要以“权威”“更新换代”等名义进行大肆炒作，把自己说成新的一代，把人家的产品说成过时的一代；他们旗下的工具书不少，但是却很难找出一两本真正的精品，几乎与国家大奖无缘。夸大误导之辞，时间长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市场意义，只会丧失读者的信任和同行的尊重。

　　与此相反，《现汉》是一部原创性辞书，它开辟了辞典编纂理论和工艺方面的众多先河。同时《现汉》又是一部与时俱进的辞书。出版以后，不断根据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汉语言的发展变化，历经多次修订。它以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和创新精神，成为我国语文词典编纂工作的杰出代表，因此这部辞书先后荣获众多社会科学类和辞书类的国家大奖，成为中国工具书当中的长青树。

　　第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竞争？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从市场竞争形态来说，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从原始的尔虞我诈，到后来的价格战、广告战、规模战，到现今以品质服务取胜的绿色竞争为主导，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需要。那么今天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竞争呢？

　　在现今所有的关于工具书出版的政策文件中，并没有一个字是关于工具书编纂出版方面的资格限制和市场规范的。不管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有什么样的出版资源，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编纂任意领域的工具书：在校的大学生可以在某一“著名”学者麾下做某部词典的主编；一本冠之以语言大师们精心雕刻的工具书，编纂队伍实际却以一群不稳定的人员为主体；一个做教辅书的书商，可以在二年时间内编出近40本各类词典；一些图书批发市场到处充斥着书名与内容毫不相干、错误百出、体例混乱、质量低劣、定价极高的工具书。这就是某些人大唱赞歌而尤感不足的所谓“市场竞争”。不难看出，如果这样的风气蔓延到出版界的大牌社、正规军当中，贴上“市场经济”这个时髦而神圣的光环，而成为所有从业者的膜拜的对象，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将会看到怎样的图书，我们整体的文化原创性将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我们的出版从业人员、管理人员又将以何相对？少数人正在误导这样的观点，“市场的，就是好的”。他们把一些在西方早已抛弃的原始而粗暴的竞争方法，包装成市场经济的金科玉律，为自己的不规范的市场行为辩护。实际上往往利用行政干预等非市场的方法想达到垄断市场目的的恰恰是这些人。这些对市场经济缺乏深入理解的短期行为，不讲品质、不讲服务，只重包装炒作，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宣传要包装，但是更需要像《现汉》这样，讲诚信、讲质量、讲服务，关键是把书编好、把服务做好，对读者负责。为“繁荣”的“空壳”市场唱赞歌，恰恰不是建设市场，而是在扰乱市场，妨碍良好的市场规范的建立。

文：彭泽润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在读博士，硕士生导师。丘冬，湖南师范大学 汉语专业研究生。410081，长沙,湖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出处：学说连线  

　　1. 词典和字典编写思想现代化的意义和现状

　　汉语词典和字典的现代化不仅包括技术的现代化,而且包括语言思想或者观念的现代化。现代汉语词典和字典的编写思想的现代化，对于作为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普通话的推广和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汉语词典和字典的现代化直接影响汉语的正常使用和健康发展，它应该成为汉语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它需要长期的连续的比较稳定的又有现代化思想武装的研究队伍。当然词典可以分为通用词典（语文词典）和专业词典。本文说的词典指通用词典。
　　在汉语词典和字典现代化方面，我们首先要感谢魏建功先生。他在1950年接受叶圣陶先生的邀请，担任“新华辞书社”社长，开始主编《新华字典》。提出“绝对以音排列”、“以语分字”、“广收活语言”、“适合大众”等进步原则。［17］终于在1953年正式出版《新华字典》。其次是吕叔湘、丁声树等先生。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现代汉语词典》。［22］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任主编。终于在1965年出版“试用本”，1978年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使汉语工具书现代化在《新华字典》的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此，配合语文现代化新生活的新型语文工具书不断涌现。这是中国语文生活中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但是,《现代汉语词典》不是典型的词典,例如,没有区分单音节的词和单音节的语素,没有说明词性。
　　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下面有时简称《规范字典》)1998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给汉语工具书的发展带来一股新风，引起学者们见解新颖的讨论。大家在赞扬它的规范意识的同时，指出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2. 词典和字典编写思想现代化的迫切性

　　语言应用工具书分为词典和字典两种。时代迫切需要词典和字典现代化。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小学生、中学生，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外国学生和中国少数民族学生更加迫切需要这样的工具书。［9］
　　这是与汉语生活的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中国的语言生活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白话文运动”废除文言文，使汉语的书面语不再是一种古董一样的少数人的摆设，而是成为接近口语的充满活力的大众交际工具。同时“国语运动”使汉族人的口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交际方式。中国语言生活的这种巨大变化，使语言能够更加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需要。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准确地说:国家通用的语言是汉语的普通话,国家通用的语言使用的文字是规范汉字。汉语普通话的词典和字典一直在追随这种进步的变化，但是，从观念到实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与封建社会结束比较早的国家相比，显得非常落后。

　　3. 严格区分词典和字典

　　词是语言单位,字是文字单位。不仅有理论依据,而且得到公众语感的确认。［14］英语只有词典，不需要字典，汉语词典和字典都有需要。因为任何语言都有几万个活着的词，但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字。英语用26个音素字，不需要专门的字典去解释。汉语通用的字有7000个，所以需要字典。［11］［p275］
　　汉字的字在古代记录的基本上就是词，所以古代的词典就可以直观地叫做字典。在现代汉语中，虽然词典不能简单地叫做字典，但是，单字基本上仍然记录有意义的语素。一种语言的语素的总数肯定少于词的总数。通过语素学习词，可以一定地提高效率。这就好比一些英语单词学习手册，把词根、词缀从大量的词中拆分出来。所以语素意义上的“字典”，可以比词典更加简明地提供基本信息，可以为巩固学过的词语提供联系。这样看来,字典的存在有一定的必要。但是，要完全解决语言使用问题，更加需要词典。
　　有些人仍然不愿意区分词和字，也就不会明确区分词典和字典的不同。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5］
　　《规范字典》把“非”分开成“非1”和“非2”，是非常科学的创新。但是“非2”的解释是“指非洲”。“非洲”在“非１”里面没有也不可能解释。如果有小朋友问“非洲”是“谁”，我们只好叫他再去查词典。
　　即使要让词典和字典两种工具书同时存在，也绝对不能混淆字典和词典的功能，不能混淆“字”和“词”的性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就出版过一本《英文部首字典》。把“英语语素构词词典”，叫做“英文部首字典”,这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缺乏语言理论常识的表现。它严格混淆“字”和“词”。一个字的部首和一个词的词素，怎么能够等同?这好比把北京市、长沙市、韶山市3个级别分别是省、地区、县的城市并列在一起。为什么会在研究外语的人那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观念？因为有些研究汉语的人现在还认为词是字构成的，说汉语的词汇可以通过汉字扩大，英语词的结构复杂，“不能类推”。［1］其实，英语单词完全可以通过词根、词缀这样的语素类推。不过，英语语素一般不像汉字用一个语素字书写，而是用几个音素字书写。
　　词典可以包含字典，字典不能包含词典。一般来说有了《现代汉语词典》，就不需要《新华字典》了。但是《新华字典》为什么也畅销呢？表面的原因是，重量轻价格又便宜。其实，使用字典的人往往是已经掌握汉语的人，只是经常忘记书面上用什么字表现。一个大学的中层干部因为一个词的意思不懂，打电话问我。我说你查了词典没有。他说查了。原来他一辈子只知道小学就买了的《新华字典》。为了方便小学生，应该精简现代汉语词典中那些杂质和不常用的词语，编辑一本《新华字典》那么重的《汉语词典》。

　　4. 词典和字典编写的时间和空间规范意识

　　作为普通话词典应该是对现代共同汉语的单一系统的共时描写词典，不是普通话跟古代汉语、方言的对比词典。因此，要具有强烈的时间和空间意识。［10］可是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
　　目前《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虽然在区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方面表现出了最高的水平，但是，距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距离。这里应该肯定的是在1990年修订中,《新华字典》更加自觉地修改了“一些不符合现代汉语普通话表达习惯和规范的释义”，例如把“位次于后”改为“地位次于皇后”。［16］这是工具书本身的在语言现代化道路上的明显进步。
　　对于“蜈蚣”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用了“有一对足”，《新华字典》相应地用的是“有脚一对”。很明显，《新华字典》更加现代化，用“脚”代替了“足”。相反，对于“猪”的解释，《新华字典》用了“体肥”，《现代汉语词典》更加现代化，用的是“身体肥”。再例如,《新华字典》用古代词“此”解释现代词“这”，用方言词“晓得”解释共同语的词“知道”，缺乏语言规范的时间、空间意识。同样，《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收集大量古代汉语的语素意义，是一种倒退,更加严重地缺乏语言规范的时间意识，使规范失去了真正意义，与它名称中的“现代汉语”背道而驰。
　　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收集了“要勿fiào”，用“〈方〉不要”解释。“fiào”完全违背普通话语音系统中音节结构的规则，不可能在普通话中成长。所以《应用汉语词典》把它删除了。但是，《应用汉语词典》也保留许多方言词。例如，“mǎo”，汉字写成“有”缺少里面两横，用“［动］（粤语）没有”解释。即使要收集一些方言词，又怎样进行比较科学的解释呢？对比《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方〉没有”，我们发现用“粤语”注释是画蛇添足，因为湘语等方言也有。至于读“mǎo”的声音，就像模仿外来词的声音，不可能逼真。这个词注释成“上声”，可是长沙、衡山等地方的方言读“阳去”。再说，这个方言词能否取代普通话“没有”
　　或者“没”，跟外来词一样在普通话中流行呢？我们需要把不会说普通话的人夹杂的方言词，把不会写白话文的人夹杂的文言词，都当做现代汉语的词收集到词典中吗？

　　5. 重视词意识和正词法的语言思想价值

　　《现代汉语词典》一开始就以词为单位拼音，这是汉语词的拼写在现代化方面的表率。在1996年的修订中更加注意词的书写规范的引导。例如，异形词在确认的主要词形下面进行解释，其余词形下面只说明同主要词形。“这样做有导向作用，树立了规范。”［21］
　　但是，这些进步还是不够。正当我们需要《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进一步出现新的现代化突破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在同样的编写队伍编写的其他词典中还有一定的倒退现象。例如《新编汉语词典》［6］的编者李国炎、莫衡、吴崇康、单耀海４人都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这部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的主要不同是词语采用逆序集中。可是取消词语的拼音，使一些词的读音无法得到准确的反映。多音字包括轻声不能得到准确信息,例如“打点(dǎdian)”。在他们为香港编辑的一本类似的字典中，放弃了词式拼音，改为汉字式拼音，也许是为了尊重出版者的“实用性”要求，而放弃了“科学性”。《现代汉语词典》的老主编吕叔湘先生，在为《新编汉语词典》写的序言中说，他当时问作者《新编汉语词典》跟《现代汉语词典》有什么不同，作者说“《现代汉语词典》注重科学性，我们要编的是首先考虑实用性。”我们认为实用性应该使科学变得容易接受，不是放弃科学。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已经看到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成语词典》［7］对成语的拼写，全部遵守了正词法规则。例如“千言－万语”写成“qiānyán-wànyǔ”，“泪如雨下”写成“lèirúyǔxià”。
　　总之，语言和语言生活的现代化需要我们不断调整词典和字典编写思想和技术，方便语言的有效使用，引导语言的健康发展。

　　6.汉语词典要像其他语言的词典一样说明词性

　　给词说明词性是汉语工具书迫切需要进行的现代化工作。事物肯定可以分类，只是有的容易有的难。语言中的词都可以根据功能分类，确定词性。各种语言的词典一般会说明词性。由于汉语在书写实践中长期出现不按照词书写等旧习惯，人们难以确定汉语的词和词性，所以一直缺乏全面说明词性的词典。随着汉语应用的发展，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这个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末期，中国从对外汉语词表，到相关的词典，都开始说明词性。
　　这里要特别提到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郭良夫主编的《应用汉语词典》。这是到目前为止，在词典现代化方面最先进、最全面的成果。它在继承《现代汉语词典》的好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词性，采用正词法，插入文化知识等。
　　我们忍不住要问：《现代汉语词典》在修订过程中为什么不做这样的改进工作呢？

　　7.词性说明不应该用于语素或者字典

　　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人们往往不同程度地把“字”和“词”混淆在一起来做语言工具书编写工作。《应用汉语词典》凡例说：“比词小的词素……也一律标注词类”。这就不仅造成矛盾，而且词素或者语素跟词不是数量上的大小关系，而是使用上的不同性质的关系。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的“前言”说：“给词标注词性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当前我国通行的字典、词典一般都没有标注词性”。对于词典,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警告，也是汉语词典现代化的一种重要的觉醒。但是，在字典上面标注词性，却有点南辕北辙了。给字典上的字记录的语素说明词性，不仅不伦不类，没有必要，而且会带来许多主观错误和麻烦。［3］
　　给“字”确定“词性”，好比给“眼睛”而不是给“人”去解决户口。这不仅没有积极价值,反而有些消极作用。本来我们的教育使我们不能区分“字”和“词”，这样反而强化了这种混淆。例如，《规范字典》第37页，有“并”的一个解释是“表示两件以上的事同时进行或者被同样对待，相当于‘一起’”，例子有“工农业并举”。根据词性“副”，我们应该可以说“工农业并发展”。可是事实上为什么不行？因为这正是词素意义，虽然与词“一起”的意义一样，但是它们的语言构造功能不同。“并发展”(一个词素＋一个词)要说成“一起发展”(两个词构成的词组)。“如果词素和词的功能完全一致，这当然是很理想的。可是事实上不完全如此。”［18］这也许在古代汉语中基本上可行。今天我们是用来创造句子的“词”不再是用一个“字”书写的。一个词内部的结构分析，如同分析历史上留下来的化石，如同分析建筑用的砖。如果一定要把砖打碎，当作几块砖来使用，那么肯定会使用“故呢，一定要及时治疗”这样别扭的句子,把不能自由使用的“故”来代替自由单位“所以”。

　　8.词典应该区分单音节的词和语素

　　汉语的词典是在字典这座大楼上面经过修补建筑起来的，有些地方显得不伦不类。如果要编写词典，我们必须推翻字典的模型，重新设计词典的模型。这样才能促进词典科学化、现代化。这不是不要优良传统，而是要敢于打破不良传统。对于思想保守的人，需要忍痛割爱，才能避免更大的痛苦。
　　目前许多方面比较进步的词典《应用汉语词典》在凡例第一条说：“本词典分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这跟《现代汉语词典》完全一样。这种按照字或者音节的数量来区分语言单位的做法没有抓住语言单位的实质，也是不符合语言使用实际需要的。人们需要知道哪些是词哪些不是词。这样才方便规范地用词来说话。
　　例如，如果知道“知”、“幸”在现代汉语没有词的功能，中学生作家郁秀就不会在她的小说《花季，雨季》第123页（海天出版社，深圳，1996年)出现“真不知，这是你们的幸，还是不幸？”的句子。这句话应该连同问号一起修改成“真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幸运还是不幸。”不然，《现代汉语词典》怎么用“不幸运”解释“不幸”？
　　问题是：《现代汉语词典》又用“幸运”解释“幸”，只是例子属于包含“幸”这个语素的词或者成语“荣幸，三生有幸”。读者无法体会“幸”的这种功能不是词的功能，所以容易错误地当做词去用。
　　如果我们的词典能够明确地把“单字条目”区分成“单字（音节）词”和“语素”。如果通过词典进行引导，并且通过语文教学贯彻这种思想，那么上面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现代汉语词的规范就能够得到普及。这样，普通话的普及就不是停留在语音和文字的形式上，而是深入到了词汇和语法层次，就有希望形成系统和规范的现代汉语。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美国语言学家john de-francis(德范克)1996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ａｂｃ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这本书1997年用《汉英词典》的名称由中国的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它是第一本有完全的词意识的词典。只要是词，无论形式上是几个音节或者字，一律收集，否则不收集。这样可以对词进行纯粹意义上的语音顺序排列。一般的汉语词典，只能在相同字开头的前提下实现语音顺序排列，让文字这种语言的非必要形式牵制语音这种语言的必要形式。这是不符合口语和书面语关系的基本规律的。不过考虑到汉字数量庞大的特殊性，我们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字表来说明所有字在记录语言中的关系，所以，可以考虑在相应的语音顺序位置上把字作为一个特殊条目夹杂在词条中间说明它有哪些表达语素的能力。这样不是字牵着词走，而是词牵着字走，就真正体现词典的性质。

　　9.解释用的词语要尽量常用化

　　在严格遵循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的基础上，用尽可能常用的词语解释。用同义词解释意义，确实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办法。但是，用来解释的词语如果更加不常用，那么，正如古代人用同音字的办法给汉字注音可能越注释越读不出来一样，这种解释可能越解释越糊涂。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毛病。例如，查找“拌”，解释是“搅和”；再查找词条“搅和jiǎohuo”，解释是“〈方〉混合；掺杂”；再查找“混合”，解释是“掺杂在一起”，查找“掺杂”，解释是“混杂”；再查找“混杂”，解释是“混合掺杂”。这样进入了死胡同。我又回头查找“搅”字条下面的解释“搅拌”，才算基本解决了问题。“搅拌”的解释是“用棍子等在混合物中转动、和弄，使均匀。”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怎么能用“搅和〈方〉”这个方言词进行解释？方言词是北京方言中的还是南方方言中的，情况又大不一样。又例如，查找“诽”，解释是“毁谤”；再查找词条“毁谤”，解释又回到“诽谤”。
　　在《新华字典》中，我们发现，“这”用“此”解释，“知道”用“晓得”解释。这好像是面向古代、方言地区的人翻译词语。这怎么能够很好地为学习共同汉语的现代人服务呢？
　　所以，用同义词方法解释，应该用常用词解释不常用词，对于常用词我们不能用不常用词进行同义解释，而要尽可能用定义的方式解释，并且定义解释用的词语尽可能选择更加常用的，更加容易理解的。这样看上去浪费了一些篇幅，实际上节省了读者使用中的许多时间，而且真正解决了疑问。
　　英国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19］收集了5.6万词条,只用0.2万个常用词(defining vocabulary)解释,几乎不用同义词方式解释,而且几乎都有完整的句子例子。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俞士汶教授认为这本词典是“受限语言”的杰作［20］。

　　10.词典、字典编写人员要有丰富的语言理论素养

　　随着普通话在国内的普及，随着汉语在国外的流行，汉语的词典、字典迫切需要上面这样的编写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许多人来参与词典、字典的编写是好事。虽然编写词典、字典不是个别人的专利，但是认为会说普通话的小学生也可以编写词典、字典，这就忽视了它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同时，有人错误地认为语言学专家去编写词典、字典是不务正业，浪费时间。这就会导致符合素质要求的人不能做，做的人可能不具备基本素质。如果总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汉语工具书事业怎么顺利发展呢？当然，即使是语言学者，如果缺乏现代化的思想，缺乏现代汉语的发展意识和规范意识，也不能实现词典、字典编写现代化的目标。
　　只有对人类语言的普遍性质、结构、发展规律等有了足够的理论认识，我们才能把握词作为语言系统的基本单位的重要价值，才能编写科学的词典。正是有了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武装，中国语言学者才从“字”的束缚中出来，实现现代词典的编写实践。［23］


　　(本文在2002年10月在开封召开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五次学术会议”交流。先后得到王均、苏培成等教授鼓励和指正，特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陈蒲清.论世界文字发展轨迹与汉字［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4).
[2]陈菁.纵观《朗文当代英语词典》，透视英语学习词典的发展趋势［m］.上海:辞书研究,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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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的历史地位 文：中国辞书学会 曹先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晁继周  

　　现代汉语词典就是普通话词典。普通话是咱们民族的共同语，是一种规范的语言。规范是合乎标准的意思。普通话在语音上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在词汇上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在语法上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编纂普通话词典，其本身就包含了规范的要求和内容。要实现这个要求，在学术上，在词典编纂的方法上，都有极大的难度。

　　影响比较大的现代汉语词典有两部：一部是１９３７年开始出版、延续多年陆续出齐的《国语词典》；一部是１９７８年正式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国语词典》在注音上体现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原则，字、词注音按照北京话语音系统，而不是像“老国音”那样有入声、分尖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进步。在收词上收现代的，但也有大量近代的和少量古汉语词，比较杂，规范程度不够。注释采用半文言，在词典用语上未完成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这自然有客观的原因，我们不能苛求先辈。从总体上讲，《国语词典》筚路蓝缕，厥功至伟。 《现代汉语词典》则后出转精，解决了上面讲到的问题。它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收词对象，与文言词典划清了界线。就拿虚词来说，文言虚词和现代汉语虚词既有联系更有不同，“之、乎、也、者、亦、焉、哉”与“的、了、吗、呢”完全不同。《现代汉语词典》的虚词注释是一个亮点，是词汇问题更是语法问题，最能体现现代汉语的性质。此外，对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等也都是根据普通话的应用需要来安排取舍，非学贯古今、兼通中西者所难为也。至于语音，《国语词典》只解决了北京语音为标准的问题，而普通话内部的问题，口语及大量书面语中字词的异读分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均第一次比较好地作了解决。当然，这也是贯彻国家政府部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结果。 《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词典。在它之前还没有这样的词典；它以后的同类性质的词典则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在某一些方面加以改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汉语词典》是汉语辞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

　　现代汉语词典在收词上要全面反映现代汉语的词汇面貌。一方面，它要把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收进词典，不要有太多的遗漏；另一方面，要分清现代汉语词与古代汉语词的界线，普通话词与方言词的界线，不要使文言词（及早期白话词）、方言词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混杂相列。在收词上，《现代汉语词典》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而《国语辞典》则有很大的距离。我们以“好”字下面所收的条目为例，把两部词典作个对比。

　　《国语辞典》收而《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的有下面一些词条：

　　好鸟 美丽之鸟，如“好鸟鸣高枝”，见曹植诗。

　　好官 犹美缺，如“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见宋书。

　　好合 谓和好，如“妻子好合”，见诗经。

　　好逑 谓佳偶，本于诗经“君子好逑”语。好不当儿的 犹好不应儿的。

　　好不应儿的 犹云没来由、无缘无故等，如言“好不应儿的生甚么气！”

　　好劲 惊奇之词，如“这天气，好劲，快把耳朵冻掉了。”

　　这７个词条中，前４条是文言词，从所引书证可以看出；后３条是北京方言词（属土语），从所举例句可以看出。这些词由于不是普通话词语，又不是常见的文言词语和方言词语，《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录。

　　《现代汉语词典》收而《国语辞典》没有收的词语有２２条：“好多、好感、好话、好家伙、好景、好看、好脸、好评、好气儿、好人、好日子、好声好气、好说歹说、好说话儿、好似、好听、好玩儿、好笑、好性儿、好样儿的、好意思、好自为之”。这２２个词语都是普通话常用词语，现代汉语词典是应当收的。这些词语在《国语辞典》时代已经存在，这么大数量地漏收，说明《国语辞典》在收词上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词典的要求的。

　　《现代汉语词典》对普通话词语根据常用的原则做了比较全面的收录。为查考需要，除普通话词语外，还收录少量常见的文言词语、早期白话词语和方言词语。在收词比例上，普通话词语占绝对优势。收入词典的文言词语、早期白话词语和方言词语都加上标志或文字说明，使读者很容易把它们同普通话词语区别开。

　　《国语辞典》的局限是历史造成的。《国语辞典》编写所依据的语料，主要是文言和早期白话，而缺少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资料。《现代汉语词典》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国语辞典》完全不同。全国解放后，白话文在文学创作和应用文写作上都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现代汉语词典》所依据的语料绝大部分是现代白话语料，主要来自现代文学作品和报刊。至开始编写时，已经搜集语料卡片１００余万张。这就使得《现代汉语词典》所记录的语汇与《国语辞典》有很大不同。《现代汉语词典》比较好地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而《国语辞典》却是现代词语与古旧词语的杂糅。

　　二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用语应该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２０世纪前半叶的汉语词典，释义用语大多是文言或半文言。《国语辞典》就是用半文言作注的，释文中“谓、貌、犹、之、者”等带有文言色彩的词随处可见。用文言或半文言解释现代词语，不但犯了以易释难的忌，而且很难做到准确，也很难避免互训和递训。比如“很”，《国语辞典》释为“甚”，“甚”释为“极”，“极”释为“最甚”，这样绕来绕去，读者还是弄不明白“很”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弄不清楚它的用法。《国语辞典》释义用语采用半文言也是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所至。《国语辞典》编写的时候，白话文在文学创作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而在应用文领域，如新闻、书信等，浅近文言还占有一定优势。词典释义基本上属于应用文范畴，使用半文言就是很自然的了。

　　《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成功地用白话解释词语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用准确、精练的普通话书面语解释词语，而且尽量多地采用定义说明式的释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同义词互训、递训的毛病。如“大”，《国语辞典》注为“小之反”，“小”又注为“大之反”，这样作注，除了表明“大”、“小”互为反义词外，对它们的意义没有作任何解释。再看《现代汉语词典》，“大”、“小”的释义：

　　大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比较的对象（跟‘小’相对）。

　　小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或不及比较的对象（跟‘大’相对）。

　　这样解释，既清楚说明了“大”、“小”两个词的意义，也指明了它们之间的反义关系。

　　同以前的词典相比，《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更加准确，在解释词的词汇意义的同时，注意反映词汇的语法和语用特征，并注意用例句显示词的意义和用法。特别是虚词，例句对于说明其意义、用法是必不可少的。还以“很”为例。《国语辞典》只用一个“甚”字作注，没有例句。《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

　　很 副词，表示程度相当高：～快｜～不坏｜～喜欢｜～能办事｜好得～｜大家的意见～接近｜我～知道他的脾气。

　　《现代汉语词典》用精心选择的7个例句说明“很”的主要用法：修饰形容词，修饰形容词的否定式，修饰动词，修饰动宾短语，做补语等。

　　从总体上说，《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水平在现有的语文词典中是最高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它开创的释义体例也多为以后的词典所借鉴。

　　三

　　２０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推广国语做得最多也最有成效的方面是统一读音。汉语方言的分歧，最突出的是在语音方面，因而规定国语的标准，首先关注的自然是语音。１９１９年在《国音字典》上公布了第一个国音标准。这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 的“标准音”。在这套“标准音” 中，北京语音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又保留入声，并且分尖团。赵元任先生在讲解这个读音标准时，举“荤油炒菜吃，偷尝两块肉”分别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５个声调。这套“标准音”后来被称为“老国音”。赵元任先生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由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可以自然地说出标准的“国音”，无论在官话区还是在其他方言区，推行中都遇到困难和阻力。１９３２年，《国音字典》修订成《国音常用字汇》，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个标准后来被称为“新国音”。

　　确立以北京话语音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是汉语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我国辽、金、元、明、清各朝相继建都北京，大约有一千年的时间，北京长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有历史依据和群众基础的。从“老国音”到“新国音”也说明一个语言学原理，那就是确定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要依托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具体方言，即某种自然语言；而不能采取杂糅的方法，从不同方言的语音中吸收成分，形成“人造语言”。 在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国音方面，《国语辞典》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语辞典》之前，《国音常用字汇》也是推广北京语音为标准的国音的，但由于只收单字，作用受到很大局限。《国语辞典》着眼于词，除为单字注音外，凡立为条目的词或短语都标注读音，轻声、儿化都按北京话的实际读音注出，这在以前的词典中是没有过的。

　　但是，在推广标准音方面，《国语辞典》同样也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许多语音问题解决得不完善，如异读词问题、轻声和儿化问题、古今音演变问题等等。全面解决现代汉语语音问题的是《现代汉语词典》。以北京语音为标准是就北京音系而言，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还要经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对实际读音情况的调查。差不多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的同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异读词读音进行审订。审订读音的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字的读音在北京话里非常通行而不合北京语音的一般发展规律的，这个音还是可以采用，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音在北方方言里应用得是否广泛。例如在北京话里，“危”念wēi，“期”念qī，“帆”念fān，这些音不合一般发展规律，但是采用了，因为在北京话里非常通行，北方方言也大致通行。而在《国语辞典》里，这几个音还是读作wéi、ｑí、ｆán的。如果一个字的读音只在北京话里通行（甚至只在北京的部分地区或部分人群中使用），既不合语音的一般发展规律，也不在广大北方方言地区通行，这个音就不应该采用。《国语辞典》在这方面又过于迁就北京话，如连词“和”不读ｈé，而读ｈàｎ。《现代汉语词典》在异读词注音上严格贯彻《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规定，并采取研究的态度，该从传统的则从传统，如“载一车土”的“载”读zài不读zǎi；该从习惯的则从习惯，如“倒戈”的“倒”读ｄǎo不读ｄàｏ。《国语辞典》处理文白异读时多偏于传统，而对人民群众的实际语言重视不够。比如“百般、百姓、百褶裙、百叶箱、百发百中、百依百顺、百闻不如一见”等词语中的“百”，《国语辞典》注音为bó，完全脱离了语言实际。对轻声和儿化的处理，《国语辞典》不加分析，全从北京话，使得轻声词、儿化词过多，不利于国语的普及。《现代汉语词典》对轻声和儿化现象经过调查研究做出选择，把轻声词和儿化词限定在一定范围；并采取一定的灵活性做法，把一些词处理为可读轻声也可不读轻声，可读儿化也可不读儿化。《现代汉语词典》的做法减少了学习普通话的难度，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

　　四

　　《现代汉语词典》在收词、释义、注音几个方面都超越了它以前的词典，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绝不是说它可以止步不前了。恰恰相反，《现代汉语词典》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宗旨，《现代汉语词典》的科学精神，都要求它与时俱进，不断攀登新的高峰。《现代汉语词典》要通过不断的修订，完善自己，跟上时代的发展。《现代汉语词典》要向两个方面提高：一是及时反映语言的发展，一是及时吸收语言研究的成果。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而词汇更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亡，词义的转移，词的用法的改变，这些情况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现代汉语词典》要通过一次次修订，及时反映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首先是调整收词，把那些已经普遍使用并稳定下来的新词语（包括新意义）收进词典，把一部分陈旧过时、不再使用、查考价值也不高的旧词语删除。某些词的释义，也要根据词的意义、用法的变化或词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加以修改。比如“倾斜”，《现代汉语词典》原注“歪斜”（倾斜度｜屋子年久失修，有些倾斜）。后来又产生了“政策倾斜”的用法，《现代汉语词典》于是在修订时补上了“比喻偏向于某一方” 的意义。修改例句也是词典修订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例句除了要能正确体现词的意义和用法外，内容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21 世纪的《现代汉语词典》，用“咱穷人都翻了身”作“咱”的例句就太过时了；“车、犁、耙、套、鞭等农具，随牲口合理搭配”（“搭配” 的例句），不仅农具落后，还带有农业合作化的痕迹；“在山区安家落户，当一辈子农民”（“安家落户”的例句），这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提倡的，今天并不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例句修改的要求应该是：正确体现词的意义和用法，语言自然精练，思想内容积极健康而又贴近生活，有时代感。每一次修订，如果都能够在收词、释义、例句等方面下一番功夫，《现代汉语词典》就会常修常新，永远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现代汉语词典》在修订中还要注意吸收语言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提高学术品位。这里我们要说到词典标注词性的问题。《现代汉语词典》初编时是准备给词（或义项）标注词性的，后来没有做下去。上世纪５０年代，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还在讨论，词类划分标准研究得还不深入，这时词典上标注词性确实有困难。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现代汉语词典》还是为全部虚词和实词中的代词、数词、量词注明了词性（不是用符号，而是把词类名称作为释义的一部分）。名词、动词、形容词虽未注明词性，但在释义行文和例句配合上大都有鲜明的特点，词性实际上是呼之欲出的。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吕叔湘先生重新提出词典标注词性的问题。吕先生在为一本词典写的序言中谈到标注词性问题时说“做总比不做好”，并说：“万事起头难，只要开了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会完备起来的。”１９９２年，吕先生在为另一本词典作的序中写道：“我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前我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初稿的时候曾经试着做而没有做成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区别单字能不能单用，也就是分别词和非词…… 另一件事是在一个词或者一个词的一个义项之后标明词类。”吕先生肯定这部词典做成了这两件事，赞扬词典编纂者表现出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从吕先生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初稿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汉语研究、汉语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以及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等工作都迫切需要词典标注词性。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词典标注词性也已经存在现实可能性。一些词典（包括语言所词典室编写的《现代汉语小词典》）在标注词性上作了有益的尝试。现在应该把标注词性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实际上是在做《现代汉语词典》编写者们要做而没有来得及做成的事。标注词性对于汉语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第一次在《现代汉语词典》上加进这项内容，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只希望《现代汉语词典》下次修订能在标注词性上开一个好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经过后人的不断努力，使汉语词典标注词性的工作像吕先生所期望的那样逐步完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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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保贤 出处：光明观察 2008年1月

　　2007年是商务印书馆创立110周年，不用多说，这是值得我国文化界纪念的一件盛事。为纪念建馆110周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不少举措，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界简称“《现汉》”）第5版的特别纪念版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现汉》特5版的纪念版制作得非常美观（见图一）：特大32开，仿羊皮的封面，颜色由深红色和深蓝色搭配而成，还有一个白色的护封，让人煞是喜欢，爱不释手。

图一

　　但是，这么美观的一个特别纪念版，在版权页上却出现了一点纰漏，成为美中不足，又令人不由得感到遗憾。不瞒读者，笔者在购得这个纪念版的第一天，也就是昨天，由于只顾不停地欣赏这个特5版（第5版的普及本在2005年6月刚出版后，笔者就已购得）的装帧设计，竟一时没有发现现在要谈的它上面的纰漏——这是在今天才发现的：读者从下面所附图二可以看到，紧接书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是“110周年纪念版”的文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代汉语词典》甚至是它的第5版出版已经110周年了！

图二

　　明明是商务印书馆建馆110周年，但印在《现汉》特5版版权页上的这行文字，告诉给读者的，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错误信息：这是《现汉》（第5版）出版110周年！实际上，从《现汉》1960年的“试印本”算起，到现在，也还不到半个世纪。
　　正确的是什么呢？应该还是像该书扉页上印的文字：“商务印书馆创立110周年纪念版”（见图三）。

图三

　　是不是笔者过于较真儿，甚至是在吹毛求疵呢？当然不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前言》中说，它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汉语规范化，这是一项重要的、严肃的、神圣的任务，但出现在它的特5版版权页上的这行文字却犯了一个语文上表意不明的大忌，极不规范，令读者哭笑不得，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顺便说一下，同样是作为纪念建馆110周年的活动，2007年1月，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了两种该馆出版的小型字典的纪念版，一是《新字典》（根据1914年2月初版影印），另一是《新华字典》（根据1957年6月新1版影印）。这两种字典的纪念版上，都有一个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撰写的简短的《出版说明》，而《现汉》的特5版上，却没有任何类似的说明——虽然广大读者对《现汉》是非常熟悉的，但我想，如果像前面两种字典的纪念版那样，也有一个专门的《出版说明》，把《现汉》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给读者做一简要交代，那不是更能烘托一下馆庆的气氛了吗？而且，从体例上看，几种字词典的纪念版也就一致了。
　　在“书林辨误”中，笔者已经不是第一次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了。在即将结束这篇小文的时候，我还是想重复一遍以前说过的话：“笔者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特别喜欢使用该馆出版的各种语文工具书。因为爱‘商务’，所以对发生在她身上的错误，也不愿意放过，而且在提出时，是很不客气的。商务印书馆的诸位仁兄肯定会理解这一点。”（2008年1月3日于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