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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建飞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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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国内外誉为植物学巨著的《中国植物志》，编写、研究和出版工作经历了４５年，终于全部出齐，实现了我国几代植物学家的夙愿。《中国植物志》的出版，是我国植物学的重大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丰碑。《中国植物志》包括１２６卷册，记载我国产的维管束植物（包含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３万多种，它按一定的分类系统排列，把植物的各个“科”排在不同的卷册内，先编写好的卷册先出版。
    欧洲是编写和出版植物志最早的地区，１７世纪出版的《西班牙植物志》被认为是最早的一部较完整的植物志，林奈的《植物种志》被看作是一部早期的欧洲植物志。我国是世界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为各国植物学家关注。早在１８世纪，许多外国人不断地来我国考察和采集植物标本，把所采集的标本全部保存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标本馆中。我国老一辈植物学家自２０世纪初陆续开始采集植物标本，随着植物分类学研究取得进展和植物标本的大量采集，他们渴望编写中国植物志。１９３４年在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会议上，胡先马肃最先提出编写中国植物志，并希望全体会员同心协力共同完成这项工作。事实上，这一艰巨而庞大的工作，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得到开展。１９５０年８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植物分类学工作会议，会上正式提出了编写中国植物志的任务，１９５６年，中国科学院将编写中国植物志列入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１９５８年，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和研究工作正式启动，由钱崇澍、胡先马肃等２６位植物学家联名在《科学报》上倡议编写中国植物志，不久，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钱崇澍、陈焕镛为第一任主编。１９５９年９月由秦仁昌等编写的首卷《中国植物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秦仁昌是蕨类植物学家，１９３０年，在胡先马肃的支持下，他去英国皇家植物园将１８３００余号中国植物的标式标本拍成照片。“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的胡先马肃，他和郑万钧因发表了在我国发现的“活化石”植物水杉而轰动世界。这些珍贵的模式标本照片成为日后编写《中国植物志》的重要资料，是胡先马肃、秦仁昌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一项卓越贡献。此后，１９６１年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１１卷，１９６３年出版了第６８卷。正当科学家们踌躇满志投入编写《中国植物志》的时候，“文革”开始了，１９６６年６月，已经付印的第３６卷被迫停止印刷，植物志作为三脱离的典型而被批判，植物分类学家被批斗，植物志的编研和出版工作被迫中断。而在２０世纪中叶，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完成了本国植物志或开始编写第二版植物志，其中举世闻名的《欧洲植物志》是在此间完成的。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６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菊科植物学家林镕当第二任主编，因为许多科学家心有余悸，工作难以开展，编委会做统一编写规格和资料的收集工作，为后来的工作打下基础。１９７８年，《中国植物志》在国际科委制定的技术发展规划中被作为重大项目列入规划，成为国家的重大项目之一，人力、物力得到保证，编研和出版工作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文革”中被腰斩的第３６卷也得以重见天日。该卷是蔷薇科的一部分，蔷薇科包含在第３６、３７、３８卷中，一辈子从事蔷薇科研究的俞德浚，是《中国植物志》的第三任主编，１９８６年第３８卷付印时，俞德浚病重住院，弥留之际，他希望见到最后一卷蔷薇科植物志，出版社赶印了１０册，送到了他的病榻前，他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含笑九泉。
    《中国植物志》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参加编写的植物学家３１２人，绘图人员１６４人，整个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和资助下，６０多个研究部门和大专院校通力合作下，共同完成的。如此多的单位和人员参加，由于个人的经历、研究专长和写作风格的差异，要完成３万多种植物的描写，没有统一的思想认识是难以想象的。４５年来，在编委会的有力组织下，制订了编写规格，并不断修改和完善，使每个作者有章可循，编委会和出版社密切配合，高度的编辑控制对保证全书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物种概念的不一致是编写植物志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大种”与“小种”的概念往往争论不休，也直接影响植物志的质量，科学家们经过不断的讨论、协调，逐步达到共识，使植物志的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模式标本（标准样品）的不足是编写植物志的另一个难题。模式标本是编写植物志的主要依据，３００多年来，３００多位各式各样的外国采集者将在我国各地采集的大量模式标本分别收藏在各国标本馆，而我国自己收藏模式标本只有９０多年的历史，国内收藏的模式标本不多，给编志带来很大的困难。科学家们根据秦仁昌等人在国外拍的模式标本照片进行研究，同时到植物原产地采集标本，深山野岭，全国各地都留下了植物工作者的足迹，为了完成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植物志，他们历尽艰辛，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文献考证是编写植物志枯燥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中国植物志》考证了５００多年来中外各种文字的文献，从古籍到最新发表的论文，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确定植物的合格和合法的科学名称，确定其分类位置，对古今中外的异名、产地分布和生态环境进行彻底的研究和修订，为了实用性，还需对其经济用途和危害性进行综述。核对植物的产地是一件十分细致和认真的工作，在采集年代较早的记录中，有很多旧地名，一些外国采集者记录的是含糊不清的拼音或张冠李戴的地名，由于历史或政治的原因，一些地名尤其是国境边界上的地名有变动，在编写中需要将大量的旧地名换成新地名，编辑加工中也要仔细核对，否则出现政治性错误后果不堪设想。
    与以往由个人或几位专家合作，仅仅参考少量标本和文献进行编写的旧类型的植物志不同，《中国植物志》的完成靠得是有力的组织系统、协作精神和资金支持，它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产物，它的编研和出版，是几百人这样一个大集体共同努力的成果，它描述的植物种类之多，是世界已出版的植物志中最大的一部。《中国植物志》第四任主编、９０高龄的吴征镒院士说，作为中国植物志经历四代而仅存的一员，我要为中国植物志的全部完成热烈欢呼，它的出版像唐僧取经一样，经历八十一难，但苦中有乐。他现在的感觉是，如释重负。这是几代科学家使命感的真情流露。

文：陈心启（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副主编）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6月

    矿产、动物、植物等自然资源是国家的财富，要开发此种财富就必须首先了解它们。早在十九世纪英国就为其殖民地印度编篡出版《印度植物志》，而法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编篡出版了《印度支那植物志》。因为植物志既是植物的户口册，又是信息库。它详细记录了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生态环境、物候期、用途等重要的信息。
    中国有丰富的植物资源，花卉草木誉满全世界，曾被外人称为“园林之母”。早在十七世纪中期，外国采集家、传教士就不远千里来中国采集标本。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约有３００多人，从中国采集带走１２１万份植物标本到欧美、日本等地进行研究，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论著和命名了大量的中国植物。１９８６－１９０５年英国人甚至出版了中国植物名录。但中国地域辽阔，植物种类繁多，外国人要编篡出版一部中国植物志，决非易事。当然，中国植物学家对此也并不甘心拱手相让。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先骕，就以“中国植物志属”为其博士论文。这本厚厚的论文被后人奉为中国人自己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奠基性工作，至今仍完好地保藏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图书馆里。胡博士也是第一位建议由中国人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学者。他在１９３４年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提出：“现在国内治分类学者渐众，理应编篡《中国植物志》”，并希望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与他同时代的、也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的钱崇澍和陈焕镛也积极参与了这一系统工程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标本采集工作。在我国植物学家中，最早到野外采集标本的是钟观光，在全国十几个省区采集了１５万多号的标本。其次，秦仁昌、陈焕镛、钱崇澍、刘慎谔等也采集了大量的标本，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接着，王启无、蔡希陶、俞德浚等人也全力以赴，特别是对植物异常丰富的川、滇地区的采集。在老一辈植物学家的努力下，我国在解放前夕积累的标本总数达８０万份以上。
    编写植物志首先要对保藏在标本馆中的植物标本进行科学鉴定和研究以了解其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生态环境以及其他有关的科学信息，还需要查阅分散在外国的标本和外国人研究和出版的有关文献资料，因此编篡《中国植物志》的难度是相当大的。老一辈植物学家，除了为我们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外，还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科学资料，例如，秦仁昌到英国、瑞典、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为我们拍摄了近二万张中国植物标本的照片，包括许多模式标本（亦即新种发表时所依据的标本）照片。吴韫珍、吴征镒精心整理和考证后作出的一套卡片，以及蒋英、傅书遐收集的台湾植物资料与图片等。但是，当时由于资金、协作、文献资料、标本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编篡《中国植物志》的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此项工作受到很大的重视。１９５０年８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北京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编篡《中国植物志》的任务。１９５６年，中国科学院在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中国植物志》被正式列入项目之中。１９５９年５月，由钱崇澍、胡先骕等２６位植物学家联名在《科学报》上倡议编写《中国植物志》，１０月获批准，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由钱崇澍、陈焕镛任主编，秦仁昌任秘书，并在同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中国植物志》（蕨类）。秦仁昌是国际著名蕨类专家，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接着，在１９６１年与１９６３年出版了另外两本《中国植物志》（莎草科与玄参科分册）。但是，在此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植物志》的编篡工作一度陷于停顿，有１０年之入未能继续出版。就在这一期间，两位主编先后辞世，继而由林钅容（１９７３－１９７６）、俞德浚（１９７７－１９８６）和后来的吴征镒（１９８７－至今）担任主编。
    １９７４年，《中国植物志》恢复出版，到１９７７年又出版了四本。
    到了１９７８年，《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在１９７８年春天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一形势鼓舞下，《中国植物志》的出版步伐明显加快了，１９７８年就出版了三卷册，１９７９年出版十卷册，１９８０年又出版三卷册。以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科技部）的资金支持下，终于在２００４年９月完成了全部１２６卷册的出版工作。统计表明，在１２６卷册中，１１９卷册（占９５％）是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出版的，６２卷册（约５０％）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完成《中国植物志》是不可能的。
    《中国植物志》是目前世界上各国已出版的植物志中最大型、种类最多的巨著，包括１２６卷册，５０００余万字，９０００余幅图版。收录的种类达３１０００余种。远远超过目前世界上已出版的最大型植物志《苏联植物志》（１９３４－１９５６，含２５卷）。《中国植物志》的另一处重要特点是它的编研主要基于自身的野外工作和采集到的１７００万份标本，因而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包含了许多新信息、新内容，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这是一部全新的中国植物户口册和信息库，是了解中国植物资源的最基础、最权威的参考书和科学专著。
    《中国植物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准备工作开始，已经历了８０年的时间。它是四代中国植物学家通力协作的产物。《中国植物志》的作者包括３１２位专家和１６４位绘图人员。他们中的主力是共和国成立后投身于植物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与大学教师。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退休，少数人已经亡故，当时他们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但是对于事业却是始终执着追求的，终于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部植物志，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重大价值的基础科学资料。他们所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１２６卷册的《中国植物志》，更令人眷念的是他们的奉献和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