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关公
道教与关羽崇拜之因缘虽起于北宋,但渊源却最为久长。关羽最初显圣,有“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的说法(见唐代范摅《云溪友议》),而“驱役鬼物”正是原始道教天师道的拿手本领。《后汉书·张鲁传》:“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晋书》八十《王羲之传》:“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教,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寮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而语诸将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宋书》卷九九《二凶传》云:“上(文帝)时务在本业,劝农耕桑,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励天下。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人,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
如众周知,道教是在西来佛教的剧烈冲击下,集合本土原始巫术信仰、方士术士、老庄玄学等形成的中国本土宗教。经过北朝至晚唐的御前“三教论衡”(教义及其优劣之辩论),达到调和三教的目的,自宋代开始振兴。和佛教以关羽为护法神不同,道教尊崇关羽,其利用的传说一开始就表明了济世的宗旨,这就是“关公斩蚩尤”的神话。
王世贞云:“宋政和(1111-1117年)中,解州池盐至期而败,课则不登,帝召虚静真人询之。奏曰:‘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谁能胜之?’曰:‘关帅可,臣已敕之矣。’寻解州奏大风霆偃巨木,已而霁,则池水平若镜,盐复课矣。帝召虚静劳之,曰:‘关帅可得见乎?’曰:‘可。’俄而见大身克庭,帝惧,拈一崇宁钱投之,曰:‘以为信。’明日,封崇宁真君。”(《州续藁》)钱曾云:‘《汉天师世家》一卷中称三十代天师讳继先者,宋崇宁二年投符解州盐池,磔蛟死水裔’。上问:‘用何将?’随召关某见于殿左。上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此当是关帝受封之始。”(《读书敏求记》)两则记叙,都有龙虎山真人张继先作法,关羽降神之说。其事之有无,元代胡琦已辨之矣,曰:“琦谓解池神怪之说,参诸前史,止称八年有水,君臣以修复而称贺,无召天师平祟之文,而两出于传记小说。一见于祥符时,一见于崇宁时。二天师之力,居多想多,张氏世济其说也。”(《关帝志》卷之二《解池斩妖考辨》)
“降神”原与史称“斧声烛影,千古之谜”的赵匡胤与赵光义兄弟政权交接有关,是道教以其固有的“致太平”理想,逐步脱出“内丹派”益寿延年的修炼术,发展出“符箓派”祈禳镇恶,济世度人,成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的表征。北宋太宗、真宗和徽宗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道教徒。原先道教是以江苏茅山为首,但自徽宗以后,江西龙虎山正一派张天师逐渐成为“三山符箓”的代表,历元、明而不衰,卿希泰《中国道教史》断言:“三大传统道派中,以江西龙虎山正一派影响为最大,最受朝廷重视,于南宋一朝渐趋盛大,终成为官方所指定的道教诸派统领。”(第三册106页)其后,龙虎山正一派历经元世祖忽必烈和明太祖朱元璋的特褒优崇,顺利地将其信仰,包括关羽崇拜跨越金元两代,超乎民族鸿沟,直达明清。而明初张正常所著《汉天师世家》,张宇初编述《道门十规》和主持《正统道藏》时,有关张天师与关羽“盐池靖妖”之说,遂从容进入道家典籍,为万历间张通元请封预设了足够的基础。所以道教在关羽崇拜上能够超越佛教,后来居上。至今解州关庙及其它关庙基本上是道观建构,形制和建筑纹饰也保留着显而易见的道观风格,祀典主要采用道家符箓派的科仪,也说明了正一派在道教中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据笔者所见,明初永乐年间与紫禁城同时修造的武当山道观中,亦有关羽之天尊造像,惜当时正值全面修缮,未能摄影为憾焉。又据《关帝志》卷之一《封号》载,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时,曾“特命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赉请,前去彼处,供安镇静方隅,肃清中外。”可知道教中崇奉关羽者不独龙虎山南宗正一派,亦延至盛行于元代之北宗全真派,所以北京白云观至今仍存关帝殿。
道教本诸中国原始信仰和巫术巫风,因此,关羽崇拜中很早就赋予他特别功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祈雨。唐代刘宇《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阴记》(《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中有“顷以天久不雨,虑失其岁,职方于是斋心累辰,亲执牲帛,将至诚之德,告灵化之源。尝不朝而雨斯足,如是者数四。是则人有德于神,神亦有德于人”之语,可知“关羽斩蚩尤”之解州盐池,原有池神司雨,这个功能后来为关羽所具有。从黄茂才《武安王赞》:“气盖世,勇而强。万众中,刺颜良。身归汉,义益彰。位上将,威莫当。吴人诈,失不防。质诸心,吾何伤?严庙貌,爵封王。祚我宋,司雨旸。祷而应,弥灾荒。名与泽,蒙泉长。”(《关帝志》卷四艺文下)则北宋时关羽已成为民间祷雨之神。后世北方地区流传的“五月十三日关羽诞日”必有“关老爷磨刀雨”,想亦源于此。这样关羽崇拜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已与人民福祉紧密相联,成为后世供奉为“武财神”的原由之一。
四、文关公
儒家本“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是“三教”中最后一个介入关羽崇拜的。而关羽崇拜也正是因为儒家的介入,才最终确立了它的全民族地位。我尝言,曹操是以“英雄”自许而且许人的,见他“青梅煮酒”一事,却被后人评定为“奸雄”之首。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若干世代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也是“演义”之所谓演“义”。“英雄”的称谓也没有留给曹操私相授受的刘备,一般称他为“枭雄”。《三国》的最终英雄是诸葛亮和关羽,他们是失败者,却使后世诗人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惺惺惜惺惺”的诗句来。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说法,为“立功”、“立言”、“立德”。诸葛亮和关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能从“群雄逐鹿”的纷繁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来抗衡甚至替代“成则王侯败者贼”的功利判断,所以它才不朽。
陈寿《三国志》曾称“(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文人儒士照说不应该喜爱关羽的。造成儒家崇拜关羽的基本原因,我以为是由《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引起的。而促使文士儒生接受关羽的主要原因,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史学观。使他最终登上儒家殿堂的,源于北宋欧阳修引起的一场“正统论”的大辩论。
话说宋儒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便是如何清理看待五代史实。手头可资参考的,只有隋唐以前的南北朝史。而三国正是这一段混乱历史的开头。欧阳修在仁宗时撰《五代史记》(后称《新五代史》),不以梁朝为伪,而论于正统,以后他又接连著《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等专论七篇(后删为《正统论序》、《正统论上》和《正统论下》),阐明“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具体到三国史,他著《魏论》谓:“新与魏皆取于汉,新辄败亡,魏遂传数世而为晋。不幸东汉无贤子孙,而魏为不讨之仇。今方黜新而进魏,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此不可以不论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紧接着编年纪事体之《资治通鉴》纂辑,使三国历史系统化,司马光显然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在《资治通鉴》卷六九《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中“论正闰”,说“乃汉室倾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其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难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之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绍汉氏之遗统也。”
欧阳修这下捅了一个马蜂窝。他的门人章望之首先发难,中国史学的“正统”之争,可以说由此而起。(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收集了中国历代关于正统问题论争的许多资料,其中结讼最多的就是三国正统问题,可以参看。)而司马光也面临着《资治通鉴》修撰这段历史的主要助手刘恕的批评。他与司马光直接论辩道:“然汉昭烈窜巴蜀,似晋元。吴大帝兴于江表,似后魏。若谓中国有主,蜀不得绍汉为伪,则东晋非中国也;吴介立无所承为伪,则后魏无所承也。南北朝书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吴蜀之主乎?”(《通鉴问疑》)后世甚至疑及司马光“清忠粹德”的人品,如明代有人指他是晋司马氏后人,曰:“余少时尝作《<通鉴>三大失论》,一为依陈寿《三国史》,帝魏寇蜀,则失之乱;一为晋魏禅代,不直书司马懿父子篡弑,自以晋裔而为尊亲讳,则失之诬。”(许自俊《研潜堂文集》卷三八附《<资治通鉴补>序》)
待到南宋理学兴,朱熹修《通鉴纲目》目的之一,就是彻底改变司马光“帝魏寇蜀”立场,径以刘蜀继汉为正统,挑起史学上的又一次大论战。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总结说:“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庐陵萧常著《后汉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后主炎兴元年癸未。又为吴魏《载记》。近世郑雄飞亦著《续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晦庵主张后来在明清两代占尽上风。可知《三国志演义》所以形成“尊刘抑曹”的大倾向,实际上是和儒家道统观与史学观的变迁密切联系的。
明清定鼎,朱子著作成为钦定读物,进入科举制度教材和考试之标准,胡安国之传注也为业《春秋》一经的举子所宗,故《三国志》裴注所引《江表传》之“(关)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即大得士子青睐,明清两代举子屡有关羽托梦解题之说,应当缘此而来。万历时朝廷循道士之请敕封关羽,儒家自然会顺风抬举,不置异词了。
既然理学正统观和“春秋大一统”的原则,否定了曹魏以“诈力霸术”得天下之“奸伪”,肯定了刘蜀“兴复汉室”的努力,那么诸葛亮《隆中对》的大战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必然会得到进一步认同,检讨关羽守荆州的成败,则他执行《隆中对》的方针,兵出宛洛,“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的努力自然应当得到充分赞许,而计较得失,坐观成败,偷袭荆州的孙吴就被认为也是“汉贼”(参《关帝志》卷二朱熹《修<后汉通鉴>考辨》),绑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从整体后果看来,作为系刘蜀事业安危成败于一身,并且首先为“兴复汉室”这一信念殉身的关羽,必然在理学正统史观中居于显著位置。这就是诸葛亮与关羽在这场历史观角逐中双双胜出的奥秘。
另一方面,在理学大兴纲常之论后,关羽与刘备、张飞之间“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特殊君臣关系,也受到宋代以来市民阶层的特别欢迎。他“忠贯日月”和“义薄云天”正因应着统治层面和市民社会,或者某些学者所言的“正统社会”与“江湖社会”的双重要求。可谓“上下逢源”。起于唐宋,盛行于金元明清的小说戏曲原其初始与佛道科仪夙有渊源,但予其价值体系最大和最终影响的却仍然是儒家。无论苏轼转述的北宋“说三分”,元杂剧中《关大王单刀会》等剧目,《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和毛宗岗父子的整理评点,无不浸润着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心血和成绩。正是通过将近千年戏曲小说的创作、传播和浸润的反复互动,才最终沟通了上层“文心”和下层“里耳”之别,达到“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明豫章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的奇特功效。
其实由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于是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云,将《春秋》学引至神秘主义,而以《公羊》、《梁》两传尤甚,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历史》第三章)的现象。而由于(关)“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后来的关庙中一定要修建“春秋殿”、“春秋亭”,一定要塑关羽读《春秋》像,甚至一定要求“关帝签”,其源盖出于此十一字。明清文人科举时求关帝签或由关帝托梦解题的记载很多。又因为他大义凛然,正直不阿,所以官吏也以他为楷模,以至与孔子并称为“武圣”、“关夫子”。关庙楹联曰:“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后文宣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读孔子遗书,惟爱春秋一部;存汉家正统,岂容吴魏三分?”文士甚至非常乐于原谅关羽当年对士大夫的轻蔑,反而对陈寿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非常不满,说“史官拟议曰矜,误矣!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后世尊崇为帝,敢乎?论春秋大义,还是汉臣。”
关羽在晚明进入国家祀典,以湖北当阳关陵(关羽墓)、河南洛阳关林(关羽葬头处)和山西关庙(家乡)配比曲阜之“三孔”。县治以上分建文武庙祭祀孔、关。但由于关羽起于民间崇拜,基础雄厚,灵迹涉及又广,所以受到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信仰,有清一代被称为“护国保民”的无上神。
五、财神关公
现代人供奉关帝,多与求财有关。与原来敬奉的赵公元帅(玄朗)或“文财神”比干相比,关公又被称为“武财神”。此中原由,台湾特有的说法是:“(正月)关帝爷生(十三日):号称关夫子、山西夫子文衡圣帝,伏魔大帝、关壮缪。神姓关名羽,字云长,山西人,武勇绝伦,博学经书,擅长算学,创设帐簿。年十六与张飞、刘备于桃园结义,平生忠勇义烈,后战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后人深感其义,建庙祀之,历代封号,崇奉为武圣。此日是其神诞,除有关庙宇举行盛大祭典外,乡镇工商业者亦备办牲醴隆重致祭,并于傍晚设宴招待员工聚饮,旨在使员工效法关帝爷的信义清白之美德。”(民国46-49年《台南县志》)民国80年《嘉义县志》也有类似记叙。而“擅长算学,创设帐簿”的说法又源于《三国演义》“关羽辞曹,挂印封金”的故事。“旨在使员工效法关帝爷的信义清白之美德”道尽了商家真意,说明信仰在现代商业社会也有它的价值意义。
但揆之关羽为商家神的历史渊源,当于晋商有关。关羽家乡的盐池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被视为灵异之产。先秦古籍《尸子》关于《南风歌》的记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是舜歌也。”就是歌咏促使解盐结晶之“南风”的。《尸子》的作者尸佼《史记》《汉书》均有记载,是商鞅之师。早在四千多年前,解池附近这种神秘的“盐南风”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不仅因带来盐利而倍受崇祀,而且也成为诗歌和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唐人誉解州池盐为“阴阳调和,神鬼驱造,不劳人而擅其利。与夫凿泉、煮海不相为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钱义方(唐)盐宗神祠记》)柳宗元《晋问》则有“猗氏之盐,晋宝之大也。人之赖之与谷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全唐文》卷五八六)其中“猗氏”指《史记·货殖列传》中记叙的春秋“陶朱猗顿之富”的猗顿,所以向有“贾出于盐”的说法。而范蠡(陶朱)之师计然,亦为晋国之流亡公子,以“积著(贮)之理”闻名于世。
如众周知,盐税自西汉以来即是国家最重要的财赋来源之一,而以解盐为最甚。白居易《白氏长庆集》肆陆《策林》第贰叁目《议盐法之弊》论盐商之幸云:“臣又见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又白氏《新乐府·盐商妇》:“婿在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陈寅恪先生认为:“然此等腐儒之议论,于唐代自安史乱后国计之仰给于盐税者,殊为不达事情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盐商妇》)并引《新唐书》伍肆《食货志》略云:“(刘)晏之始至也,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明清以后,晋商中有不少更以“皇商”著名于世,不但财赀雄厚,其分支机构遍布于天下,甚至发展到海外二十余国。
晋商承继了河朔文化的质朴厚重,形成自己的独特传统,明代韩邦奇《苑落集》卷五记叙蒲州商人席铭“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敦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由于晋商在商业组织上以戚里乡亲为骨干,同舟共济为特色,因此尤重信义。祁县大贾乔致庸(即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场所乔家大院的老主人)总结经商之道,以信为第一,义为第二,利为第三。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金石,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因此晋商才能称雄五百余年,历久不衰。为了联络乡亲,互济互助,同时也是规范行为,行业自律,明清以后乡里会馆和行业会馆大盛,而山陕会馆(或三秦会馆。盖缘运城唐宋时属陕西东路)和晋商传统行业中恒奉关公,因之将其“以义取利,决不欺心”的经商观念和信仰带至全国,与明清时代佛道儒及武人崇拜结合起来,形成全民共有的信仰。
有人说,华商可与犹太、阿拉伯商人并称世界三大经商民族。事实上,明清之际与华人贸易的主要国家,包括西班牙、英国、荷兰、奥地利等,都曾绘有自己的关公像,更不用说日本、朝鲜、越南等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了。可以想见,关公作为“信义取利”的华人商业文化象征,当可与今日全球华人之经济实力飞速增长并驾齐驱,而继续享誉于当今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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