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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
文：江晓原
出处：科学·历史·文化 1998年　

　　这几年中，我和刘兵多次在一起讨论与科学编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有时竟深夜不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从不同的出发点走到一起的。刘兵的本行是科学哲学，科学哲学与科学编史学本来就有密切联系；我的本行是科学史，按理说这也与科学编史学有密切联系，应该不难想象。这几年，当刘兵致力于编史学理论研究时，我正好一直在思考着我自己的天文学史研究能否有新的突破----尽管这种突破迄今为止仍然只是梦想，却使我一再将目光投向科学编史学。
　　然而，多年来国内科学史界的普遍风气，似乎一直是对科学哲学完全不加理睬，甚至视之为虚空无用之说，"不是真学问"。在此风气之下，科学编史学的理论问题当然更加不可能进入视野之内----在许多科学史研究者心目中，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科学编史学"这样一种"学"和这一方面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国外也同样存在，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 H.Laudan 所说，尽管一些科学哲学家开始倾向于和科学史"联姻"，但是大多数科学史家却宁愿"尽快将这些求婚者打发走"。
　　回忆十几年前，我们都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念书，古代科学史专业的导师们照例都不要求学生修习科学哲学的课程。但是我不知怎么搞的，鬼使神差，居然选修了科学哲学课程，从此就有一个念头在我脑子中"常驻内存"了∶科学史研究不应与科学哲学理论分离。后来我自己带研究生，就总是在第一年为他们开"科学哲学导论"这门课；而在这门课中，我总要向他们强调科学编史学的理论问题。
　　去年秋天，一位颇有名声的美籍华人教授来上海讲学，座谈时他放言曰∶在今天的美国大学中，谁要是还宣称他能知道"真正真实的历史"，那他就将失去在大学中教书的资格了。有趣的是，座中一位同样颇有名声的前辈学者，接下去在抨击国内史学界现状之后，却语重心长地敦请那位美国教授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历史"。后来每当我又想到科学编史学问题时，上面那一幕情景经常会浮现在眼前。史学研究，并不是只靠勤奋治学和功力深厚就能取得成就的。如果"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不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对别人思考所得的成果也不屑一顾，那恐怕就永无进入国际先进水准之日（推而广之，其它一切研究也是如此）。上面那一幕情景，正表明了我们在理论方面的欠缺。就科学史这一研究领域而言，情况也不例外。
　　"真实的历史"这个以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主题，经过二十世纪科学哲学和科学编史学的"蹂躏"，早已成为一个难圆之梦。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无法采取鸵鸟政策，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办法将科学哲学拒于门外，因为他们将经不起来自门外的理论诘难。梦想可以保留在心中，但是"梦想成真"却无法成为现实。"真实的历史"当然仍然可以追求，但是采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或模式（比如社会学的、计量学的、心理学的，等等），就会构建出各不相同的科学史；这些各不相同的科学史之间的优劣异同当然可以比较品评，然而再也没有哪一个可以居于独尊的地位了。正是在这样一幅多元互动的图景之中，科学史研究将得到发展和深入。
　　不少科学史研究者早就问过∶科学哲学，或是科学编史学，对科学史研究有什么用?确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西方科学史家在他们的著作里虽然提供了一些答案，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答案能够象"笔有什么用?可以写字"那样简洁明了、令人满意。然而我们为何不可以反过来问∶科学史对我们有什么用?历史学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很多人会说∶其实没用。确实，没有历史学，地球照样转动，社会照样运作，生活照样进行。同样的，没有科学哲学或科学编史学，科学史的论文也照样一篇篇写成，科学史的书籍也照样一本本出版。不过，人类是有文明的，人类需要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历史学就是其中的一种----至少，历史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同样的道理，科学哲学，或是科学编史学，也会使得科学史研究者变得更聪明些。那些形形色色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索，对于急功近利、"立竿见影"之举（比如急于发表若干篇论文以便评上职称）当然无用，但是对于真正的史学研究，却是有益的滋养。中国古代史学家讲培养"史识"，或许也隐约有这方面的意思。
　　搞科学史的人、搞历史学的人，倘若以此谋生，多半不肯承认所搞（这个"搞"字十分奇妙）之学为无用；但是在下一个层面上，却又拒斥科学哲学、科学编史学等为无用。这只是小小一例而已，放眼看去，崇"有用"、斥"无用"的思维定势，多年来一直紧紧缠着许多中国人的头脑。在我们追逐"有用"、拒斥"无用"的漫天氛围中，已有多少创造的生机被无声无息地扼杀于萌芽之中了。遥想当年，古希腊人的几何学有什么用?后来的非欧几何、相对论，刚问世时谁能看到它们有什么用?大爆炸宇宙理论又有什么用?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一长串。但是人家那里有容忍、欣赏无用之物的传统，研究无用的学说和理论，照样有机会得到资助和鼓励。到后来如何?希腊人的几何学哺育了后世的哲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相对论帮助人类打开了核能的大门；无穷大用，源源而来，全人类至今受其厚赐。
　　现在经常有人讲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功利的、讲求实用的，似乎现今多少弊端无穷的急功近利之举，责任都可以推给老祖宗去负了。古代中国人的学术传统确实偏重于实用，但也并不是没有先知先觉者。明末徐光启与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徐光启就已经认识到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他有一段稍带夸张的议论∶"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几何原本》当然是最典型的基础理论，在当时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理论。可惜几百年过去，仍有许多人连徐光启的认识水准都在未达到。
　　让我们抽时间考虑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吧，欢迎一些无用的理论吧，无用之用，将为大用。

一九九六年元月十日
于上海二化斋

　　上文是为刘兵《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一书所作之序。说起我和刘兵的"序缘"，倒也有些年头了。
　　1991年我的《天学真原》一书问世时，就请刘兵作序。刘兵有些意外，说我又不是名人，何以请我作序？我笑道：你现在尚不是名人，但将来难保不是，则多年后别人看我此书，仍是名人作序也！实际原因则是我那本书快完稿时，刚巧读到刘兵的一篇论文，大得我心，当即指定我的研究生们作为课外阅读材料。他那篇论文所谈之事，与我作《天学真原》的指导思想非常吻合，因此要请他作序。
　　当时我们约定：待刘兵的下一部重要著作问世时，我要为他作序。五年后他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问世，重申前约，我当然责无旁贷，于是遂有上文之作。
　　此序作于两年之前。我在序中说"可惜几百年过去，仍有许多人连徐光启的认识水准都在未达到"，谁知两年以后，情形变得更坏。有些掌握着一定权力的人，似乎对"无用的理论"以及研究这些理论的人充满了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决意用所谓"深化改革"的洪水，去掀翻仅剩下为数极少的几张平静的书桌。而另一方面，某些自命在搞"有用"之物的人，动辄虚糜国帑百千万元，口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创国际一流"，结果却是既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从未给祖国带来任何荣誉。国际上对那些所谓的成果不屑一顾，无人喝采。这样的历史教训，已经有过不少，不知还要积累多少，才会使该觉醒的人觉醒。
　　我和刘兵的"序缘"，还未结束。今年我的《天学真原》的姊妹篇《天学外史》完稿，又是刘兵作的序。

1998年8月

文：袁江洋

    科学编史学(Historiography  ofScience)是指以写定的科学史为对象而进行的元历史研究——它所关注的问题是科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科学观及科学史观问题。科学编史学研究发端于第一代专业科学史家诸如萨顿(G.Sarton)等人对于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所作的思索之中，但他们往往只是到了晚年才有兴趣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倒是一些雄心勃勃的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譬如，波普(K.Popper)的学生阿伽西(J.Agassi)及拉卡托斯(I.Lakatos)都曾撰文探讨科学编史学，而且，是阿伽西而不是别人于六十年代初首先写出一本题为《走向科学编史学》的著作。不过，科学哲学家们研究科学编史学的动机往往是想通过这类研究来指导科学史家们的工作并验证他们的科学哲学模型。因此，科学史家们往往难以接受他们的见解或“说教”。科学史家们看待科学及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视角。
    科学史家们直至八十年代末才写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科学编史学专著，这就是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而今，科学编史学已成为科学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亚学术领域，相应的研究也早已不再只是史学大家的专利。
    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才开始有少数学者对科学编史学发生认真的关注。只是到最近，国内第一部科学编史学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才得以问世。
    《初论》所理解的科学编史学在内涵上比纯粹的科学史学史研究要丰富得多，作者没有依照纯粹的史学史的方式来组织全书结构，而是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对一些理论问题及方法的探讨上，并将有关的史学史线索融入这些探讨之中。
    以《初论》关于“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的探讨为例。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在三十年代初出版了其《历史的辉格诠释》，在书中，他对那种直接以今天的观点及标准为参照系筛选史料、编织历史的方法以及相应的历史提出了激烈批判，并号召历史学家“用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另一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其时，科学史研究的主要传统即由萨顿所代表的研究传统正是典型的辉格史传统。至五十年代末，科学史研究已开始从整体上转入反辉格史时期。然而，至七十年代，科学史家们又反过来对反辉格史进行了反思。《初论》在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从辉格式的到反辉格式的再到两者统一”的发展过程进行描述与分析之后，还对我国现阶段科学史研究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我国科学史研究还处于辉格史时期，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界似乎首先应补上反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