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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出处：科学·历史·文化 2002年6月

　　《天文西学东渐集》是江晓原教授和他的学生钮卫星的一本主题确定的合集，收入该集中的31篇论文绝大部分已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发表在专业期刊上。作为一本主题专一的论文集显然主要是献给业内人士的，但“西学东渐”这个主题涉及广泛的文化背景，特别是宗教活动在科学知识传播中的作用，对于相关的业外人士也会感兴趣的。因为该书涉及的科学知识主要在古典天文历法范围内，有一定科学背景的业外人士也能理解其大概，并进而领略作者对于中国科学传统的评价和国际科学交流的观点。

　　《天学西学东渐集》告诉我们，尽管中国的天文历法是独立起源的，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有过三次“西域”天文学的大规模入传。第一次是汉末以降随佛教传入的印度天文历法，第二次是元明之际随伊斯兰教传入的阿拉伯天文历法，第三次是明清之际随基督教传入的欧洲天文历法，并且它们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巴比伦的天文历法。尽管中国人每次都吸收了外域的一些天文历法知识，并且在第三次一度接近欧洲的近代天文历法水平，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中国天文历法传统的“寿终正寝”。

　　《天学西学东渐集》对于中国天学的西域影响所提供的诸多证据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我更看中江教授对中国天学的几个宇宙模型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江教授有他独到的见解。关于中国三个宇宙结构模型的优劣排序，主流观点一向以宣夜说、浑天说、盖天说为序，而江教授则把这个次序给颠倒了过来。至于中国这些宇宙模型在世界天文学史中的地位，他认为在哥白尼体系问世之前诸宇宙体系的优劣次序，第一是托勒密的宇宙体系，第二是《周髀算经》的盖天宇宙体系，第三是中国的浑天说，而宣夜说则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排序名单。我认为江教授的观点应该受到重视并进行认真地讨论。

　　作为天文学史的业外人我想借机说点题外话，也可以说是对江教授大作意义的一种推衍。中国天文历法的这种命运可以说是中国科学传统命运的一个缩影。除中医学作为例外还保留部分传统外，包括素称发达的数学和天学在内，中国科学传统被产生自欧洲的现代科学取代，或者说融入了世界化的现代科学之中。这是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一次失败。

　　中国科学传统的这种失败的命运要追根到一千年前，那时的欧亚大陆的两端发生了方向相反的变化。西端的欧洲在基督教的旗帜下从分裂和混乱中觉醒而日益发挥其潜在的文化创造力，而东端的中国则从其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而日趋丧失其文化创造力。中国科学传统的数百年停滞不进，关键问题是中国人的潜在的科学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对一个民族的或一个地区的文化评价，不是看它的强盛和繁荣，而是看它对于人类文化成长和进步所做出的贡献。罗马帝国不可谓不强大，而其后继者拜占庭帝国也不可谓不辉煌，但罗马的军事压迫和财富奴役窒息了希腊化科学的生命，而拜占庭官僚政治和富豪文化几乎使一切创造的冲动泯灭。中国曾经向世界贡献了引发社会现代化的四大技术发明，而在现代科学方面的贡献则是微不足道的，迄今中国对世界科学的贡献率只不过万分之几。如何解放中国人的潜在创造力是当代中国头等重要的问题。

——读《天文西学东渐集》
文：张柏春
出处：科学·历史·文化 2002年5月

　　江晓原、钮卫星的《天文西学东渐集》最近与读者见面了。笔者对西学东渐问题颇感兴趣，在一些专题上也做过一点尝试，所以想就此文集谈一点感想。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天文学史研究起步较早，有大量论著问世，还有一些专著国内出版。国外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也很关注这门学科，李约瑟博士就撰写了一部中国天文学史。江晓原教授是这一学术领域的积极贡献者。他在20年前师从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取得国内第一个天文学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后到上海天文台研究天文学史等，现在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主任。钮卫星博士是江晓原教授的弟子，也在交大任职。　　
　　中国传统天文学与其他文明的天文学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学术问题。国内已有的天文学史主要是考释中国天文学的文献，系统描述中国天文学自身的发展历程，强调古人已取得的成就。这些论著时常述及外来知识，特别是传入元朝的阿拉伯天文学和传入明清的西方天文学。然而，它们都未系统地追溯外来天文学知识传入的整个历程，元以前外来天文知识传入问题的研究尤其薄弱。

　　《天文西学东渐集》专门探讨历史上西方天文学向东方传播的各种有关问题，是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成果的一个展示。江晓原教授在序言里界定了本书所论“西方”的含义：“是指在中国西面的所以民族和文明”，然后按照早期篇、中古篇和近代篇编排了他们的论文，以比较开阔的视野和思路，为我们描绘了西方天文学东渐的历史脉络和轮廓。　　
　　早期篇反映了江晓原教授近些年的工作，述及先秦、两汉及中国天文学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天文学产生于本土，且受到了外来知识的影响。他研究了《周髀算经》中的宇宙模型和公理化问题，并注意到这部“国粹”著作极有可能包含了令人惊异的西方来源——有印度的知识，甚至希腊的知识。通过比较，他推测巴比伦的若干天文学知识很有可能在公元6世纪传入中国并被采纳到中国天文学的传统体系之中。　　
　　中古篇收入了江晓原和钮卫星的研究成果。他们的工作表明，东汉末至北宋初印度天文学几乎不间断地随佛教经典的汉译而传入中国，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希腊和巴比伦。这个结论出自汉译佛经中的原始资料的发掘和研究。钮卫星和江晓原教授对《摩登伽经》、《婆罗门天文》、《七曜攘灾诀》等佛教文献中的天文学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从而有所发现。江晓原还综述了明元之际随伊斯兰教传入的阿拉伯天文学，认为其来源包括阿拉伯人消化、吸收的古希腊天文学。事实上，中国还有很多资料尚未被深究，其中有中文文献也有少数民族语言文献。　　
　　近代篇是江晓原教授早期的代表作。他探讨了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所传的西方古典天文学和一部分近代天文学及其影响，其主题是第谷天文学工作、托勒密天文学、开普勒天体引力思想，以及中国人对这些知识的态度与研究。他描述了中国人如何接受西方天文学，如何错过跟上欧洲天文学步伐的时机，而步入论证“西学中源”的歧途。

　　这本文集也反映了作者在突破国内传统的天文学内史研究思路，尝试外史研究。比如，他们在多篇论文里分析了天文学与社会、文化、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他们梳理了大量史料，对一些有影响的旧说提出了质疑，清晰而流畅地阐发了自己的发现和新观点，给读者以启发。当然，有的看法可能还有讨论的余地。比如，他认为，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高潮，“使得中国天文学一度与欧洲近代天文学的水平非常接近（差距几乎在十年之内）”。从某个方面看，这个观点符合事实，但从总体上看点似乎有点勉强。　　
　　中外文化交流是中华文明进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要认识中国文明的传统及其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就须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文化交流的历史。天文学的交流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关于江晓原教授的天文学史研究，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读他的《天学真源》、《天学外史》等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