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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止庵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3年4月　

　　“科学”一词大家早已说得顺口，但“科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根本上讲，大概可以理解为一种尺度，即对于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分。针对现实事物，这种区分较易明确，当然也非明确不可；然而涉及历史，则不能完全是同样看法，因为科学史有其特殊性质。我们可以拿别种历史，譬如文学史来作一比较。文学史上的确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码事，像悲剧之古希腊三大家，小说之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顶峰，后人再复努力，仍然无法逾越。科学史就不然，后人一定超越前人，前人一定要被后人超越。如若看待科学史与看待现实是同一副眼光，则所有被超越了的，都有可能被指为落后的，过时的，甚至是不科学的，那么科学在历史中的积极意义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戴维·林德伯格在《西方科学的起源》中说：“历史学家需要对‘科学’下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这个‘科学’的定义将允许历史学家对范围广泛的实践及其基于的信念进行研究，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科学事业。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应是宽泛的，具有包容性的，而不是狭义的，具有排斥性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我们追溯的历史年代越久远，所需的科学概念就越宽泛。”这可以被看作该书主旨所在。如前所述，有了这个主旨，科学史才有可能在我们眼中呈现为一种存在。我读《西方科学的起源》所得到的最大启示，是在方法论上。简而言之，就是要历史地看待历史，科学地看待科学史。对科学史家而言的“‘科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作者并没有明说；根据我的理解，应该包括相互联系着的两层意思，即科学是个方向，而科学史是个过程。凡是人类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就是科学的；而这些努力作为不断发展进步的序列，就是科学史。所以对于“科学”的定义尽管宽泛，却仍然是科学的。科学是这样的方向，也就不是别的方向，譬如不科学的方向。认准这一方向，就不会把不科学说成科学，或把科学说成不科学。

　　以上所说，未免空泛；我们举个例子，使之落到实处。——在这本书里，作者上述方法论始终是落在实处的，针对历史上具体一位科学家，就表现为理解与宽容，亦即能够充分认识其成就和对后世的贡献。譬如讲到亚里士多德，作者说：“用亚里士多德预示现代科学的程度（似乎他的目的在于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回答他自己的问题）来评价他的成就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得要领的。”又说：“如果必须要作一个比较，这一定是在亚里士多德与他的前人之间，而不是在亚里士多德和现代人之间。”历史上任何科学家所面对的都只是他的现实和他的历史，而不是今天我们的现实和自他以后的我们的历史。承认亚里士多德与我们之间隔着时间和对世界进一步的认识（包括与此相关的技术手段），于亚里士多德之伟大丝毫无损；因为我们虽然能够进一步认识世界，却无法逾越与他的时间间隔。这是发展进步的意义，也是科学史作为一个过程的意义。关键在于亚里士多德和我们是在同一方向上。亚里士多德与同时及以后别的科学家一样，不知道今天世界是什么样子；然而他们成为今天世界的重要因素。他们完成或部分完成了为以后的科学家奠定基础的工作。而基础就像我们脚下的大地，我们往往因为理所当然而忽视了它的存在。

　　正因为科学史是个过程，在作者看来，发明固然是贡献，延续未必就没有意义；某些时候，延续的意义甚至更大。譬如中世纪科学家的贡献，正在于使得人类穿越了漫长的中世纪而始终不曾丧失对科学的方向感。《西方科学的起源》对中世纪科学家的功绩予以充分估价，对中世纪的科学成就也没有一笔抹杀。我觉得，有关章节（大约占全书一半篇幅）最令人耳目一新。中世纪一向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的黑暗年代，然而科学在这一时期不仅得以保持，而且有所发展，——虽然是在神学与科学间奇异的主奴关系之中发展的。然而对历史学家来说，发展终究是发展。讲到这本书的方法论，这一点也是要强调的，即作者不仅考虑动机，还考虑结果：历史上一个人要做什么，是我们理解他的因由；他做了什么，是其之于我们的意义，二者同样为作者所关注。

　　附：

　　“如果科学史仅仅是伟大的科学发现或重大科学思想的编年史，那么，伊西多尔和比德的名字在这种历史中就不会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科学史是要对那些汇集在一起把我们引向今天的科学潮流进行考察——若要了解我们来自何方以及如何到达此处，这些线索就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伊西多尔和比德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伊西多尔和比德两人都不是新科学知识的创造者，但他们都在一个自然研究处于边缘的时代中重建了当时的科学知识，他们为学术能够渡过艰难危险时期提供了一种连续性；因此，他们在几个世纪中有力地影响了欧洲人对自然的了解以及他们思考自然的方式。这样一种成就可能缺乏发现万有引力或发明自然选择理论的那种戏剧性，但是它对欧洲历史后来进程的影响不容低估。”

　　——摘自《西方科学的起源》P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