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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兵
出处：科学时报 2005年2月

　　刘华杰先生的《中国类科学》一书，在目前众多相关的著作中，是非常独特的一种。为了明晰起见，这里不妨将其独特之处一一列出，当然这只是评论者本人的看法，绝非标准，与此总结不同者，当然不属于此书的“类”独特之处。
　　一、此书作者自身的经历、观点的几次转变，明显地体现在书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坦诚。而这种转变，就对于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确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只不过我们通常很难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见到而已。作者对于自身观点转变的叙述，本身就带给人以重要和启发。其实，一个学者，观点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而发生转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学习科学出身而后再从事对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像刘华杰这样的转变就更是必要的了。那些观点几十年不变的人，或许是不再接受什么新的事物，或是已经停止了思考和研究，否则，没有转变，没有发展，还要学术研究干什么？我经常说这样一种看法，一个学习科学出身而后又从事对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如果没有一种从科学教育带来的“缺省配置”（这个概念也是刘华杰最先提出的）向着人文立场的转变，那他大抵在学术上是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结果也许激进了一些，但也或许无不道理吧。
　　二、此书论述的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有久远些的历史，也有很晚近的现状。而且，此书所讨论的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因而，作者能够在宽阔的视野中，既有历史的追溯，又不回避现实（讨论现实往往是有风险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实上，即使是那些仅仅发生在一、二十年前的事件，如今在新的视角下回顾起来，也会给人们带来重要的回忆与启发。
　　三、此书不仅仅包含了对相关重要事件的回顾，而且有着大量对于此问题的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的分析。特别是，SSK（也即科学知识社会学）视角在分析中的引入，是以往国内对此类问题研究所极为缺乏的。正是通过这些分析，我们才看到了此问题的复杂，也才看到那些仅凭着对于传统观念简单化的坚持，是绝不足以看清想透这种复杂的问题的。
　　四、此书标题本身，也暗示了作者的一大重要贡献，这就是将传统中普遍使用的“伪”科学概念换成了“类”科学概念。这绝不是形式上的变化或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有着深层的理论分析支撑的。这种在核心概念上进行转换的理由，书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里不必赘述，所需要的只是强调读者应该注意到这个重要的变化。当然，这一概念的变化，也引来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和争议，有善意的讨论，也有恶意的咒骂。不过，一个概念的转变能够引起如此反响，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事情的重要。
　　五、如果只读此书的前半部分，读者也许会形成某种印象，但当你将全书读完，这个印象又会有极大的变化。作者刘华杰在书中的叙述，恰恰有些像他个人思想的转变，但这个转变却是极为自然合理的。而且，此书作者最后并未以权威的口吻宣布某种定论，相反，是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复杂的问题。确实，像这种涉及到科学哲学上百年都未曾理想解决的科学划界问题的讨论，人们也不可能期望在一本书中就给棺材钉上最后一棵钉子。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作者的叙事和思想方式所给人们对此问题带来的启发性思考。
　　关于中国的“类”科学（或者说传统中所说的“伪”科学），是一个极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话题。在当下的许多学术和非学术（或者应该更宽容地用“类”学术的说法？）讨论中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此书涉及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而，阅读这样一本有特色（这已经是很高的学术成就了，因为我们更常见的多是那些毫无新意的老调）的著作，思考这样一个涉及科学却又与我们生活的社会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其重要性也就不必在此多费笔墨了吧。

文：江晓原
出处：文汇报 2004年7月

　　在大众阅读层面，所谓的科学出版，通常不是指非常狭窄的专业科学著作，而是指有一定读者面（出版商总是希望越宽越好）的作品，这种作品所等待的读者中，总是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不是科学工作者，甚至没有受过科学教育（比如没有受过理工科的高等教育），但是他们感到自己对科学有兴趣——事实上，现代科学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我们今天几乎整个物质文明的大厦就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说自己“对科学感兴趣”，那是太自然了。
　　但是，今天我们广大公众的科学素养，离开理想境界还是有着很大距离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缺乏对于科学与非科学（包括伪科学或类科学）的辨别能力，同时也缺乏对于科学与非科学应有的态度上的区分。上面所说的那一部分公众中，就有许多人是如此。结果他们在实践自己对“科学”的爱好或兴趣时，实际上钟情的对象却是非科学（包括伪科学或类科学）。
　　这种辨别能力和态度区分的缺乏，在我们这里经常可见。比如，在书店的“科学”类书架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介绍神秘主义、甚至干脆就是介绍伪科学的书，也厕身其中，这一现象对一般读者的误导非常严重。当然这和我们在图书分类上的鸵鸟政策有关，我们认为“伪科学”（或“类科学”、“非科学”）这样的分类是不需要的——因为伪科学的书籍从理论上说是根本不会、也不可以出版的，所以不需要这样一个分类，尽管实际上伪科学的书籍很多年来一直在大量出版。

　　所谓“伪科学”，实际上是“自成其伪”——如果它们不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模样，如果它们不想挤进科学的殿堂，本来就不会被人们指为伪科学——想想看，有谁会将诗歌或摇滚指为伪科学？因为它们根本不想挤进科学的殿堂。
　　关于伪科学，中国人普遍认为是一种很坏的东西，因为这个“伪”字在我们习惯的语境中绝对是贬义的。为了能够心平气和地对伪科学进行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这本《中国类科学——从哲学与社会的观点看》采用了“类科学”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汇。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作者打算为伪科学张目，但同时也不意味着作者打算写一本批判伪科学的书——作者只想对伪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
　　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伪科学进行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以前很多人有一个很简单想法：是为了更好地与伪科学进行斗争。就刘华杰这本《中国类科学》来说，当然也有这种功效。但是这本书还有另外的功效。
　　由于伪科学的历史起码也不比科学的历史更短（“伪科学”这个名字的历史当然很短，但是这个事物本身的历史却很长），而且眼下也还没有灭亡的迹象，有时甚至反而还挺红火，它甚至比科学更容易得到公众的亲近。所以，要想把伪科学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在可见的将来，恐怕还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对伪科学避而不谈，或只是一味地喊杀却拒绝了解它，而是应该冷静地、理性地去研究它。

　　就本书的论述而言，有一个方面也许可以进一步加强，即从伪科学的娱乐功能出发，去分析它的流行。并不是所有的伪科学都有娱乐功能，大量的伪科学，比如说许多民间科学爱好者搞出来的东西，并没有娱乐功能。但能够进入流行阅读的那些伪科学（或与伪科学有关的东西），显然是已经被市场发掘出其娱乐功能的。
　　另一方面，科学中的一些部分当然也有娱乐功能。许多优秀的科学文化著作，或者科学普及著作，实际上就是发掘这科学的娱乐功能。但是相比之下，要在伪科学中发掘娱乐功能，要比在科学中容易得多。因为公众对神秘事物天然具有好奇心。所以在伪科学当中，似乎随处都有娱乐功能——只要在形式上做得精致一点，在表达上动些脑筋，就可以发掘一些出来。而在科学中发掘娱乐功能，则相对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作为这种说法的一个具体例证，我们可以看西方流行的科幻电影，那些电影里的许多思想资源，实际上就是来自被某些科学家当作伪科学的东西，比如外星人、史前奇迹、神秘的时间之门、魔法、巫术等等。由此推想，在科幻和伪科学之间，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面对这类问题，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对于科学与非科学应有的态度上的区分：科学用来建设我们的物质文明，解决我们的具体问题，当然应该弘扬；非科学的东西，只要是无害的（例如不侵害社会，不诈骗钱财等，本书中所论“学院型伪科学”即属此类），至少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娱乐资源，提供文化环境的多样性。

　　本书依据大量资料对中国的伪科学进行剖析，读之固然令人获益匪浅，但除此之外，其文字如行云流水，尤其是妙喻迭出，令人击节叹赏。
　　比如，开首导言中自述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之心路历程，说自己有一个阶段是在当“科学帮闲”——就象《红楼梦》第十七回，贾政视察刚刚竣工的大观园，身边跟着的那帮清客，只会说些“极是”、“是极”、“好个所在”、“妙极”、“更妙”之类的帮腔废话或阿谀之辞，他那时做的就是用各种办法论证科学、科学家是如何合理、如何好。后来觉得这样做没什么意思，这才进入下一个阶段。
　　又如，分析为何当年关于唐雨“耳朵认字”的报导会轰动全国，掀起一股“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热潮，作者用麻将来比喻：“它就像‘上停（听张）’时，有人不小心打出的一张‘点炮（出冲）’牌，即使这一张不点或者有人故意点了不和，类似地打出第二张、第三张，终究是要和牌的。”
　　内容、方法、态度都是非常严肃的，但文字却是如此潇洒自如，故对于广大“对科学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此书实在不可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