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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陶培培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7月

    某晚，我坐在电脑前，用Google  library搜书，突然间，我意识到我正在自己的小屋里与偌大的世界，与无数的各种语言的书籍毫不费力地联系，太不可思议了，我为人类的科技文明深深折服。晚风吹进来，神秘的旅行已开始，我兴奋又有点害怕，不知道科学和它的技术会把我带向哪里。

    追求真理，曾经是科学里面最能点燃理想主义热情的一部分，不过这份理想主义热情正在慢慢消失。真理已经有一套制度来保障，似乎不再需要理想主义。当这世界的奥秘被科学追得无处藏身，我们开始怀疑最初的主义。

    那个最初吹响号角的人现在又在哪里？当他第一次清晰感觉地球在运动，他是怎样地喜悦，“这门学科还能提供非凡的心灵欢乐。当一个人致力于他认为安排得最妥当和受神灵支配的事情时，对它们的深思熟虑会不会激励他追求最美好的事物并赞美万物的创造者？”那一瞬，他心中充满了至善至美的神性的光芒。所以托勒密说，天文学“这一特殊的数学理论最适宜为神学作准备”。

    人类长大了，世界也失去了神性。我们追求真理又是为了什么？科学真理曾经反对了宗教，带来了宝贵的自由。今天我们追求真理，除了物质极大丰富，还有什么形而上的缘由吗？或者，难道科学本身已经就是全部的意义？

    很久以来，人们以为哥白尼为了追求真理，革了托勒密的命。但是哥白尼知道难以应付的敌人是谁，“我早已想到，对于那些因袭许多世纪来的成见……的人们来说，如果我提出针锋相对的论断，即地球在运动，他们会认为这是疯人呓语。因此我自己踌躇很久，是否应当把我论证地球运动的著作公诸于世……。”哥白尼又说:“我承认，自己对许多课题的论述与我的前人不一样。但是我要深切地感谢他们，因为他们首先开辟了研究这些问题的道路”。

    如果哥白尼与托勒密能够相见，他们应当会相谈甚欢。

    在《至大论》中，托勒密开宗明义，确定研究的范畴，那些真正的哲学家将实际知识和理论知识区分开来是很有道理的；而亚里士多德又非常恰当地将理论知识把知识分成“物理学”、“数学”和“神学”三部分。“对神学和物理学的探索，宁可用推测的语言而不用科学的语言来阐述。因为神学研究的决不是可见的和可及的事物，物理学研究的又是不稳定的和含糊的事物，为此，哲学家永远不会对它们持一致意见。只有数学，如果抱着研究的态度来探讨，会使人获得确切的、可靠的知识，并以无可辩驳的步骤给出算术与几何的论证。因此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探索这一理论学科，特别是探索与神奇天体有关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永不变化(这的确是科学的固有标志)，并具有清晰明了、井然有序等特点。”托勒密《至大论》中的这些研究范畴和原则，当然是希腊的传统。

    古希腊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地上的物体是有生灭的，天体是永恒的。高贵永恒的天体作着完美的匀速圆周运动，所以研究天体有资格归入“数学”的范畴。

    到了《天体运行论》，研究范畴、原则没有变，态度也几乎没有变。只是地球开始运动，而太阳则静止了。这是“数学”研究内部的变化。“数学”正是以自身的变化，彰显了自己，将自己从被宗教整合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结果，这样的变化大大地破坏了教权对于思想的专制，激烈的革命由此酝酿。

    而到了伽利略那里，科学将“数学”和“物理”结合起来了，尝试用数学来研究这个物质的感性的世界。人们常说伽利略把科学实验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带来了现代科学。其实，实质不在于方法的变化，而是以前两个不同的研究范畴被结合起来了，人们的雄心更大了。伽利略栽下的树，后来结了苹果落在牛顿的头上。

    这世界辽阔，科学是我们认识它的一种方式。英国古典学者法聂特，在上上个世纪末讲授希腊哲学史的时候提出，所谓“科学”就是世界的希腊化，其最好证据即科学只存在于受到希腊影响的国民中间这一事实。诚然，早在中世纪，欧洲人就开始学习希腊人的思想，并转化为自己的东西。文艺复兴是对希腊的重新学习，并以希腊人的关于自然现象的各种见解为模式来形成近代科学。

    托勒密的《至大论》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都是面向当时受过教育的公众的科学著作。两书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今天还能引发我们的思考，以及对至善至美的向往。现在中国科学家几乎不为公众写科学著作了。是现代科学太深奥了，还是科学家没有以前智慧了，还是科学不再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了？科学让我们在科技文明的包裹之中，不是离真实更近，反而是更疏离了。于是，有一天有人突然问: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

    几年前看一部影片，里面有个科学家在自己的孙子身上植入了芯片，并说不能及时植入芯片的人就会落伍。看后，心里有点落寞，觉得做人的日子已经不长了，人还没有把自己完全活出来，就要变成半人半机器了。我是喜爱冒险的，但冒险的意义在于既有未知又有已知，我希望科学能暗示我们要去往哪里——是去梦中的香格里拉吗？那样，我会和它一起去冒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