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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之光（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5年11月

　　2005年夏秋，作者有机会初（粗）读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翻译出版的《技术史》（《A History of Technology》，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洋洋7卷本800万字的巨著。“以史明理”，“以史为鉴”，获益良多。

技术史也是一部社会发展史、人类文明史

　　《技术史》说：“技术的发展一直是人类为生存而斗争的主要手段。”所以作者体会，《技术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举个例子，1750年左右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使英国和欧美大批农民先后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始了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的转变”，“其有益后果是促使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用社会发展史的话说，就是人类社会首先在西方从封建社会质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始终是权力变革，而不单是机器动力的革新问题”，《技术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技术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即，人类从茹毛饮血时代到现今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汽车、飞机、冰箱、彩电、移动通讯、计算机、互联网……）的进化历史，就是技术不断发展的历史。

　　作者是从事气象科学研究的，很高兴在书中看到这样的话：“……甚至连最无法预料的事物——天气，也变得可以预测了”。其实，正是技术的高度发展，才使天气预报成为可能。由于电报的发明，世界各地的天气实况得以在极短时间内集中一地，填在地图上进行天气学原理分析，现代天气图预报方法才得以实现。由于雷达的发明（从云雾雨滴反射雷达发射的电磁波，可以知道被测降水系统的强度和变化），使得时效为1 2小时的短时 强对流 天气预报成为可能，这种预报时效虽短，但经济效益和“救命”效益极大。气象卫星则使人类能从35800千米高空中俯视监测大气，使一切重大灾害性天气系统无所遁形。而高速巨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终使人类最先进的数值天气预报得以实现，人类进入了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天气预报的时代。

科技有时成为“负面文明”

　　《技术史》也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非总是有益于人类”。例如，由于国与国、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世界上大小战争（负面文明）不断，技术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局部战争的胜负。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闪电战之所以一时屡屡得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了大量坦克和轰炸机的有效配合；日本的迅速投降则和美国投的两颗原子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人几千万，莫不和武器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关。

　　不仅如此，人类技术活动还给人类自己制造了巨大后患。例如，本书主编在最后讲了他的担心，结果不幸言中。他说：“20世纪前50年的技术发展给我们留下的、使人感到窘迫的两项遗产，是环境问题和是否能够保持足够能源供给问题。……在20世纪内及以后若干年内，会使技术家乃至政治家们绞尽脑汁。”其实，他写这段话的时候（1977年），全球变暖、跨国界酸雨、全球臭氧层减薄和南极臭氧洞，以及全球大气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还大都没有浮出水面或者处于初始阶段。

思考中医和气象学的现代化

　　作者过去对西医认识一直有些片面。总以为西医虽然很现代化，但西医的解剖、实验和诊断等认识方法割裂事物内在联系，只见局部不见整体；西医对症治疗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还认为，西医有不能治的病，而中医则没有不能治的病（只要辨证就能论治）。总之，在理论上中医比西医高出一筹。但读了《技术史》再思考，却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简言之，中医虽然能治好病，但中医治病只强调功能调节，达到阴阳平衡，只要病治好了，无需关心其他事情。这就是中医术二千余年来基本停留在前现代形式的阶段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面我又要提到气象学了。因为中医的这种情况和气象学有些相似。中国古代的天气谚语是很出色的，但是一直到近代西方天气预报技术传入中国以前，二千余年来中国天气预报方法仍然停留在天气谚语的经验阶段。而西方因为重仪器、重实验、重数据，于是发明了气压计等气象仪器，于是就有了气压值，有了等压线，有了气压场、天气系统，于是便有了天气图天气预报方法。同样不能设想，中医沿原路走下去会革命性地发展出诸如放射医学、分子医学、基因医学等现代科学来。

　　但是，西医查明病因对症治疗，并使用现代人工合成药物，固然可以治好病；中医“不查病因”，依靠“晦涩难懂、牵强附会”的阴阳五行理论，“看不见的”经络系统，辨证论治，用随处皆有的草药，也能手到病除，其中奥妙远不简单。因此，我以为，中西医有机结合，中医用现代科学武装，实现数值化、客观化、现代化之日，将是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空前伟大的进步。当然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是一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革命。因为，中、西医的理论、思想、方法是深深植根于其文化之中的。

“过去的教训是将来行动的指南”

　　《技术史》说，“过去的教训是将来行动的指南”。这就是“以史为鉴”。实际上，技术史是一门研究技术发展规律的科学。历史中的成败实例都是财富，都值得借鉴。

　　技术史是技术发展、成功的历史，但技术史中“过去的教训”也是很多的。例如桥梁史中列举了许多事故，其中有两起分别是因为没有考虑气象学中的风压和风振（风速变化频率和桥的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时破坏力极大）造成的。再如建造桥墩的沉箱法，过去约百年中由于没有采取逐步减压，潜水员病曾夺走了无数条沉箱工人的命。

　　顺便说到，书中丰富的内容不仅对科技工作者，甚至对广大中学老师教学也会很有帮助。下面只举一例。19世纪末，英国建造长跨铁路桥福斯桥时，由于工期后延，天气变凉。主跨最后合龙时气温一直在55℉以下，达不到设计需要的60℉，螺丝孔对不上。工程师们在桁架两边60英尺宽的长度内点燃油棉纱加温，涨出最后1/4英寸终于对准合龙。这岂不是讲授物理学热胀冷缩的有趣例子？

为资助《技术史》出版的企业叫好

　　《技术史》内容之丰富，让笔者大开眼界。甚至令笔者对我国古代的辉煌成就也再不敢妄自尊大。当然，《技术史》也并非包罗万象和完满无缺。本书实际上是一部《西方技术史》。这一点主编们在书中已经讲到了。例如，很难想像，没有了中国的“四大发明”，西方的技术发展、欧洲以至全世界的社会进步会受到多么巨大的影响。但是，瑕不掩瑜，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下子十全十美。

　　我很钦佩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总裁W.J.沃博伊斯等企业家以深远的眼光，投巨资赞助出版了这部全球学术界叫好的英文原版《技术史》（印数比预计多许多倍，并译成多种文字）。我也很尊敬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翁经义社长等领导下决心斥巨资全译这部《技术史》，以应我国目前尚无条件编写此类书籍的急需。因为目前情况是，国内科学史著作不少而技术史著作却难得一见，而科学实际上是通过技术才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然，我也更期待将来由我国学者编写的世界《技术史》早日诞生。

文：刘兵
出处：科学·历史·文化 2005年4月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发展中，就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有两种东西是占据了特殊的地位的。其一，是科学，其二，就是技术。在这两者之间，或者说，在人们对于这两者之关系和差别的认识上，存在着充满争议的微妙之处。例如，在我们国内，各种媒体上，甚至于在人们的日常口头语言中，充斥着“科技”一词。虽然在细致的分析中，这个词可以理解为科学（与）技术，但在现实中，许许多多的人往往还是在更加粗略的理解中，将这个词中的两者（即科学与技术）混同为一个东西。在这样的混淆中，带来了许多认识上的误解。例如，当我们一概而论地说要发展“科技”时，就往往并未分清所要发展的重点究竟是科学，还是技术。
　　其实在最粗略的区分中，大致可以把科学归类为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而将技术归类为对于自然界的变革。当然，在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像这样的分类也还大有争议之处，例如，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将传统中限定的科学与技术的范围都合理地有所扩大。不过，如果不是在那种深究细问的学术探索中，而是最一般地谈论科学和技术，像上述这样的简单区分也大致够用了。当然，在这种分类中，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例如，有人认为两者是独立的，分别属于“学者”和“工匠”的不同传统，有人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有人认为两者相互渗透不可分离，如此等等，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有所不同，是处在变动之中的。不过，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先不多谈。在此，笔者想要强调的，却是两者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围绕着这两者的发展而在人类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方面带来的各种差别。根据以上对科学和技术的分类，再加上近乎于常识性的认识，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科学非常非常重要，但就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最直接地产生影响来说，技术的意义却远在科学之上。如果说没有科学，对于大众来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上的重要欠缺的话，那么，如果没有技术，则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面临无法生存的境地。
　　由此说来，技术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也许正是因为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尤其是当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们经常在谈论“科技”的重要性时，其实是在讲“技术”的重要性。同样地，虽然自16-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在科学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但与之相比，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以来，人类在技术上的进步也许要更加巨大。（因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8卷本从原始社会一直讲到20世纪中叶的技术发展的《技术史》中，20世纪的前50年就要单独占据两卷的篇幅。）
　　不过，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相应于技术在当今社会的蓬勃发展，在国内，我们对于技术的人文研究，也即对于技术的历史、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与技术自身的迅猛发展远不相称的情形。这种不相称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与国内科学史的研究与普及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科学史的发展也还有诸多不足之处，但毕竟人们对于科学史的关注，要远远超过技术史。笔者撰写此文时，在“百度”上搜索，在“科学史”项下有196000条，而在“技术史”项下，却只有52300条。在书店里，我们可以看到品种繁多的各类科学史著作，而技术史著作却是风毛鳞角。这反映出人们对于科学及其历史的热情要远远高于对技术及其历史的热情。其二，在国际背景中，技术史从一开始就成为与科学史有所不同的带有某种独立性的学科，虽然以往也有不少技术史著作问世，但在近些年来，对于技术问题的研究却一直处于不断加强的趋势之中，甚至于，许多专门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也越来越关系在科学的发展中技术的发展、技术仪器等手段所起的重要作用，许多人类学的研究也对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注，但我们的学界却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新成果还依然相当的漠视。其三，在学校的教育中，虽然科学史教育的发展仍不理解，但技术史的教育却几近空白。其四，在当下一些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影响，特别是科学和技术的负面效应的讨论中，明显地体现出许多讨论者对于科学史的不熟悉，而从技术史特殊的视角来进行讨论的，更要少见。其五，由于技术史相关文献的缺少，一些本来就成果不多而且力量薄弱的像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技术人类学等地技术问题的人文研究，由于缺乏必要合适的基础，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制约。如此等等，像这样的差异和问题还可以列举出许多。
　　人们经常说，对于历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有助于人们通过过去的经历而了解现在，了解现在存在的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有更合适的规划与展望。如今，举目四望，我们无处不见技术对于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的深刻影响，但缺少了对技术的人文研究，缺少了对技术发展的历史回顾，就会使我们无法真正把握技术，无法全面透彻地认清技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当年，文学家狄更斯曾这样描写第一次产业革命：“这是一个最坏的年代，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我们面前什么也都有。”如果不是将目光投向技术发展的历史中，我们能够看懂狄更斯在说什么吗？如今，在像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等五花八门的新兴技术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从技术的发展史中，更深刻地看到技术背后的深层寓意呢？
　　因而，技术史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我们过去对于技术史的忽视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发展对技术史的研究，这既是为了我们的现在，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但作为一个在国际上已经存在了多年，已经有了诸多研究成果的专业性学科，要想在我们国家有适当的发展，特别是在像我国这样在研究储备上极度缺乏，缺少坚实的专业基础的情形下来发展技术史的研究，普及技术史的内容，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学习他人已有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有补课的意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组织力量引进、翻译、出版多卷本的牛津版权威巨著《技术史》，其重要性才更为突出。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出版，历时30年才最终出齐的8卷本《技术史》，对技术史的回溯从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开始，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中叶，可是说到目前为止仍是世界上技术史方面资料最为全面、详尽的权威性著作。在包括科学史、医学史、数学史在内的相关领域中，像这规模的巨著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却也为数极少，而在技术史领域中，则更是独一无二的。此书的几位主编，都是国际技术史领域中的顶级专家，8卷中近800万字的具体内容，也是由对相关主题有着深入研究的技术史家来分别撰写。此书可以说是科学技术史领域中不多见的巨大工程。这样巨大规模的研究出版项目从50年代起就开始，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我们与国外在技术史领域的明显差距。如果从起点上看，我们在半个世纪之后开始翻译这部巨著，在绝对时间上我们似乎落后了50年左右的时间（要是考虑到翻译和原创的不同则差距时间还要更长），但如果从此书原版最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才了齐来比较，我们落后的时间也许会稍短些。但无论如何，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追赶，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不说原创性的研究，在国内能够在短时间内组织起一大批专家将此书翻译出来，也绝非易事，至于出版者能够有决心组织翻译和出版这样一部巨著，更是具有相当魄力之举。不过，我们更应看到，此书的出版，将为我国未来的技术史研究和教育普及奠定良好、坚实的基础，而这种基础的奠定，以及技术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又会为像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等更靠近影响社会上实际的技术决策的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理想的研究基础平台，因此，一套有价值的书的出版，其后果和影响可以是极其深远的。
　　鉴于我们长期以来对技术史关注的不够，在技术史领域中投入的力量不够，导致了相应的学术成果的欠缺，因而，8卷本《技术史》的翻译出版正好填补了我们在技术史的基础积累上的重大空白，将成为我国技术史发展研究的一个转折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际上技术史及其相关研究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尽管在《技术史》之后还没有这样规模的巨著问世，但其他一些更新的、更代表着前沿意识的研究成果也还是在不断地问世。因此，我们的技术史研究还要瞄向那些更新的学术进展。8卷本《技术史》毕竟是从50年代就开始出版的，因而在一些观念上，也许并不代表着最新的前沿，对此，我们当然应该有所意识。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那些更新的技术和技术史研究，也正是在有了像这部《技术史》等成果的坚实基础之上才能够发展起来。而这部《技术史》因其在在史实、史料等方面的丰富，也恰恰是在满足了我们对基础重新奠定的需求的同时，为我们未来有中国特色的（在当当下国际上那种更为关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多元性的倾向中，有XX特色的研究完全是可以被认同的，或者也可以换成是有中国特殊视角的研究的说法）技术史研究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材料，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希望以这部《技术史》的出版为契机，能让更多的学者、更多的普通人转向对技术史的关注。

文：张大庆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4月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引进出版的七卷本《技术史》，是由前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长、英国著名科学史和医学史家查尔斯·辛格等人主编的。实际上，《技术史》最初的构思为５卷本，从史前技术的发端至１９世纪为止。后２卷则是在时隔２０年后出版的，内容主要涉及２０世纪上半叶。
    作为医学史研究者，我注意到前５卷与后２卷之间的一个差别，即在２０世纪部分增加了医学技术的内容。在《技术史》第一卷的前言中，主编者特意提到了“不打算将物质文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给读者，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其中的一个方面——事物如何被做或东西如何制造的历史。”因此将“医学的发展、建筑的发展和某些其他艺术的发展”排除在外，而且这些学科已有了“充分的论述”。一般而言，无论从知识体系上，还是从编写技术上，编者的这种解释都是具有说服力的，不过，作为主编之一的以医学史研究而著名的辛格在考虑略去医疗技术的内容时，是否还有其他考虑呢？
    虽然目前几乎所有的科学史家和部分医学史家主张医学史是科学史的一个分支，但仍然有部分学者坚持科学史并不能囊括医学史的全部。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这学科的建制化之初就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当乔治·萨顿雄心勃勃地建构科学史大厦之时，亨利·西格里斯却声称“医学不是，并将永远不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如果人们坚持要称医学是一门科学的话，那么它应当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颇为有趣的是，医学史与科学史和技术史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张力。尽管少有人对这种现象进一步追问，但从学科建制上存在着某种平行：在大学里两个学科都有独立的教席，有独立的研究机构、学会、杂志和国际组织，并且从设立时间上看，往往是医学史领先科学史一步。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戏称为“科学史家的帝国主义”与“医学史家的分离主义”之争。我们不由得猜想，或许这也是辛格等人在编撰《技术史》时省略医学技术的一个潜在原因？
    《技术史》的编者在定义“技术是什么”时指出，从词源学上，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一词指的是系统地处理事物或对象。在英语中，是指近代（１７世纪以来）人工构成物，被发明出来用以表示对（有用的）技艺的系统论述（《技术史》第一卷前言），但编者所应用“技术”的含义，包括如何做一件事或如何制作一样东西，并扩展到做了一件什么事或制作了一样什么东西的描述，实际上包括了技艺（Ａｒｔ）、技能（Ｓｋｉｌｌ）、技巧与手艺（Ｃｒａｆｔ）。若是以狭义的技术衡量，１９世纪之前，医学技术基本是仅限于一些简单的外科器具和制药工艺，１９世纪最重要的诊断工具也不过是能观察病原体的显微镜和由两节空心木棍组合成的听诊器之类，但是以广义的技术而言，医学技术的范围就非常广泛了，即便在《技术史》编者们基本略去医学内容之后，《技术史》中技术与医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依然清晰可见。作者在叙述古埃及人制作化妆品的油膏时，指出古埃及人认为“油是治疗身体的药物”，指出化妆品源于宗教、巫术和医学的需要，讨论了与木乃伊的制作密切相关的防腐技术的发展等问题。
    除了这些远古的遗事，我们真正知道的一个医学与狭义的技术携手并进、甚至成为技术推动力量的时期，应该要算是化学从炼金术脱胎出来的１７世纪。为了找到包治百病的神奇良方，医生和炼金术士们（这两类人的界限在当时并不怎么清晰）在秘室中孜孜不倦地煮石引丹，由此得到的对许多物质化学性质的认识为近代化学铺下了最初的基石。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在这套《技术史》中也已经述及。然而在那之前和之后，医学技术与本书所记载的其他技术的关系，主要地还是一种下游产品与上游产品的关系：人们制造，人们制成物品，在此过程中获得的关于材料和工艺、技能和诀窍的知识，代代相传，由近及远，当医者们（ｈｅａｌｅｒｓ）接触到其中的一些内容，他们就将它运用到自己的治疗活动中去，有时是基于对上游技术的深入了解，更多的时候全凭摸索和经验，例如早在１６世纪就已经被人们用于治疗寄生虫类疾病的盛酒的锑杯。另一方面，医疗活动中的那些极具社会性的侧面，又是很难纳入纯粹的技术史叙述的范围的。从这一点来看，本书为我们展现的技术史的面貌或许正可作为一种历史事件的参考系，与国外已经出版的各种大部头的医学史相互映衬，彼此补充。
    实际上，任何学科之间的划分都是人为的，是一种便于叙述或研究的策略，或者说，也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在科学技术史研究范式转变的影响下，后２卷的编撰思路也有所变化：一方面是编者将医学技术纳入到技术史的体系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大学里的科学史与医学史教学与研究机构也纷纷合并或联合，如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医学史研究所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史系融合组建了科学史与医学史系，英国威尔康医学史研究所融合到伦敦大学学院以及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与哈佛医学院的医学史的联合等。虽然两者间未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希望通过学科融合来推动科学技术史教育与研究的深入。从二十年后续出的本书最后两卷中，我们的确也发现了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这一转向。例如第七卷就有较多的篇幅留给二十世纪医疗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编者不仅讨论了科学技术各学科的发展，而且也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文化意义，指出“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非总是有益于人类”（《技术史》第ＶＩ、ＶＩＩ卷前言），应当避免对技术进步的盲目乐观。
    上海科教出版社的这套《技术史》，体裁宏大、编撰严谨，翻译编写的过程中动用了技术史各个领域的专家。在当今处处以收益作为衡量标准的这个年代，出版这样一部虽然有益于久远，但短时期显然不会带来很大经济效益的巨著，出版家的魄力不可谓不大。目前国内在医学史的领域还没有哪一种工具书或论著堪与这套《技术史》相比肩，望着书案上这煌煌七大卷，令人羡慕之心油然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