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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吾伦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7月

研究复杂系统需要有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框架和新方式我们称之为“复杂系统思维方式”。

《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是一本论述复杂系统的发人深省、给人智慧的好书。它为人们理解复杂性理论在心智哲学、科学哲学和伦理学等诸方面的意义提供出一个清晰明了的图景与线索，也为我们挑战传统思维方式并接受一种与当代科学发展相适应的新思维方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和新的启示。

理解复杂系统与挑战传统思维方式是一枚钱币的两面。不了解传统思维方式的弊端、缺陷和局限，就不可能深刻理解研究复杂系统的意义和重要性。换言之，对复杂系统理解得愈深刻透彻，就愈能意识到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就愈能深刻认识到以复杂系统思维方式替代传统思维方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至于复杂思维方式是否一定要用“后现代主义”这样的话语来描述，这并不重要，只要能表明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思维方式的新思维方式就行。这里主要关心的是复杂性和复杂系统（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的概念�煛昂笙执�主义”在这里主要成为作者用来区分以传统思维方式为主的“现代主义”的一个标识或标记。作者更多关心的是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方法（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熞胝咭胛�“趋法”）。

那么，复杂系统思维方式或“复杂性趋法”何以是合理的？这是因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视野大大地扩展了，探究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我们已经超越了原先那种简单性的机械系统，正在向复杂系统进军，“趋进复杂性”。而对复杂系统的探究，传统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够了，不适用了。传统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原子论假设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决定论的，无法应用于非线性的、具有随机性现象的复杂系统。而研究复杂系统需要有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框架和新方式被作者标记为“后现代”——我们这里称之为“复杂系统思维方式”——对“研究复杂性具有特殊价值”。这种“特殊价值”体现在以分析方法为代表的传统思维方式已不能适用了，应该加以抛弃了，只有应用复杂思维方式才能获得新成果。因为“技术的力量已经为科学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前言，第２页）

复杂系统并非仅仅是由其组分之和构成，而且也包括了这些组分之间的内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割裂’（ｃｕｔｔｉｎｇ ｕｐ）一个系统时分方法破坏了所要寻找的东西。

在全书的后记，也就是该书的结论性部分——理解复杂性中，作者再次强调了本书的主题。他说：“我认为，传统的科学方法和分析哲学，对于复杂系统的动力学都不能够敏感。因此，我已经对分析方法�煱咽挛锔盍眩ǎ悖幔颍觯椋睿� ｔｈｉｎｇｓ ｕｐ）�牎⒀菀锫呒�、原子论、基于形式规则的语法、封闭的算法和符号表征进行了批判。这些趋法的缺点，在对于信息理论、形式符号系统、塞尔的‘中文房间’和福多尔精神表征主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分析中加以指出。作为一种可替代的选择，我提议采取一种联结论趋法，主张这种趋法对于复杂性是内在地更为敏感。”让我们来举例说明。

例如，人们对大脑的认识，传统的思维方式在新研究成果面前已失去了它的解释力了。新近的脑科学与神经网络研究表明，大脑不是像原先一些科学家所设想的那样：脑中具有不同的功能的处理区，有着各自的分工。长期以来，科学家对中风、肿瘤、枪伤和其他造成大脑特定部位的研究显示，大脑内部有劳动分工，不同的区域分别掌管视觉、情绪、语言、行为控制、方位等等。他们认为由此希望发明脑部扫描器并认为人们终于能够详细划定各个功能中枢了。然而，从扫描一开始，就使他们大失所望。尽管，扫描显示了大脑的活动中枢。当人说话时，人们预计中的，位于左半脑的中枢点亮了，但不只是该点亮了，还有大脑的其他区域数以万计的灯也点亮了，明显表示出大脑的整体性协作。没有哪个大脑区域单独“控制”一项功能。大脑并没有明确的模块化分工，大脑的各个区域都是多面手，会根据当下的整体需要而执行特定的功能。种种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大脑和神经网络的认识，过去那种简单化理论正在被复杂性理论所替代。本书作者就是用联结论模型理解大脑的复杂性的。只有运用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突现（涌现）等现象才能得到较科学的说明。

著名学习型组织创始人彼得·圣吉在他的《第五项修炼》一书中的中文版序中写到：

“在西方世界，我们的社会组织已被分割得四分五裂。我们把生理的健康与心理的和精神的健康分割开来讨论，以致于人们虽然活得久些，但整个身心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所支付的社会成本也愈来愈高。学校的教育成为片断知识的传授和枯燥的学术性演练，最后竟发展到愈来愈和个人成长与真正的学习脱节，成效也愈来愈差。政府各部门不仅已被分割得各自为政，且被各利益集团的不同需求分割，变成一部老旧瘫痪，无法有效运作的机器。事实上，与现代管理系统有关的每一件事，都根源于这种分割的思想上，这也无可避免地造成竞争。在企业里，行销部门与制造部门处于对立状态；第一线的管理人员对总公司管理当局有近乎憎恶的敌意；各部门的竞争更甚于同业的兼职。”圣吉指出，当中国社会进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步入工业化的时候，“千万别重蹈西方人所犯下的错误”。“工业化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分割力量；随着工业的进步，分割在西方以加速度的步调演进，并不意外。农业革命时播下的分割种子，在烟囱、工厂和传统工业管理的气候中，步调更加快了。”中国想要避免重蹈西方人的覆辙必须坚决克服分割的思想，超越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不然，就会陷入一个“大旋涡”中而“不能自拔”；传统的还原论思维方式不改变，也有可能如狄伊·霍克所说，大批有聪明才智的人，“被堆积如山的作业手册压抑了心智，被雪崩般的指导原则掩盖了判断，被丛林般的分析报告遮蔽了感受，被洪流般的研究分析淹没了创意。被汪洋般社群泯灭了责任感与决策力”。

特殊性与分割性是人类心智上的弱点，而非宇宙的通则；超越还原论已成为从事复杂性研究者的共同纲领与宣言。

复杂系统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关系网络，不能归约（还原）为简单系统，也不可理解为“复合系统”�煟悖铮恚穑欤椋悖幔簦澹� ｓｙｓｔｅｍ�牎６�在我看来，复合系统（请注意：不是复杂系统）实际上是一种“机械整体论”，甚至是一种躲避复杂性的一种策略。作者通过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联结论模型，并用大脑、语言等来阐明复杂系统的网络特征。这些网络是分布式的、自组织和无中心控制的局域信息运行，网络中的各要素是非原子论的、非线性的、不对称的、也是非决定论的。联结论模型不但区别于传统机械论模型，也不同于基于规则的模型，“联结论模型对理解复杂系统以及为其建造模型更有用”。（第２９页）有关方面的内容书中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当然，复杂系统理论，包括联结论模型还在不断发展中。

文：蒋劲松
出处：科学时报 2006年6月

　　复杂性研究在国内学界作为研究热点，已经持续多年了。然而将后现代主义应用于复杂性问题的研究，确实还是一种不多见的新尝试。在很多人眼中，后现代主义标榜“游戏”精神，“叫嚣”通过话语分析来进行颠覆，如此不够严谨和“愤青”叛逆的态度，怎能参与高度技术化的复杂性科学研究呢？从这个角度上看，《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是一本富有挑战性的著作，作者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角对复杂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述，并深入挖掘了复杂性研究的新见解对于科学哲学、心灵哲学等领域的启发意义。
　　作者认为，复杂性研究中的“不可压缩性”概念非常富有启发性，它提示我们：当处理复杂性时，不存在没有风险的捷径。据此作者认为，从根本上说，不存在总揽一切的、可忽略掉复杂系统中偶发性特征的复杂性理论。如果事物的确是复杂的，那就根本不可能从一种简单理论得到恰当的描述。唯一的希望只能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对复杂系统进行多元化的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基调恰恰是利奥塔所谓的“拒斥一切元叙事”，在理论上坚持彻底的多元化。正是在彻底多元化的意义上，复杂性研究必然要走向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中描述的话语和意义的扩散，并不是由任性的、破坏性的理论家创造出来的，而是我们的语言和社会空间的复杂性之不可避免的后果。
　　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于现象复杂性的极其敏感的思维风格，它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进路，特别是通过跨学科的相互作用，将积极鼓励产生出新颖思想。这种进路在科学哲学上的影响就是，不是关注于构造出抽象的元叙事，来为科学知识提供合法性辩护，而是更多地聚焦于科学活动的实践结果，以实践的精神来参与和介入科学实践。
　　在科学研究中，总是要设计各种实验来控制大量的变量，并限制结果的可能解释，但这意味着一些可能的结果事先被屏蔽掉了。因此，选择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一种指向特定答案的预先腾空。所以，遵循严格的方法，一定会提供精确的科学结果。但是如果没有充分重视对于方法的选取，如果对使用方法而产生局限性的反思，就反而会遮蔽掉对复杂现象的全面理解。这就是费耶阿本德所谓“反对方法”的真正用意所在。所以，在研究复杂现象时，绝不是单一的方法将产生出整个的真理。相反，游戏般地趋进复杂系统，允许不同的进路、不同的观点共同参与研究，反而能对复杂现象的特征产生更好的理解。
　　后现代主义的进路对于复杂性研究的意义绝不仅仅表现于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反思和批判上，它还更具体地体现在解构主义基本概念的实际运用上。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在语言分析方面独到见解，作者从语言作为复杂系统的一个特例入手，将解构主义的基本概念如“延异”、“痕迹”的概念引入复杂系统的研究中，充分利用了解构主义的成果，给复杂性研究带来了另类的启发。
　　与此同时，作者又将复杂性研究的成果引入到例如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科学哲学等领域中去。他指出，复杂系统必须应付变化的环境，为了应付这些需求，系统必须具有两种能力：必须能够贮存关涉环境的信息以备未来之运用，以及必须在必要时能够适应性地改变其结构。其中第一种能力与表征过程相关，而第二种能力则涉及到自组织过程。这样，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中文小屋”思想实验等哲学基础问题的讨论就可以充分受益于实证性的科学研究成果了。
　　从我个人的兴趣看，本书内容中最有意思的应当是，利用复杂性研究的成果对于“表征”概念的超越。长期以来，西方哲学以构建宏大理论叙事为己任，科学和哲学的使命在于“表征”独立客观的实在。然而这种“表征”实在的观念，作者认为其实是与对复杂系统的简单理解有关的。一旦接受了作者复杂系统的联结论模型对规则论模型的替代，还原论意义上的一一对应的“表征”就失去了意义，系统的内部与外部的绝对界限就会打破，相应地主体与客体的僵硬二分也就失去了不证自明的先验性。
　　而作为对表征概念的替代，鲍德里亚选择了“模拟”（simulation）概念。模拟并不试图表征对某种现实的本质性抽象，而是试图重复它，以此来削弱现实和被模拟物之间的区别。一旦接受了这一立场，人工智能领域中争吵多年的“如何在机器上模拟人”的本质论问题，就变成了某种涉及到定义和协商的问题：“何种机器才是往往称之为人的那种存在？”而智能也就不是一种抽象过程，而是嵌入在世界之中的过程。我们的大脑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的存在，就既是具身的，又是偶然的。传统的心身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解构。
　　老实说，作者在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建立起的这种联系，总体上说，还仅仅停留于一种很有启发性的猜想上，许多关键之处多少还有一些牵强附会；严格的论证，细节的深入还相对比较缺乏。然而，我认为，仅就目前所揭示出来的联系和启发性，已经充分展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科学研究上的巨大潜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