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四千年的历史正渐被湮没，转瞬之间它们就会被遗忘。从印度农业的起源，更确切地说，从印巴次大陆首株谷类作物的栽培算起，已经过去四千年了。在这四千年当中，无数的农民为着一项庞大的工程辛勤劳作着，那就是植物品种的多样性。每一代人都为此贡献着绵薄之力：将一个品种同另一个品种杂交；选择最佳改良性状；他们怀着对土地和生活的敬意，为可持续农业不断改良技术。然而，三十年前，原本稳定向前发展的进步模式被强行遏止了。在进步和高产的幌子下，“绿色革命”推广了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他们把高产品种、化肥、杀虫剂抬到至高之位。许多印度农民渐渐地放弃了可持续耕作的原则，转向集约耕作，将人类四千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抛进遗忘的深渊。
　　　　但是这些变革并没有兑现它最初所作的承诺。开发耕种的土地增加了；但是生产力，虽然在变革初期确有上升，后来却难以遏制地节节下滑。化肥和杀虫剂的消费量大大提高，而可栽培的植物品种数目却骤减。一言以蔽之，情况十分不妙。然而随着铺天盖地的遗传修饰生物体(GMO)的侵袭，耕作单一化的行为却有愈演愈烈之势。遗传修饰生物体是指遗传基因被修饰之后，能够被赋予新的特性：如抗除草剂，抗虫害或者是抗寒。在这次变革(即所谓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当中，植物的遗传性状受到威胁，人们要清除掉那些由印度农民积累至今的丰富的植物遗传性状，而强行用转基因植物的单一标准取而代之。

文：下上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0月

    与其说转基因植物是幸运契机，倒不如说它是恶性威胁。
    ——《美丽的新种子》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展开，人类已经开始进入风险社会。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存在一些本质上不同的特点，包括风险的不可感知性、不确定性、全球性、整体性等。转基因生物技术就是这样一种现代风险，它对人类健康和生物环境的影响是间接的、长远的，却又是跨国界的。自1983年第一种转基因植物产生以来，短短10年，转基因植物已经开始进入市场，又短短10年，就占到了全球保护作物市场价值的15％，占到了同类植物全球种植面积的55％。

    人们对它的担忧和争论也与日俱增。英国的转基因土豆事件(1998年)、美国的斑蝶事件(1999年)、加拿大超级杂草事件(2000年)、墨西哥玉米污染事件(2001年)和中国的bt棉事件(2005年)相继发生，转基因食品已被相当一些人称为“弗兰肯斯坦”食品。但争论的焦点却多集中于技术本身的风险。然而，在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对转基因技术作深刻反思，其实更必要。《美丽的新种子》正是这样一本书，它从农民的角度出发，警示世人:转基因技术不是解决饥饿问题的“泰坦尼克号上惟一的救生艇”，而是农民自主和生物多样性的“终结者”。本书观点来源于1998年在印度瑞什克士召开的主题为“生物多样性、农村社区的权利与遗传修饰生物体的内涵”的研讨会。本书是为南方国家农村社区拒绝转基因技术提供理由和手段。本书巧妙化用了阿道斯·赫胥黎的名著《美丽的新世界》的书名，它也确实将《美丽的新世界》对生物技术乌托邦的强烈质疑精神贯穿于全书。

    这本书脉络清晰。首先声明了对转基因技术进行讨论的五条原则，然后提出了拒绝转基因技术的具体方法。生物多样性是这本书关注的焦点。种子属于农民，因为“是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们保持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世界别的地方是没有的。”(p.92)而转基因种子不育的“终结者”技术阻止农民保留或是交换种子，迫使他们每个季节都购买新的种子。“生物专利化往往伴随着对知识经验和独一无二的植物遗产的拼命劫掠。有些人把这看成是殖民主义的另一种形式。”(p.92)

    本书将《生物多样性公约》作为与转基因相关专利制度斗争的工具。170个国家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强调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公众集体性权利，并承认农民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多样性不仅仅是自然的礼物，还是农村社区努力的结果。而发达国家竭力推行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是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精神相违背的，其目的在于将独占性的私有知识产权强加于生物多样性之上。因此，《生物多样性公约》成为对抗植物品种私有化的有力工具。但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只是提供了一般原则，没有具体的办法来保护本地公众的权利，对抗植物品种的私有化。而“知识产权协定比生物多样性公约建立得更为稳固，可能是因为美国超级强权完全支持知识产权的协议，反之它甚至没有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p.126－127)

    此间争论的焦点是:转基因技术是不是解决饥饿问题的惟一或者最好途径？现在世界上有8亿人长期处于营养不良，其中1/2的5岁以下儿童在南亚地区，1/3的5岁以下儿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贫穷与饥饿往往互为因果，而不公平即便是导致饥饿的原因，但却无法克服。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分配不均现象不可能解决，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援助常常是出于政治需要。

    要解决饥饿问题，必须提高这些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本书给出了一种答案，它认为转基因技术并不像生物公司宣称的那样，为“供养天下”提供最真实的解决途径。“消除饥饿和贫困还要依靠几种方法同时进行，包括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土地的重新分配；包括采用适合于当地条件，却不伤害环境的新技术。”(p.73)书中举出了尼泊尔的持久性栽培计划，作为有机耕种的成功样本。

    转基因技术引发的社会争议背后，有两种争议: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支持者认为它增加了自然的功效，反对者则认为转基因食品侵犯了一些重要的“自然的”和“非自然的”伦理界限，意味着我们对自然界的不敬和侵犯。本书认为转基因技术违反了自然的法则:“对基因的轻举妄动，可能会使我们偏离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本质，偏离形成农业(我们的粮食)和地球的特定关系的一些基础性东西。”“通过对基因的改造，修改生物特定的本质并将其市场化，农业社会……失去了它原来拥有的和生物世界特定的关系。”(p.88)

    而转基因技术争议的过程，正是科技民主化的过程。民众如何参与科学决策的问题在转基因争论中凸现出来。“而民众的觉醒要依靠信息的交流，需要振聋发聩的信息才能警世……(并且因为)没有经济、社会、政治力量来提高其公民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这种危机，国际公民社会必须更积极地显示其团结性，主动去帮助他们。”(p.84)希望这本为农民利益而写的书，也能够在拥有8亿弱势农民群体，也是世界第5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的中国起到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

文：陈蓉霞
出处：文汇报 2006年4月

    手头刚放下温伯格的力作《终极理论之梦》(S.温伯格著，李泳译，湖南科技出版社)。作为一名与爱因斯坦、霍金同道的理论物理学家，温伯格对破译宇宙之谜充满了热切的期待和充分的信心，借用《圣经·旧约》中的表述：有律在，必须发现它。于是，科学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将所有自然现象的解释溯源至最后的理论和历史事件，这就是终极理论之梦。人类那高尚的天性就在于不断追问或逼近源头之谜，因而终极理论具有永恒的召唤力。从这样美好的梦境中醒来，我拿起了另一本书《美丽的新种子》。然而，书名中的美丽恰恰映衬出现实的冷酷，这就是书的副标题所指——转基因作物对农民带来的威胁。

    说起转基因或基因工程，哺育它的精神乳汁正是科学家们的终极理论之梦。20世纪生物学的骄人业绩就是对生命的遗传密码DNA奥秘的不断逼近。然而，这一过程在满足人类好奇之心的同时，更是催生了人类的贪婪之心。当然，在实验室为生命奇迹所陶醉的科学家们是不会滋生这一非分之想的，而嗅财之感格外敏锐的企业则立刻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这就是利用实验室中的转基因技术来重新打造农作物，进而以巨无霸的姿态一举抢占市场。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就是一例。这家公司本以开发化工产品为主，生产诸如除草剂、杀虫剂之类的农业用品。但传统的农药有一个很大的局限，这就是它不分青红皂白从而殃及作物本身。基因工程的兴起让这家公司的技术人员有了一种新的思路：通过转基因技术，使作物获得抗农药的性状。这是一种全新的开发和营销策略，现在公司可将这两种产品(农药和特定的转基因作物种子)捆绑在一起销售给农民，农药对改造过的作物不再起效。听起来这对农民及消费者都是福音，因为农药的污染早已成为我们的心病。但是且慢，若农民来年再复种这些转基因种子，岂不就断了公司的可持续利润？这一问题起先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孟山都公司在获得转基因种子的专利之后，在销售时与农民签订协议，禁止来年复种转基因种子，一旦被人告发或被察觉，将在法庭上对簿公堂。不过如今这一问题已有更好的解决方法。1998年3月，一项新的生物技术专利获得批准，该技术可以阻止收获的种子发芽。这就是所谓的终结者技术，它相当于对种子施行绝育术，其原理依然有赖于转基因技术。于是，农民一旦播种这些种子，他们就此被套，从此以后必得年年去公司买进种子。现在，种子的所有权不再归播种者拥有，而是归大企业垄断。

    由此带出了一系列的争议。转基因技术是一种安全的技术吗？对种子申请专利有悖道德吗？如孟山都之类的大公司真是以“为民造福、供养天下”为己任吗？新技术能让更多的穷人不再挨饿？先听听企业方面的表白，孟山都公司的一位技术负责人如此向公众描绘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好处：在同样的土地上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减少了收获后粮食的损失；不再全面依赖杀虫剂、化肥等化工产品的投入等等。听起来够诱人，这样的种子还不美丽？但与此同时，理性的质疑也从未中断，本书反映的正是来自农民及环保人士的声音。反对方的理由何在？这可从几个层面加以讨论。就生态学层面而言，不同于传统的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之间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天然屏障及平衡，由此得到的新品种因未经生态系统的筛选考验，它的未来潜能是好是坏难以评估，更何况大面积的专一播种还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就政治学层面而言，饥饿从来都不是生产量不足的问题，而是获得和分配机制出了问题，显然生物技术不足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穷人的福音，但令人揪心的是，贫穷的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趋势，他们更在意工作的机会和获取外部投资，而不在乎土地和环境的损害，这饮鸠止渴的情形，为发达国家大公司的倾销及霸占市场铺平了道路，有专家在伦理学层面提出质疑：种子本是人类共享的财富，是先人的馈赠，上苍的礼物，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少数公司的专利所有？

    这样的质疑是否有杞人忧天或怀旧保守之嫌？要知道，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的期盼就是，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会让明天变得更美好！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还告诉我们，正是个人(或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维持了市场的运转，而私有财产的合法化也正是近代文明不断成长的动力所在。即便像孟山都这样的大公司显而易见的为巨额利润而来，但在现代社会的体制中它依然可以为自己合法谋利。问题的另一面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正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所强调，市场的健康运转少不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约。企业追逐自身利益本无可非议，但社会由各种利益集团组成，这时不同利益的博弈、妥协就成了政治的艺术，也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在此确保各利益集团平等存在的法律就不能缺席；财产的私有化也无不当，但关乎到种子这类非同寻常的对象，道德则不能失语。

    本书集中于对转基因作物的评判，民以食为天，这类话题自然该引起广泛的关注。不过它还提醒我们关注商业和政治的关系，社会中绝不能只听见由强势集团发出的声音，哪怕它亮出专家或权威人士的招牌，打出造福全民的旗号，但终究只是美丽的谎言。事实是，每一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私利，若是听凭甚至纵容这种私利过度膨胀，失重的社会迟早会面临触礁之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