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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来自C••斯诺所称的“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两大阵营的斗士们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试图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在本书中，杰伊•A•拉宾格尔和哈里•柯林斯为一些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创造了机会，让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而不是相互指责和谩骂。本书各章的作者惊喜地发现，在关于科学，关于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以及关于科学论是否贬损了科学家、科学实践和科学发现等方面，他们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谁有权评论科学？科学知识的恰当角色是什么？在社会决策中，科学家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鉴于科学在当今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对此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但是，《一种文化？》向读者准确地阐述了在所谓的“科学大战”中存在的真正危险是什么，并且为我们探寻这些紧迫问题的解决之道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框架。

文：□江晓原　■刘兵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1997年，有这样一番情景:对立的两派学者聚集在一起，第一天是“乘坐一艘小机动船游览南安普敦水上风光”，这过程想必将先前的敌意消除了不少；第二天是封闭式的深入讨论，“在达成相互信任和理解之后”，第三天举行公开讨论。这两派，一派是science　studies(本书译作“科学论”，国内另译有“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等)学者，另一派是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和从事者感到不满的科学界人士，或者说是某些秉持科学主义观点的学者。

    之所以要搞这样一场温情脉脉的“有话好好说”会议，是因为许多学者感到，上述两派的论战和交锋，在上世纪90年代后，火药味越来越浓，本来相当纯粹的学术争论，逐渐演变为“主要目的似乎在于公开地嘲笑对方”。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面对面，心平气和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充分交换意见，以求将有关的研究从理论上向前推进。回过头来看我们这里，上述两派虽然尚未正式形成，但有些言论倒是可以说“主要目的似乎在于隐蔽地陷害对方”。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确实是东西方共同的大背景。西方的“科学大战”在打了若干年后，有人搞了这样一个两派对话的会议，颇有些外交上要沟通和谈的意味，这种用心当然良好，编者甚至基于良好的愿望拟出了一个“一种文化”的书名——尽管后面还是加上了个问号。不过，我倒是很有些怀疑这样的和谈是否能给两派真正带来和解，是否能够真正带来和平。

    但是，能否实现和平是一回事，有坐下来“有话好好说”的愿望毕竟是一件好事，也许，在多元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和平共处”也有可能。但是，这又与西方在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中的传统有关。在那种传统中，学术观点不同的争论双方在学术争论之外，以及在学术争论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可以很绅士地共处的。可是，在我们这里就颇有些不同了，我们在学术界，似乎很少有西方学术界那种真正限于学术问题而又认真严肃的学术批评。偶有批判，多半很快就涉及到学术之外的领域甚至于人身攻击了，就像你所说的，在我们这里科学主义阵营一方在批判另一方时，动辄扯上意识形态，因而也就自然地出现了“隐蔽地陷害对方”的那种举动。

    □在本书的结语中，两位编者归纳出了论战双方在“有话好好说”会议后得到的如下共识:

    一、“科学论对科学的旨趣没有敌意，既不是它要处心积虑地反对科学，也不是它无意中的副产品要反对科学。”二、“在这场科学大战的整个过程中，误解和误读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三、“科学论是令人感兴趣的，并且可能是有益的研究领域。”

    这第三个“共识”看起来就相当勉强了，很像两个关系紧张的国家，双方首脑会谈后，发表的字斟句酌的联合公报中的措词。这正好可以印证你上面的猜测:这样的和谈是否能给两派真正带来和解？但是开开这种“有话好好说”会议，起码也能对问题进一步澄清，对双方的观点减少“误解和误读”，总还是很有好处的。

    ■这种说法我也同意。或者换一种思维方式，当我们努力地消除两种文化间的隔阂时，其实在深层也有不同的目标，如，像此书标题显示的那样:一种文化！或者，是虽然能够沟通甚至部分的理解，能够和平共处，但仍然还是两种文化。对前一种目标，仔细想，实际上是在要消除文化的多元性，而后一种则不是。因此，将来更可能的，仍然会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当然，它们的形态也许会与今天大为不同。它们之间也许会和而不同，不再像现在这样彼此敌对。

    其实，抛开更远大的目标不说，这样的和谈也还是另有一些好处。当双方真正以为让对方理解自身而坦诚交流时，一些观点的表达会更加准确达意。至少，我在看此书时，就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对平常一些经常有争议、有误解的问题，在双方的解释说明中，看到了许多更好、更明白的表述。

    □姑且以欧美的情形言之，科学当然仍然无比强大，总体来说肯定占据着绝对优势，可是我看科学论方面却也丝毫不惧。非但不惧，势头还很强，反倒是科学主义这一面，至少正在逐步丧失公众话语权。

    回想当初，幼年期的科学论(如果已经可以这样指称的话)，扮演的是科学的赞美者的角色，或者是某种“帮闲”角色，甚至好似主动投怀送抱却遭到轻视和冷遇的女郎——物理学家费曼“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就像鸟类学对于鸟一样毫无用处”的名言，就是这种轻视和冷遇的典型表现。

    可是随着科学论逐渐成长，它开始自立、自重、自强了，它已经不屑于再扮演“帮闲”角色了，它甚至开始批评起昔日赞美的对象了。最令科学方面感到意外和愤怒的是，在科学为大众的物质生活提供了如此众多的改善和便利之后，忘恩负义的大众和大众传媒，却和已经反叛了的科学论阵营日益亲近起来。所以，在读此书中，我产生了一个有点恶作剧的问题:在这场所谓的“科学大战”中，双方究竟谁更怕谁一点呢？

    ■你提的问题确实很有意思。“好战的科学主义”一方(因为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投身于这场大战中，更多的人是采取了置身于战场之外的策略，甚至对于大战并不感兴趣，所以这样说也许更为贴切)，在这场大战中的激烈反应，固然有因过去的高大形象被诋毁而怒从心上起的原因，但细想一下，恐怕还是有些恐惧感在里面的。你想，一个绝对强大的巨人会对一个不堪一击的弱小对手如此在意吗？

    通常，只有在实力大致相当时，一场大战才会持续打下去甚至难分输赢。因此，这场大战的出现，也确实表现出了一种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在新的权力结构中，科学主义者一方也开始担心科学的权威和形象，尤其是在公众中的形象，形象受损会连带着对其社会地位以及资源分配等带来威胁。而另一方呢？一旦不再想做“帮闲”，就算大战输了(我们似乎并未看到这种迹象)，又会失去什么呢？

    但话说回来，“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多元共存的安定与和平——但这种和平肯定不应以科学论(说实在的我还是不很喜欢这种译法)无原则的妥协为代价。

文：刘华杰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1月

　　当今，谁有资格和权利审视自然科学？审视会导致什么“可怕的”后果？

　　题目中第一个“堪”的意思是“能忍受”，第二个“勘”的意思是“实地查看”、“调查、查问”。《红楼梦》中有“勘破三春景不长”的句子，用的就是“勘”的第二种含义。标题的意思是，当代强大的自然科学，不能忍受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文学者的评论和“二阶考察”吗？

文人关注科学凸显时代文化矛盾

　　这里的“不堪”涉及到两方面的意思：（1）科学（界）是否有雅量，主观上能否摆出一种姿态任凭他人点评？（2）科学（界）自身是否经得起他人的详细考察、审视。这是我读《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一书首先想到的两个问题。

　　前者涉及自然科学共同体在“两种文化”之争或“科学大战”中是否足够自信、是否尊重对手、是否愿意倾听非科学领域的意见。后者涉及从客观效果上看，当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和运作过程是否如早先描述或者许诺的那样完美、可爱。

　　《一种文化？》是一部很特别的多人文集，主要内容是展示双方（“科学实践者”和“科学评论者”。其实是多方，每个人的具体见解也有差别）关于科学大战的真诚对话。本书的主编一位是科学家拉宾格尔（J.A.Labinger），一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学者柯林斯(H.Collins)。到现在，我们不知道多数科学家究竟怎样看待“自然科学观”在过去几十年里不可逆的转变过程。拉宾格尔这样的科学家（估计是少数）确实是值得称赞的，他重视对手、尊重对手，能够通过阅读、倾听、交谈、书写，来阐述自己的科学观，努力增进科学与人文的相互理解。对称的一面几乎不用提起，因为据我所知，多数SSK学者，是高度重视自然科学的，认真对待自然科学的，甚至比科学家本人还认真。

　　“科学大战”为何如此“显眼”、具有冲击力？两种文化的传统早就有，从来就不曾间断过。冲突为何偏偏在1996年前后达到一个高潮？仅仅因为爱丁堡、巴斯和巴黎的几个社会学家以及部分后现代学人对科学怀有敌意，或者媒体闲来无事对知识分子“爆料”？稍想一下便会发现，这种冲突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全球问题和文化矛盾的一种反映，不是个别学人或好事的大众传媒能够炒热的。

“科学元勘”职业化过程揭示“圣殿”神话

　　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这三大本来就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20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就已存在，已经对科学事物说这说那。但它们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前，对庞大、强大、自大的自然科学界，根本不构成威胁、不会令科学伤筋动骨（其实现在也没有，只是有人感觉如此），相反这一时期这三个学科基本上充当科学赞美者的角色。“在1960年代之前，这些研究领域中很少有东西会引起职业科学家群体的冲突。相当一部分科学史是由退休的或怀有多种爱好的科学家们自己写成的，而且更多的带有赞美性质。”“科学哲学的研究只是想要解释科学为什么会成功，而不是要对科学世界观提出挑战，因而科学家们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冒犯之处。”“默顿[科学]社会学里的东西绝对不全是赞同科学家的自我形象，但总的来说重点在于解释这些建制如何使科学家把工作做得如此漂亮。”（《一种文化？》，第4页）这一派的科学社会学当然也不构成威胁，相反他们还颇受欢迎，默顿本人竟然得到了总统科学奖，科学社会学出身的加菲尔德搞的SCI更令大科学如火如荼。总之，这三个学科的研究对于科学是安全的。

　　但是，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忽略了这三个学科缓慢的演变过程及其科学对其态度的微妙变化，事实上“科学元勘”也在职业化，只是比科学的职业化晚一拍而已。当科学哲学深入到关于科学事实、科学推理、因果性的细节讨论时，科学家出身的业余哲学爱好者已经显得不耐烦，觉得科学哲学无趣、与科学无关。比如温伯格引用据说是费恩曼的话说：“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就像鸟类学对于鸟一样，毫无用处。”（《一种文化？》，第4页）可是又过了一些时间，当SSK兴起、科学大战爆发时，同样是这位大科学家，已经由“无关论”变成了“威胁论”，他看到了由无知的民众和同样无知并带有敌意的人文学者控制的社会民主过程可能给自己坚定捍卫的自然科学带来伤害，当SSC（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被美国国会否定，温伯格等科学家像祥林嫂一样唠叨个没完。他一方面承认自己在SSC项目上“没有任何专门知识”，一方面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SSC项目，却提不出像样的理由。他终于想出一条安抚其他反对SSC的科学家的假定，一旦上了SSC，对整个大科学都有好处，没准儿大家都会额外分到一些经费，“有助于普遍增拨研究经费”。（《仰望苍穹》，第19页，第34页）到了90年代中期，温伯格则再也忍不住，要与SSK学者直接战斗了。虽然他是一流的科学家，对科学的刻画却无论如何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他曾武断地说：“即使科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共识，它也不像任何其他种类的共识那样，因为它是不受文化影响的，而且是长期不变的。”（《仰望苍穹》，第110页）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发展得更有反思性，对科学的微观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推翻了科学与社会、文化无关的大神话。

　　如今这三个学科都受到建构论的严重“侵蚀”，在科学共同体看来，科学在学者面前的形象以及科学的公众形象可能受损，本能的反应是把人文学者当成大战的敌方。“隐藏在科学大战背后的十字军骑士们，决不想把给钱的人扔出科学的圣殿。”“他们的复仇枪口瞄准那些证明该圣殿是怎么被建立起来，其祭仪又是怎么维持下来的人，即建构主义的学术左派。”（《科学大战》，第13页）

谁企图垄断理性？

　　“科学大战”与其他战争一样，责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但是对战争的评判要考虑到正义性、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可能的后果。科学大战是谁挑起的？争论双方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高级迷信》和索克尔事件，显然是来自科学界的蓄意挑衅。“索克尔发出了我们内心的呼声，让我们同他一样感到兴奋。”（《一种文化？》，第269页）“片刻之间”，科学家觉得好像赢得了胜利。科学界一度企图暗示，部分人文学者是科学残废或低能儿，没有资格对精致的自然科学说三道四。好在，《一种文化？》这部书中的科学家没有这样设想对手。其实，即使SSK等学者对某科学科不太在行（通常很在行），二阶的探讨依然是可能的、合法的。道理很简单，好比张艺谋拍摄了一部《科学大传》，刘兵对电影进行了一番评论。张导演没有理由指责刘兵不会拍电影，刘兵只需说我对电影有自己的理解，这与我本人是否会演戏是否懂得光圈、道具、布景、剪辑基本无关。一部电影，即使是天大的大片，对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影响也有限，而科学则不同。“致毁知识”、转基因作物、克隆人等涉及到几乎所有人的利益。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SSK等学者是讲道理的，他们的评论，基本上不是在批判、诋毁，而是在勘察、分析。因而SSK学者不是反科学、反理性，其对手倒是有点像——但这种指责不会由SSK学者主动发出，因为他们深得建构的要义。捍卫“科学”的尊严，不但科学家在做，SSK学者也在做，但他们的工作处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空尺度。

　　强大的科学（包括其目标、运作、成果、价值观）应当是耐勘破的、抗冲击的。如果某些“科学”不堪一勘，那么这些科学也该自我反省一下了。鸟类学对鸟来说也许没什么用处，但是人类对某种鸟的看法，绝对关乎鸟的命运。

　　又及：我怀疑两位主编书中的总结过于乐观，忽略了双方根深蒂固的分歧。夸大和忽略鸿沟都是危险的。  

文：李艳红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0月

何为“一种文化”？

１９５９年，英国作家斯诺在其《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中，指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处于割裂状态，科学家群体与人文学者群体不懂得如何进行对话，并忧虑地认为：“存在两种不能交流或不交流的文化是件危险的事情。”１９６７年，作为英国执政党的工党倡议建立的跨学科教学支持项目之一，爱丁堡大学成立了“科学研究部”�煟樱悖椋澹睿悖�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ｔ�牐�集聚了一批具有自然科学和数学背景的科学家如埃奇、巴恩斯、布鲁尔等，展开对科学本身的研究。这项努力此后在英国以及欧美其他国家得到响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近４０年过去了，探索问题的初衷却走向了更为激烈的宣战。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拉宾格尔和柯林斯主编的《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就是要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拉宾格尔是著名化学家，活跃于催化化学和有机金属化学研究领域。而柯林斯是著名社会学家，曾在《勾勒姆》（与平奇合著）一书中把科学比喻为犹太神话中传说的怪物Ｇｌｏｅｍ，颠覆了西方传统中对科学的正统理解和膜拜心态。在１９９７年南安普敦“科学和平讨论会”上，代表物理学、科学史和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与会参加讨论，并找到了他们的共识。正是在此次会议之后，拉宾格尔在美国科学院主办的刊物《代达罗斯》上发表长文，呼吁科学家不带敌意地关注科学论研究者的工作，并且决定与柯林斯一起进一步推动双方加深理解和加强对话。２００１年，两人携手主编《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

“一种文化”当然不是指只要某一种文化，也不是指任何文化形式之间没有差异，而是意指文化发展显现的不可分割的态势。在与“科学大战”相应的语境中，具体表现为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相互理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融合。参与该书编写的都是“科学大战”双方阵营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包括科学家索卡尔、温伯格、默明、肯尼思·威尔逊、巴基斯、索尔森、布里克蒙，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夏平、平奇，科学史家迪尔，传播学家史蒂夫·米勒、格雷戈里等。这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正像编者所说：“本书的目的是在从前的对手之间展示一种新的争论风格——对所争论的问题进行深入和细致的评价，求大同而存小异，把无结果的对立转变成富有建设性的不同意见——从而使这场争论超越科学大战。”（该书中译本３４７页，以下只注页码）本书选定的特殊结构也反映了南安普敦讨论会取得成功的互相交流的讨论形式，其编排上突出了对话的特点，三部分分别是：澄清和确认自己的立场；评述感兴趣或想要批评的任何问题；回应对方的问题和批评，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澄清，甚至进行修正。事实确实如此，经过多个回合的争论，双方开展了一场真正的关于科学的冷静而严肃的对话。消除了诸多误解，达成了一定共识，明确了悬而未决的分歧，奠定了进一步对话的基础。



“一种文化”是可能的吗？

从“两种文化”到“一种文化”是可能的吗？科学论研究者的回答应该说是肯定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科学不应该享有特权而同其他文化成果领域如哲学、艺术、宗教等区分开来。正是因为将科学看成是一种文化信念，科学才被引入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范围之内。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解读平奇的观点：“在科学论看来，科学被看作另一个技术熟练的实践体系，同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并无二致。科学论不是提倡视两种文化为平行关系的看法，就科学和人文都具有专业文化的特征来说，只有一种文化。”（２０页）

然而，这样的观点又得到科学家们的多少认同呢﹖从对话所达成的共识中，我们看到，科学家们多多少少对科学论研究予以一定的认可。这是真正对话的前提和相互信任的基础：“科学论对科学的旨趣没有敌意”，“在这场科学大战的整个过程中，误解和误读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科学论是令人感兴趣的，并且可能是有益的研究领域”。但这场“科学大战”真正危险在于意见分歧方面，“最深层的问题是哲学上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并且科学家认为社会学家“除非能够独立地评价科学证据，否则应该避免研究案例。”（３４７～３４９页）这在根本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动摇着科学论研究的基底。一方面，相对主义的问题是贯穿全书争论的焦点之一。科学家坚持实在论／理性主义／客观主义，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坚持相对主义／建构主义／主观主义。不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采用哪种标签的相对主义，目的都是把科学知识置于社会、文化、历史、群体当中，注重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文化基础，探讨科学知识的“权宜性”、“修辞性”，从而解构大众对科学的传统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信念，说明科学知识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参与讨论的所有科学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学家认同相对主义的关注，他们担心这样一种框架倾向于过分怀疑常规的科学知识，纵容了反科学等非理性主义的泛滥。

另一方面，科学是人类文化的禁区吗？“硬知识”与文化有关吗？科学家坚信，科学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它要借助于实验的、实践的、逻辑的种种手段，去证伪或证实知识的真理性、科学性、合理性，再现对象的本质、结构和规律。科学论研究的学术实践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不论是宏观进路的利益分析模型还是微观进路的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文本话语分析等，利用大量案例向公众展示了科学是极其复杂的人类活动。对此，布里克蒙和索卡尔１９９８年曾出版《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而在本书中他们表达了同样的焦虑：对于没有科学家“执照”的社会学家，当科学方面的因素是解释一个信念的主要方面时，怎么能确保他们以科学因素表达而不是赋予社会因素过高的地位呢。

这两方面的分歧再次暴露了科学大战的根源在于科学表述的危机：科学知识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如何达到科学知识？如何评价科学知识的可信性？谁有权表述科学？等等。科学家认为科学论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是自负的，从而“降低了科学的准逻辑权威，把公众理解科学变成了社会教育而不是科学教育。”（３０１页）林奇承认：“如果在关于产生科学信念的科学和社会因素的适度平衡方面，社会学家和科学家能够达成共识，敌对状态就会结束。”（３１５页）可见，对话虽然开始，危机依然存在。



如何实现“一种文化”

科学与人文的界限能否打破呢？文化是与自然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原意为耕耘、耕作。自然界本无文化，自从有了人类，凡经人“耕耘”的一切均为文化。从文化的词源学意义上看，把文化区分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种文化值得商榷，但同时也说明了两种文化的内在统一性。著名科学史家萨顿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中指出：“没有同人文科学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科学大战”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冲突，和平进程不是按单方模式进行的。科学与人文对人类的福祉与危险所能承担的责任都是有限的。携手是最好的选择，对话是唯一的方式，这应该是论战双方的共同愿望和努力方向。


本书的编写使我们欣喜地看到，这场实质性的对话对论战双方来说是互惠的。科学家开始正视自己陷于狭窄专业领域的工作，并意识到科学不是一种完善的世界观，应该给其他文化形式——艺术的、宗教的、想象的、社会科学的或任何其他方式——留有空间。科学家必须放下架子，与其他领域对话。而科学论研究者也澄清了自己无意诋毁科学形象、更不是反科学等等，对其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的合法性给予了辩护。并认识到应该规范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用语，对科学要给予负责任的批评，在案例研究方面也须更加谨慎。对公众理解科学而言，科学被拉下了权威的宝座，传统科学观受到了挑战，公众对科学有了更权衡和更丰富的理解。

那么，“科学家与科学论研究者之间继续存在的分歧，是由于经过更大的努力可以消除的误解产生的，还是由于语言和世界观上的明显不同造成的？”（３５２页）面对今天文化领域中繁冗庞杂的专业分工，“隔行如隔山”，这种“范式的不可通约”所造成的误解、偏见和不信任，是极其复杂，而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的。科学与人文的互动整合成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学科专业、教育体制、公众理解科学等诸多层面的合作努力。伴随当代科学的发展，科学与人文联姻，共同提高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不争的趋势。本书编写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我们找到一种明确的结果或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种对话的方式。这无疑为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境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行动路径。中译本的出版，便于我们了解西方这场范围广泛的思想论战的发展走向，对有着独特历史文化传统和正处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一种文化”是可能的吗？一切都在继续，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