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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昔日亚里士多德那样博学的天才大师，如今已成天方夜谭。这当然并非好事，只是人类为获得现代文明而被迫付出的代价罢了。有识之士很早就在为此担忧。还在20世纪初，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康奈特建议用“科学与学术”的提法来兼顾两者，就已受到热烈欢迎。那时，萨顾正在大声疾呼，要在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他选定的这座桥梁不是别的——正是科学史，他认为，“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   
   

文：刘兵
出处：文汇报 2006年12月

    在科学史的领域中，或者更严格些讲，在中国的科学史教育的领域中，一些像丹皮尔所著的《科学史》那样近百年前写出的教材，到今天为止，仍然相当顽强地占有着相当的使用率。这已经是与教材更新的一般规律有所背离的特殊现象了。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新近出版的《科学史十五讲》我们会做何种评价呢？

    首先，这部教材还是体现出了编写者对科学史这门学问的一些新想法和新视角。在导论中，作者以“科学史的意义”为题，针对科学史的功能、研究方法、真实性问题等，进行了颇有独到见解的讨论，也对于像“内史”和“外史”、科学史在中国的情形等属于编史学的理论性问题有所介绍，更是基于科学史的立场，在像“科学与正确的关系”等论题上有所阐发。而这些内容，在众多传统的科学史教材中，往往是不受重视甚至不被提及的。

    其次，在对各讲内容的叙述中，作者明显地借鉴和吸收了近些年来的研究进展。而且，这些研究进展并不只是体现在对具体史实的陈述中，而更是体现在叙述的方式和立场上。再次，此书将内容极为丰富的整部科学史浓缩到十五讲中，线索非常明确，有利于读者把握科学发展的脉络主线。而且，在全书的内容中，近代欧洲科学诞生以来的内容只占有一半稍多一点的比例，而对于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阿拉伯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内容，则给予了相当可观的论述篇幅。尤其是，编者将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专门列为一讲，也是别有新意的。其实，几十年前，当代科学史学科和科学史教育的奠基者萨顿就曾强调说，“即使从最新的观点来看，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历史不仅非常有趣，而且能够用来达到我们教学的主要目的，即能说明科学的意义，它的功能、它的方法，它的逻辑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含义，它的深刻人性，以及它对于我们文化的重要意义。”

    随着科学史研究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科学史教材肯定还会被人们不断地重写，在理想的状态下，不同的科学史教材更应该具有学术生态意义上的多样性。本书的编者显然不是像某些教材的编写者那样是出于某些功利的目的，这一点在相当的程度上保证了此部教材的纯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