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健亚 出处：新京报 2007年2月
“专业化的数学家特别宠爱纯数学，而贬低应用数学，他们集中精力来解答数学逻辑的问题，而不管这些课题和它们的答案是否与现实有任何关系……而这种‘真正’的数学家的日渐与现实隔离，则源于研究数学的哲学上的改变。”数学研究还与哲学纠缠在一起？的确，这便是《科学的灵魂》所铺展开的内容。而数学与哲学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基本上早期的科学话题都能找到其与宗教、哲学的“合谋”。
著者兰西·佩尔斯和查理士·撒士顿都是科学史研究专家，两人从牛顿、开普勒等人的日记、手稿入手，纵横了500多年，在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考察和具体分析后，佩尔斯相信他可以很自豪地给科学与哲学的“前世”定下个高调子：哲学曾为科学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接受哲学方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类似大自然是真实的；造物主是理性的，他创造的是一个统一、连贯、有规律的宇宙，这样才是可以理解的；宇宙最重要的结构是造物所安排的精确设计，故可以用数学把握。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某种激素。
像语言一样，数学在一种文明之初便被普及，大多数的古代文明———苏美尔文化、埃及和巴比伦文明———都发明数点和计算的系统。不过那时的文明还远未能形成以数学为一个专门学问的学科系统。数学成为一门独具系统的学问，还要归功于公元前6世纪如毕达哥拉斯等希腊学者的功劳。佩尔斯之辈相信在毕达哥拉斯等早期科学家的思想国里，一定有着和某种哲学思想相关的东西作为后盾。在哲学世界观的观照下，认定了有某种确定性、可靠性存在，这也让那些数学家相信以数学结构来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类可理解这种结构的思想，因此他们接受数学知识的可靠性。
数学被赋予“真理”的地位。但当越来越多人脱离原来的哲学体系时，人们便开始寻求数学知识的新根据。佩尔斯给出的证明就是今天很多数学家只以数学为一种游戏，按照它自己的规矩来解决它内在的问题，课题和它们的解答不再与现实相连。数学再也不是“真理”。当你听说可以通过输入自己的生辰八字就能找到自己的配偶时，可千万别吃惊，这便是数学与计算机结合在一起后的一场游戏。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佩尔斯等人除了逐一说明数学等每一个门类的学科发展历史外，还举出了很多科学轶事。成长在传统教育系统下的我们，可能会有心一跳的感觉。我们曾被告知哥白尼是科学革命的轴心人物，但此次我们又被佩尔斯告知，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并非是基于事实，并非是基于实验的数据。哥氏提出日心说的最主要原因竟然是：他是个新柏拉图主义的信仰者，而新柏拉图主义者相信太阳为宇宙的中心。
事实上，哲学发展早于科学起步几百年，并提出了一些重大课题，而到了自然科学家那竟然成为全新的智慧出场。类似在道尔顿之前，伊壁鸠鲁便已经在按照自己的方式了解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了。笛卡尔也知道了运动不灭原理，比能量守恒定律要早上200年。康德曾提出过“星云假说”，时隔40年后，才有了拉普拉斯的星云说的正宗科学版。
当然，佩尔斯等人也并非是“朴素哲学思想是科学的某种激素”之观念的始作俑者。早在之前，英国科学史学家丹皮尔就已持有这样的观点。丹皮尔指出，开普勒深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世界的，所以根本性的数学谐和，即所谓的天的音乐，是可以发现行星运动的真实的原因，这才是鼓舞开普勒辛勤工作的真正动力，而不是乏味地寻求一些经验规则。佩尔斯等人奉献出的是一部典型的科学史的书，意图梳理出科学的灵魂究竟是什么，这也许不难理解他们在书中通篇全在讲哲学对科学的影响。但事实上，有关哲学与数学或科学的关系，也并非只是“哲学是科学的某种激素”那么简单，有人就曾专门提出要借鉴数学的研究方法，来发展哲学。他便是笛卡尔。
在哲学史和数学史上，笛卡尔曾起过重要作用，他的怀疑论曾唱响了很久。笛卡尔在考察近代以及近代以前流传下来的各种学问时发现，只有数学才是精确可靠的，只有它才在稳步前进，而其他一切学问，包括哲学和各门科学，则是意见纷呈，停滞不前。由此，笛卡尔便为自己规定了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哲学和科学制定一套能使它们与数学一样确定的可靠方法。做出这一使命的考虑，是笛卡尔相信数学、哲学和科学三者方法论的统一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与科学双向的互动关系。
另外，如果真的循着本书作者所认为的思路发展，即科学从未在哲学的真空领域发展，不同的哲学系统是大部分西方科学传统的原动力，也不能解答近代科学体系中一些独立自主发展的学科。事实上，自近现代科学在17世纪诞生、继而于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壮大之后，科学已经抛弃了众多体系哲学的“扶持”，早已发展出了自己固有的逻辑，也能在自己那个体系中独立自主地发展、强壮了。所以，佩尔斯对科学与哲学紧密关系的考察，也只能是在一定历史时间的尺度下的。还有，本书的翻译也有稍许晦涩，在对一些科学学科的介绍上做出了过于技术性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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