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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医》又名《伤寒论导论》，作者以其对中医经典的执著和热爱，致力于《伤寒杂病论》的研究解读和疑难病症研究。为了避免深奥晦涩，作者竭力将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超越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是个案特点和学术规律结合研究的典范。该书名为“思考中医”，是取思考时空、思考生命、思考健康之意，所以它既是中医书，也是传统文化学术书，更是一本超越了时空与领域的人文社科书。

文：陈亦人

　　作者是我众多学生中颇具特色的一位，这个特色不是指旁的什么，而是指他对中医，尤其是对经典中医那不同寻常的热爱与追求。这在对经典的重视每况愈下，在高等中医院校纷纷将经典改为选修课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赞许的，也是最令我感到欣慰之处。作者对经典的执著与热爱，以及作者在经典中医方面所达到的境界，已在这部书稿中充分地展现出来。相信各位在阅读过此书后，应该有所感，有所得。

　　诚如作者所言，经典是中医这门学问的基础学科，而这个基础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代替。因此，欲学好中医，欲在中医这门学问里达到较高的境界，就必须重视经典，就必须重视这个基础学科。欲诣扶桑，非舟莫适。这是古今大师们所公认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伤寒论》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圣人的著述，是一部中医史上承前启后的巨著，是几乎所有的成名医家共同推崇的一部最最重要的典籍，是伐山之斧，是入道之津梁，而在我看来，更是一部论述疑难病证的专著。《伤寒论》于中医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正因为其在中医这门学问里的独特意义，引来了这一领域里的古今中外的医家们的共同瞩目。有关《伤寒论》方面的著述，迄今为止，仍是中医界叹为观止的。而在这众多的著述里，能像作者这样如此平实地将甚深的经义娓娓道来者，却实为少见。孔子云：“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余信也，是为序。
                                陈亦人
                                辛巳十月于南京

文：王乃平

　　我很同意陈亦人教授之所说，刘力红博士确实对中医，尤其是经典中医有一份不同寻常的热爱与执著。我觉得这代表着未来中医的希望。祖国医学的将来需要千千万万个像刘力红博士这样全身心投入到探索中医宝库奥秘中去的人。

　　确实，要真正学好中医，就必须读透经典。目前许多中医院校将经典改为选修课实为不得已而为之，应该说是体制造成的。医师资格考试考的是中医基础、中医内科等等。要一个学生在五年的时间里，既要学中医，又要学西医，还要读懂（且不说读透）经典，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是院校教育体制与中医师承教育方式的矛盾，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还找不到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但我主张至少在研究生阶段必须好好研读经典。我还主张从学校毕业到医院工作后，应该把经典著作的研读作为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医的科研并不一定都是实验研究，尽管实验研究也是必需的。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刘力红博士的这本书除了学术性外，还颇具趣味性，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可读性很强的好书。我从这本书得到的启示之一是，要想真正读透一部经典，恐怕要穷毕生的精力才行。

——《思考中医》作者刘力红博士访谈录  文：鲍学超
出处：《出版广角》2003年第10期

　　《时代财富》记者鲍学超（下称“记者”）：刘博士，您的大作《思考中医》（以下简称《思考》）出版以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已经三次印刷，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读者对您的认同，作为作者，您对此有何感受呢？

　　刘博士：《思考》出版以后，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能形成如此迅速的走势，这是始料未及的。这段时间里几乎天天都接到全国各地读者打来的电话和信件，从与他们的交谈中，发现他们中间有搞中医的，而更多的并不是在从事中医这个行业，但是他们却一直在关注中医，一直希望中医走出困境，一直在盼望和寻找一些有关中医和传统文化的好书，这对于我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中医也好，传统文化也好，需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努力，同时也更需要行外人士的关心和支持，我想这是中医以及其他传统文化能够不断延续的一个重要条件。

　　记者：我们很想知道作为《思考》的作者，您要给读者传递的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刘博士：我想这个东西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信心！学习中医在过去需要信心，在当今更显得重要。这与中医这门学问的特殊性以及中医目前的处境都是很有关系的。

　　去年元月20号，我与广西中医学院一附院的唐农院长曾一道拜访了当今中医界的元老邓铁涛教授，邓老与我们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谈话，谈话的中心就是围绕着如何令学人树立信心这个问题。邓老甚至把“信心”作为中医入门的一个标志。学人不管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你在中医这个行业是否已经入门，就看你具不具备这个信心。而如何引导学人，使他们对中医有一个牢固的信心，是全部中医教育的一个最根本的任务，也是衡量中医教育成败的关键。学人一旦具备了这个信心，其他的一切都好办了，而反过来，几十年的现代中医教育培养的这么些中医人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改弦易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半途而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身为中医却在完完全全地行持西医之道？实在地说就是因为缺乏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一个潮流、一个风浪就把你打趴下了。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也是在阅读您的《思考》时自始至终能够感受到的。那么，您能否谈谈这个信心怎么建立呢？

　　刘博士：我想建立信心无非两个途径，一是从理立信，一是从感立信。从理立信就是从理性入手，从文字入手。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医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有深入的了解，不知道中医是什么样的学问，把她当西医来学，把她当现代科学来学，这个信心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那当然就越学越没劲了。

　　前不久，《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当谈到中医这门学问与西医有什么根本不同时，我给他作了一个比喻，比如一颗橘子是甜的，现在我们要设法使它变酸，怎么办呢？西医的方法是充分地研究橘树，了解它的基囚，然后通过改变橘树基因的某个片段，来使橘子变酸。那么中医呢？中医的方法很简单，让它过淮就是了，不是有橘过淮则酸的故事吗？淮橘为枳，中医用的正是这样一个方法。通过改变时空，改变方位，改变事物所需的条件，从而使事物向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以这次的“非典”为例，如邓老所说，“中医完全可以独立地治疗非典”，但是中医是否也需要像西医那样，要完全搞清楚这个SARS病毒以后，才能制订出一个治疗措施呢？不，完全不需要！通过辨证就能够制订出完善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SARS病毒再厉害、传染性再强，它也需要一个基本的致病条件，而中医通过辨“证”就能够把握这个条件，再通过适当的方法来改变这个条件，条件没有了，SARS病毒也就不攻自破，不杀自亡，这正是中医治病的方法。而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中医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这条不同于西医的路，进而把它走好来呢？古圣今贤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必须从经典入手，必须依靠经典，舍此实无他途。曾国藩亦云：经以明理，史以明事。我们要想从理来立信，怎么可以不牢牢地抓住经典呢？这是我在《思考》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从感立信，从感立信当然是指感性的方面，而这方面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师徒相授。我对中医的真实信心，其实就是在跟师的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师徒授受，传统的师徒生活，这个感性很方便地就被传递了，而通过这种方式，学人是比较容易生信的。相比之下，现代的中医教育模式中，这个感性是很难传递的，要传递的也是比较糟糕的感性。这就使得中医的立信之腿无形中少了一条，加之在现代的中医教育中，经典的重视程度每况愈下，如此一来，另一条“从理立信”的腿便也变成了瘸的。只一条腿，还是瘸的，怎么能走好路呢？那当然就只有用西医作“拐杖”了。这其实就是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中医界、中医教育界所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记者：在《思考》中，我们发现您除了关注中医的各个层面外，似乎更关注文化的方面，对这一点，您是怎样看待的？

　　刘博士：对学习中医而言，我觉得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面。北京中医药大学办了一个七年制的班，是本硕连读，这个班的学生头两年要被送到清华学习，在清华学什么呢？在清华跟生物系的同学一起上课，学现代科学。从这样一个安排来看，主办者的意图是很清楚的，中医的高等教育应该从基础抓起，而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现代科学。中医的高等教育需要从基础入手，需要抓基础，这是铁定的。但是这个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基础显然不是现代科学，它应该是传统文化啊！我们可以把学生送到清华学生物学化学，干嘛不把他们送到北大的哲学系、中文系学习传统的儒释道呢？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现在我们许多人把中医看得太低，看得太等闲，以为读完高中，能识几千个字，学中医就绰绰有余了。更有甚者，有的人处处以科学自居，看中医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也不科学那也不科学，以这样的心态，要是能把中医学好，那真叫活见鬼了。所以，在现代学习中医，首要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现代人对古代学问的慢心。近代一位著名智者王凤仪先生曾经说过：道在低处，处低方能得道。道在低处，尤其中医的道在低处，你不处低，你高高在上，你怎么可能得着这个道呢？因而要改变心态，就要学会处低，传统文化就是必补的一课。我们谈传统文化，我们谈儒释道，很多人认为这与中医有什么关系呢，不好好学中医，而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却不知中医之于传统文化，就好像是鱼与水的关系，没有传统文化之水，那能养就中医之鱼？！池中没有多少水，我们却倒了很多鱼，还希望把鱼养大，其结果呢？鱼倒得越多，当然就死得越快。

　　关注传统文化、培养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这对于中医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看起来好像做了一些分外之事，好像是不务正业，实际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当你对中医的信心逐渐生起来的时候，当你对中医的定解逐渐生起来的时候，你就能领悟到此中的奥趣。

　　记者：在《思考》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你对中医现代化的独特见解，您还鼓励中医的学人应该有更广大的心量，我们很想听听您对这方面的说明。

　　刘博士：现代化是现代人关注的一个大课题。其实不仅是中医，任何一门传统的学问都要面临现代化。我觉得“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走现代化的道路”，这实际应该是一个永恒的精神、永恒的话题，只是中医界在实践这一精神的过程中，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了，有一点你死我活的味道。好像要搞现代化就必须改造传统，就必须让传统跟现代一样，结果怎么样呢？现代的味道好像有了一点，可是传统的特色却越来越少，传统的东西却越丢越多。如果搞现代化是以这样的代价为前提，那么，这样的“现代化”对中医、对西医，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感到对于现代化我们需要重新来理解，尤其不应该站在传统的对立面来谈现代化，应该统一起来。实际上，中医在Z1世纪存在，中医为21世纪的民众服务，她已然是现代化了。如果现代的人不接受中医，那要你中医干嘛？中医自然就死掉了。可是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现代人还接受你，需要你，而且这个需要的程度越来越大，这个事实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传统跟现代实际上是不相违的。现代人需要传统，那这个传统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了吗？现在我们把“现代化”看死了，看得太片面了，总希望在现代之外去另外找一个现代化，就是背着儿子找儿子，这样一来，很多弊端自然就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都要科研来点头，什么是科研呢？辨证论治不是科研，你必须加进现代实验室的这一套才算科研。用中医界的笑话说，必须小白鼠点头才算科研，才能获得通过。

　　进人21世纪后，人们对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性，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呼声。可是中医界在这个问题上恰恰犯了一极化、单元性的错误，一个中医现代化实际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扼杀了中医本具的活力，其所造成的损失是很难估量的。现代化的内涵是非常现实的，怎么样使中医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或者说怎么样能使中医在现代社会更加突显出她的服务特点、她的优势，这个就是根本意义上的现代化。如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医需要越来越传统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传统就是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中医抛弃成见，需要中医向西医靠拢，需要中医西医化，那也应该在所不惜。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预先设定一个范式、一个模式，只有这个才是现代化，而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刚刚我们谈到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性，而在学术界还存在一个学术生态环境问题，这是早些年杨叔子院士提出来的。我觉得在学术界谈生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学术界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只是搞单一的发展模式，从长远的利益来看，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弊病。有关这一点，我们从这些年的单一的人工植树造林中应该已经看到了它的后果。自然是各种内因外力长期作用以至均衡的产物，而人类由于利益的驱使，往往目光短浅，破坏这种均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粮食短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开垦荒山，砍伐树木，“敢叫荒山变粮田”就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口号。这个方法确实也解决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可是几十年过后，人们才发现荒山树木对于人类的长久生计似乎有着比粮食更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才又忙着退耕还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彼此相关，正如庄子所云：生物之以息相吹。中医作为仅存不多的传统学问，不但在医学界，而且在整个人类的学术界都是一方难得的净土，就整个学术生态而言，她就像仅存不多的一片原始“森林”，其作用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低估的，我们为什么要急着去把她变成“粮田”。前车之覆，应该成为后车之鉴！

　　所以中医界应该多样化一些，不能只搞一个模式，应该允许一部分人搞传统，搞地道的传统，这个允许当然要能够在政策、体制、法规等方面予以保证。城市化建设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也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将这个“城市化”搞到了黄山，搞到了九寨沟，那会是什么结局呢？这就毫无文明可言了。现代化的程度越高，只能让我们越来越方便地到达黄山，到达九寨沟，而绝不是为把黄山和九寨沟变为都市，我想中医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总之，虽然我在《思考》中表现出一些忧虑，但我相信这种忧虑会很快成为过去，中医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目前，中医的教育、中医的科研，以及中医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些误区，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但是历史必将会证明，中医内在的源自于自然的强大的生命力是会经受住种种摔打的。中国佛协的法闻帅父曾经为前面提到的王凤仪先生作过一副对联，联曰：几见骅骝无道路，是真龙虎有风云。联中的蕴义便是对中医的一个真实写照。

文：龙子仲
出处：《出版广角》2003年第10期

　　我时常想：一个中国人，无论处在何时何地，他心中多多少少都会残存着一些“中医思维”的。他会用“上火”或是“着凉”来解释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他会把“元气”而非心肺功能之类视为健康的基础……

　　“文明”而“严谨”的人对此颇不以为然，质曰：完全没有科学依据。这种“文明”心态并非孤立的，据我所知，民国年间曾有过议废中医之举，共和国之后谈“中西医结合”，谈“中医现代化”，也多半是持一种用‘西”、用“现代”去化中医的心态。这种观察，常常在我心里泛出这样一句极端的评价：20世纪是“文明”人合伙剿灭中医的世纪。“合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同谋”关系。这样的同谋，或许并无一次秘密会议式的策划，而是基于“文明”法则的“心同此想”——真是默契呀！

　　中医则在这样的默契之中陷入了危机。回望原野，我们还剩下什么？

　　一棵大树，在它的泥土和风里根深叶茂地长了千年，忽然有一天，来了个高深莫测的人，站在树前指指点点，一会儿说叶子跟树干的比例不相称，不符合“光合作用”的原理；一会儿说土质偏酸性，不适合这个树种的生长……于是在树枝上嫁接了许多硕大的芭蕉叶，以利其“光合作用”；一面又运来异地的泥土给它中和。结果，树死了。——这是一棵被当地原住民视为地标的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就是凭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树死了，许多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家园。

　　这无异于一场谋杀！

　　我看到，这也正是中医的命运。这是令人不平的事。至今我也弄不懂，中医究竟招谁惹谁啦？就有这么多自称“文明”的人穷其“长技”，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文明”的人们出来解释：它不科学！

　　文明也者，固有其当然的价值。而文明亦是在参照中获得其进步的。没有哪一种一元的文明可以真正长久。而且，衡量文明的标尺是什么呢？这也许是问题的关键。早年读康德第一批判时，悟出一个道理：既然“纯粹先天形式”是内在于主体的，那么，一切文明乃至技术的法则其实都无法与主体无关，这正是“二律背反”的本质。基于此，道德律才变得如此重要。就是说，有两处我们无法企及的地方：星空和人心。康德一生就是执著于此的。因此，在“文明”（这里所谓“文明”是指日常语境中的概念，它已经被用来特指“西方文明”或“科技文明”）的理据深处，原自有一种宽容精神在。然而不幸，宽容失落的同时，是偏执疯狂的增长。

　　于是，对抗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奇怪的现象是，倒是那个“文明”的宗主们（笼统的说即“西方人”）反倒更宽容一些，而偏执得最决绝的，却是贩运那种文明的人。那是一些“文明买办”。买办们一发威，生活就将化为齑粉。而“破坏”的理由又化成一句豪言：正好可以建设！结果，近百年来那场巨大的文化屠戮就开始了。

　　有时想到这些事，就很佩服一些事物生命力的顽强。在这场被屠戮中，我所见的最顽强者，大抵要算汉字和中医了。

　　所以，中医的困境，其实是有一个文明的冲突作背景的；中医的尴尬，本质上也正是文明的尴尬。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穷途和尴尬中，仍有起大信愿的人，于困境之中而不废寻觅，处飘摇之间而有所坚持。这是我所感动的。我深知，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立志不易，而起信尤为不易中的不易。佛说“愿力”，根蒂正在乎此。所以在我看到《思考中医》的第一章书稿时，便知道这里面有大话题，且为心得之作。旋与刘力红谈，知其志笃，益知笃志之言必非轻言，乃翩然事诸梓板。

　　书出，有瞎佩服我的人神情佩服地对我说了句佩服的话：你一个学中文的人居然能编医书！我告之：在我眼里，这不光是一本医书，它更是一本谈文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