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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孔云霞
出处：北方新报 2005年11月

　　今年6月，中国社会科出版社出版了《世界瘟疫史》，很受读者欢迎，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的震动。
　　过去，无论是世界史著作，还是中国古今的史学著作，都以主要的篇幅叙述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活动，而瘟疫似乎已经被划入医学的范畴很少被提及。有时即使点缀在历史上寥寥几笔，也是把它当成以上重要人类活动的可有可无的衍生物。这样，中外史学著作中就形成了一片明晰的空白，如今《世界瘟疫史》就填补了这一空白，也就颇有学术价值。
　　这本书为了吸引读者，增强叙述魅力，在结构上很是费了一番心思。作者没有采用线性的纵向叙述，以防止沦为流水账——这种内容很容易写成沉闷拖沓的流水账。而是采用块状结构，突出了警世的主题主义。作者将书分成三大块，每一块为一编。第一编为“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以10章的篇幅，阐述了历史上一些重大瘟疫的形成、病理原因、发病征候、流行病学特点、起源脉络、传播扩散的流行轨迹，并且就疫病与自然环境，人类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了一定层面或者范围的揭示。第二编“炼狱里的生死较量”以9章的篇幅，从不同疫病的角度，阐述了古代至当代社会的人类抗疫漫漫历程。第三编“在作用于社会中改变历史”，同样以9章篇幅，从不同疫病的角度，阐述了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历史沿革所发挥的影响。 这一编通过大量历史事实，揭示了这些重大疫病影响历史的方方面面，勾勒出疫病这一历史要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客观作用，以供今人与后世借鉴。
　　我国于2002年11月到2003年暴发了非典，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今年又出现了禽流感，引起了国人对瘟疫的高度重视。今天国人的灾难意识还很淡薄，尤其是年轻人都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之后，没有经历过政治、经济或者地震、疫病等灾祸，很少有灾难意识，更没有对付灾难的思想准备，因此，《世界瘟疫史》是一本有警世意义的好书。

文：刘铮
出处：新京报 2005年12月

　　近期“非典”、“禽流感”之类的名词不断灌入人们的耳朵，《世界瘟疫史》此时出版非常应景。这本书从外表上看来，确实像是一部应景之作，准确地说是又一本做工粗糙的引进图书，就是找一本外国人写的普及型的历史书，中国一个编辑找几个人七手八脚翻译出来，然后“咣咣咣”扔上些互联网上找的图，准确不准确不管，精美就更别提了。仔细看看，原来这本书是社会科学院搞的，封面上还印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最新权威解读”的字样。

　　这么说来，这本书的装帧就属失败之作，因为它看上去根本不像一本“权威解读”的图书。不过看看内容，可以肯定作者还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的。“世界瘟疫史”这个题目让人挺感兴趣，这本书也确实比较有可读性。

　　比如下面一段：在梅毒的传播史上，不同国度或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称谓。起初梅毒被叫做“那不勒斯病”，后来由于参与攻打那不勒斯战役的查理军队士兵们把疾病带回他们各自的国家，“法国瘟疫”或“高卢病”的名称便除法国人外人人称之。在世人眼中，梅毒被看作道德上的不洁净，因而面对其蔓延，人们互相指责，都认为应该由别人承担责任。

　　比较可贵的是，本书不但罗列了瘟疫流行的历史，还试图阐释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作用。在最后一编罗列了一些瘟疫影响人类历史的事实和假设，其中既有希特勒因患梅毒而仇视人类的“野史”，又有像控制黄热病使巴拿马运河顺利开通的“正史”，虽然深度和理论性还无从说起，但这种罗列也能给人一些启发。

　　然而《世界瘟疫史》给人的感觉更多是枯燥乏味，这种枯燥不是难懂，而是很多内容太无趣。比如在第一编里，讲述了麻风、天花、鼠疫等瘟疫的传播史，每一章的后面都在说哪哪在哪年暴发了什么病，多少人死亡，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根本没有信息量。而全书的结构也相当死板，第一编讲的是麻风、天花、鼠疫等疾病的传播史；第二编讲的是麻风、天花、鼠疫等疾病的治疗和控制史；而第三编讲的是麻风、天花、鼠疫等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每一编都是按顺序把每种疾病又说了一遍，我汗，还有比这更笨的结构吗？

　　当然，词典的结构还要更笨。如果《世界瘟疫史》能当工具书用的话，这种缺陷倒也不成问题。然而像中国人写的很多书一样，《世界瘟疫史》也给人一种东抄西抄，匆匆急就的感觉。

　　其中甚至有一些硬伤，比如书中提到了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发明了“纯文化方法”（pureculturemethods）来研究炭疽杆菌，看看上下文，可以肯定他的方法应该是“纯化培育法”。在同一本书中，作者告诉我们炭疽热的英文名称（anthrax）源于古希腊文“anthrakos”，经由拉西文“anthrax”（痈，疔）转至中古英语“antrax”（恶性疖子）演化而来，看上去很博学嘛，为什么会出这样可笑的错误呢？虽然只是个小毛病，然而却足以打消读者对这本书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