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着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本书力求在一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

    □江晓原　■刘兵

    □本书书名就令人惊异——再造病人？难道病人是被重新(或故意)制造出来的？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来阅读这本书，就会意识到许多有待深省的问题。比如作者在导言中说:“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西方，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有蛊惑性。它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做疾病。”而这些恶毒、荒谬和蛊惑性，当然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长驱直入了:“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和载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甚至暗喻着中国国土疆界被频繁侵害。‘身体’疾病通过西医的治疗实践逐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国家政客、现代知识精英、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发挥想象的场所。”

    对我个人来说，最初，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西医作为一种“科学”，它挽救生命，保护健康，解除病痛。后来，知道西医至今也不是精密科学，但至少在一定的百分比上，它仍能挽救生命，保护健康，解除病痛。再后来，从科幻小说中，读到大医药公司如何故意散布病毒，使人们不得不依赖他们的药品，从而获得巨额利润之类的故事(如玛格丽特·阿特武德的《羚羊与秧鸡》)，但总认为这只是小说家的幻想而已。到了现在，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看到了无数医德败坏、药价黑幕之类的事情，但总认为这只是少数人道德败坏，或制度设计不尽合理而已。

    但是，本书中的这些言说，确实是我先前未曾想到过的。

    ■是啊，当我们把医学仅仅当作“科学”的时候，一是犯了一种简单化的错误，忽略了甚至包括西医在内的医学同时具有的其他维度，二是内心中的科学主义仍在作怪。

    但是，读此书，显然收获不仅仅于此，而是让我们对于医学和病人有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理解。特别是放在中国的语境中，也让我们对于像何为中医这种目前已是争论得极为火热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而且，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在写作，但其视角和写作方法，又绝不是那种在历史学中传统的方法。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最新的学术主题、观点等等散布在全书各处，但正是这些新的视角和观念以及叙述的方式，才使我们对于作者所考察的在特定时间段里中国医学的发展演进有了更多的认识。

    还是先讲一点小问题。此书封面印有标题的英文翻译，是Remaking　“Patients”。可是我觉得，这里译得有些硬，如果不用Remaking，而是用Reconstruction　或Reconstructing，无论在对作者原意的表达的准确性上，还是在英文相关学术要领的习惯用法上，都会更好、更贴切一些。

    □我赞成用Reconstructing　Patients——在传统的中文表达中，“再造”通常都有“重新建构”之意，比如以前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起来，就被称颂为“乾坤再造”。我甚至觉得，书名中的“病人”二字上的双引号也可以省略，这样更能使书名有发聋振聩之功。

    在西方现代医疗理念和制度进入中国社会之前，中国社会中本来也有传统行业来发挥同样的功能。如中医为民众提供医疗药品服务，“稳婆”或“吉祥姥姥”提供婴儿接生服务，“阴阳生”负责死亡鉴定服务等。但这一切在现代化的西医看来，都是愚昧和迷信，都在必须扫除荡涤之例。如果民众不能很快“觉悟”，对这些东西还留恋不舍，那就不惜用行政力量、甚至更特殊的手段来扫荡之。作者依据大量第一手文献史料，详细描绘了在中国城乡发生的这种扫荡的过程，并从中揭示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对政治话语和社会资源的争夺。

    ■在国外，在广义的科学史研究界，按照美国科学史家席文前些年提供的数字，研究中医史的历史学家人数占有了压倒优势，而在我们这里，却反而是那些不懂医学，更不懂医学史的科学主义者们的声音叫得最响，也带来了很大的误导作用。也许，这与我们这里研究医学史的人的专业背景有关，他们大多还是在那种特别传统的历史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因而很难有一种更有文化感和新观念的成果出现。正因为如此，相比之下，我们曾谈过国外研究者费侠莉的那本《繁盛之阴》，其实，国外学者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一书里也同样有很有创见、很有启发性的中医史的研究，而我们现在谈的杨念群的这本著作，则更有本土研究的风格，同时，又具有着鲜明的现代，或者也许应该说是后现代的意识。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的历史研究的质量和新意。

    □本书采用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给我印象颇为深刻。例如，本书的第三章中“‘警’与‘医’:分分合合的轨迹”一节，讨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中的早期“公医制度”，竟是和警察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公共卫生部门甚至是警察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在这里可清楚地看到政治权力是如何介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的。又如，第四章描绘了坊间传统的接生婆及其营生是如何被现代的医疗机构所取代的，特别是其中的“产婆关印氏”、“徐小堂喊告”和“三种不同的声音”三节，分别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城内三起产婆与“保婴事务所”派出人员及产妇之间的诉讼个案。书中披露的原始材料；让人看到这样一幅图景:现代科学技术有时并不是仅仅依靠它自身的有效性而被公众自愿接受，而是要借助于别的力量(比如行政的力量)强迫公众接受的。对于医学这种迄今也还未成为精密科学的学科来说，情形更是如此。

    ■其实，书中像这样有吸引力、有新意的话题还有许多呢！而且，我更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对于“冲突”的重构背后，在书中渗透着的对医学的理解。这种理解，决不是那种只学会一些具体医学知识就能达到的。就像我前些日子看一本美国关于技术素养的报告中的说法:作为专家的工程师们并不天然地就是具备理想技术素养的人！此话搬到医学问题上似乎也同样适用。因此，此书的意义也是多重的。除作为历史文本的启发　性意义之外，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医学究意是什么的问题，对于医学素养(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的提升，它也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文：江晓原，刘　兵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2月）

文：沈洁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8月

    从身体的触摸到心灵的被打开，从个体的生命历程到现代政治的确立，从一个人的出生到他的死亡，这中间究竟隔着多长的距离？这是杨念群先生的新书《再造“病人”》试图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事实上，当我合上这本大书的最后一页，深呼吸一口，我不知道，是应当用宏大，还是细腻来概括我对于阅读的最初印象。或者，我还没有能够立即从那些鲜活的生命故事里抽身而出，对本书做一种单调的学理评判。所以，我想说这本书对于我构成的一种最直观也是最富于冲击的吸引力在于它的叙事方式。在这里，时间被分解成故事，故事又成为无数影像，焦点进进退退，历史穿越其中。而所有那些像碎片一样散落在影像中的时刻，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一种宏阔的观看立场。

    讲到寓言，讲到作为学术著作的理论意义，也许都比不上这本书讲述的精彩故事更重要。从带着神圣使命的西医传教士如何在作为福音传播的空间里试图拯救中国人虚弱的身体和他们的灵魂开始，一直到家庭空间与医疗空间的对决反映出中国被纳入“现代”与“西方”过程中自足的历史节奏，在那些充满了鲜血与神秘、邪恶的传说中，“传统”的中国表达了他对于陌生事物最初的拒斥；而整个民国直至共和国早期现代医疗体制的建立与城市卫生空间的重构，又体现出现代政治为强化中国认同与新政权在权力技术运用方面所作的努力。九个故事，构成了九个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结的图景，用一种情境化的描述拼贴出了医疗作为“隐喻”和“空间”与现代政治确立过程之间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我看来，杨先生是一个高明的叙事者，他与一般的历史写作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用说故事的方式来展开历史。而那些看上去细碎散乱的故事，实际上紧紧扣着一个主题——现代政治是如何在中国确立的。他有着一种细腻又敏锐的鉴别力，带着这个问题进入过去，努力在时间的现场中贴近历史的真正面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对于殖民主义、现代政治、城市与乡村，以及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权力技术的现代命运等等问题都有极其深刻的揭示。可贵的是，这种揭示并不是以粗暴的理论建构或者对于“某些名词”的直接引用达成的。对于宏大命题的关怀被化约在那些细心的描绘、呈现以及非凡的感受力当中。情境的时时在场，思想脉络与理论观点在每一个细节的演示中被展露无疑。

    杨先生将他的深刻全部体现在了这些浩繁的描绘当中；看似只有细节，却是将另外一种意义的宏大隐而不彰地蕴藏其间；看似缺乏集中的问题意识，却将理论的洞见体现在字字句句，于无声处直击宏旨。关于现代中国的兴起，西方进入中国的方式与时刻，现代政治的自我构造，这都是太过宏大的命题。而在对现代中国医疗体制的考察中，杨先生把他对这些宏大主题的思考几乎没有遗漏地一一呈现出来。“空间”与“政治”可以视为本书在理论表述方面的两个核心命题。现代政治主体通过对具有现代普遍主义特征的空间的构造，并经由权力技术的操作由近及远地扩散现代制度，在与传统及民众日常的接轨中完成自身的确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表征了功能并且突显权力的“空间”(space)对于“地方”(place)的渗透和塑造意味着现代性与传统之间铺张辉煌的历史关系。这里既有强力的介入，也有彼此博弈与融合、利用的过程。中国与西方、现代政治与传统中国在这些覆盖着暧昧细节的故事中，创造出一种复杂纠葛的景象。

    通过这样一种叙事方式，我想杨先生是在试图释放和解释这许多年积累起来的一种历史感觉。可以说，杨先生对于福柯、吉登斯这些大师的致敬是相当明显的，可是，要看到的是，他的理论野心完全没有用一种简单引用或陈列的方式来呈现。常常，我们看到的历史是那样一种充满了宏大命题的概论式陈述。时间和历史的过程在仿佛清晰的结构中变得异常乏味。只见骨架，而不见血肉，更不用说浮沉在时空里的呼吸声。可是，在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还能体验到时间永恒的流逝中，那些辗转流离，会呼吸、会悲恸的鲜活身影。历史不再是写在书本上的道德寓言，或者毫无灵魂的大事记；它变成了有脉搏、有性情的生命故事。这种夹杂着个体生命历程的政治史，每一个时刻的真实存在因此被带了进来，历史因此拥有了那么独特丰满的容貌。

    我喜欢这样穿越历史的努力，读一本书就如同观看作者追溯时间的方式。从这里，我体会到“真正的批判”在历史写作中可能具备的力量。杨先生被认为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后现代主义者，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叛逆者”。可是，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一个认真的反思者所具备的真正品质——后现代主义者从来不是不知所谓的破坏者，只有在检讨的基础上对一切既定规则的重新审视并且以经验研究作为表达的载体，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杨先生用这样一种厚重的、充满想象力的行动对其身份做了最好的注解。所以，这是一本“好看”的历史书。文字带着时间在那些逝去的地带疾驰而过，而故事里的生命和情感又落入每个人的眼中。于是，我们穿越了历史的那些时刻，在想象与宿命汇聚的地方，每一个人都会生出无限的猜测，以及乐趣。

文：赵旭东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4月

　　读完杨念群教授的这本新著之后，我深深地感到，这部著作的出版可能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那就是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亲密结合。如果不是时间的阻隔，我们实在无法体会到，杨念群笔下不断地加以“浓描”的“病人”空间的成长，跟社会学调查中所自我标榜的“从当地人的观点看”的浓描法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在方法上的融通，这种融通的基础，便是在用叙事的手法讲出一个又一个富含文化理解与自我反省的故事。

　　记得最初读到念群兄的相关研究是在北师大的一个读书会上，那是他有关1920年代北京城区生死空间控制的研究，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从社会史角度研究社会控制的论文。这项研究从一定意义上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往往不是直接的约束，而是间接地通过对社会空间的控制来实现。这篇论文的内容也被容纳在这本新书里面。

　　这不是一部简单的有关“发生了什么”的历史，而是“为什么发生”以及“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历史。更有意味的是，我们还可以细致地体味到现代“病人”观念在中国城乡社会与文化中的成长史。杨念群特别为“病人”一词加上双引号，用以说明现代“病人”观念跟传统的病人观念似乎已经是有着极为根本性的差别了——现代的“病人”在“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之外还承载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一部病人观念成长的历史也就是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得以塑造的历史。

　　与此同时，社会控制的形态也在发生着根本的转变，从帝国时代单一的武力和等级的社会控制蜕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明化观念的控制。从一味的监视转变成为悉心的呵护，让你感激和舒服得不便反抗。这套文明的技术特别体现在对于身体疾病的控制上。与此同时，一整套的跟国家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健康观念得以被重新发明出来，比如“强身健体”，比如“富国强民”。如果有兴趣去翻阅那个时期的老照片，你总能看到自中华帝国崩溃以来逐渐生长出来的以抵抗疾病为根本的对于健康身体的国家渴望。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控制形态的转变之中，原来的社区角色得到了替换，比如杨念群在书中所提到的北京城区早年的接生婆和阴阳先生角色，被新的卫生示范区的“兰安生模式”中的现代医生所取代，由此接生婆和阴阳先生原有的自我协调社会秩序的功能受到了瓦解，广大民众习惯的处理生死事件的医疗空间渐渐萎缩，并为新的现代医学观念下的卫生区所取代。在杨念群看来，1920年代西方卫生实验区在北京的建立，实际上远比警察制度更为有效地破坏了传统社区中有关生死的控制形式和传统观念，结果使得接生婆和阴阳先生原有的公共形象与专业认同之间发生了紧张和错位。这样的紧张和错位同样体现在乡村医疗革命之中，如果说美国的兰安生是在城市社区中冲击了传统的医疗模式，那么作为兰安生中国学生的陈志潜则实现了穿“白大褂”的现代医生对于传统乡村医疗体系的改造。在此过程中，随处可见现代的“医”和传统的“巫”的对抗与力量转化。

　　现代的“医”建立在一种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强调疾病背后的身体症候及其转化，所有这些又都是建立在对于医疗制度的完善以及医学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之上。但是传统的“巫”却是建立在一种整体的“人观”基础之上，这背后隐含着对于人的存在状况的整体认知。在“医”的眼中，身体的不舒服是某种疾病的征兆，但是在“巫”看来，那可能仅仅是“神”所控制的天人秩序出现了扭曲的缘故。“医”的治疗在于修复和恢复身体的正常生物和生理指标，但是“巫”的治疗则是完全不顾及身体本身的状况，或者不以身体状况的改变为最先考虑的对象，而是强调重新调查混乱的人神关系秩序。

　　另外，与“医”单单治疗的功能相比，“巫”自古以来就担当着沟通和协调的功能，所沟通的是天地，所协调的是人神。在此意义上，“巫”不是要试图对身体改变什么，而是重新调整理顺关系，使原来受到某种因素影响的秩序得到恢复。现代医疗意义上的“医”则不然，它重在对身体的改造和转变，使其在新的层次上达成一种修复。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身体成为了一个供人们想象的平台，这也就是杨念群所特别指出的，“‘身体’疾病通过西医的治疗实践逐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国家政客、现代知识精英、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发挥想象的场所。”

　　由此“疾病隐喻”得以出现并与民族国家的理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此意义上，疾病本身成为了一个符号性的判准，所有的身体表现都成为了必经其测量的一个客观对象。疾病不再是疾病本身，而是成为了一把衡量人的类别属性的尺子，这尺子因背后的国民性理念而即刻升华成为一种道德的审判。比如，饮酒、吸烟、缠足、肥胖等本属自然发生的社会现象，此刻都成为了医疗治理尺度下亟需整治的对象。甚至因为“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话语而使中国人整体地陷入绝望的疑病症中。从而，国民性与“疾病隐喻”结合而成为一个合法化判定个人身份的标准。

　　现代疾病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分类概念，通过病人和健康人的分类，病人群体被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同质化极强的社会隔离对象。传染病、精神病遭到最为极端的封闭隔离，医院则是一种半开放式的隔离室，人们相信，凡是住到这个空间里的人都是需要诊治的。另外，看病也是一种隔离，一旦病人进入医院的空间，第一步程序就是用各种检测仪器筛查，初步判断出你究竟患了什么样的疾病，然后再被安置到相应的专科病房里。然后，病人被带入更专门的医生诊室中进行特别专门的治疗，由此病人进一步被隔离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这一狭窄的空间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满着符号意义，那就是凡是呆在这个空间里的人，都被确定患了某种需要治疗的病症，“病人”便成为这些受过现代医学诊断的社会成员的群体符号。

　　然而，在传统的社区之中，疾病仅仅是整体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正常的，而不是反常的，因而“病人”也就不跟整个社区分离开来的。在杨念群的笔下，“顶香看病”的香头是身处社区的一员，他的作为，不是要把社区里的病人隔离开来，而是通过公开的仪式，使一个人从身体不舒服的有病阶段过渡到身体舒适的正常状态。在这过程中他借助的不是因果关系的检测，而是借助在人神之间起沟通作用的巫觋，治疗不是香头在治，而是神在治。在这一空间中，人们相信，不是人的身体有病，而是人的身体被某种邪恶的东西所缠绕，因而感受到不舒适。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今天的乡村社会中，这种治病的方式依旧很兴盛。也许经济以及其他“客观的”原因都可以对此现象作出解释，但是在我看来，对身体的神秘解释或许是他们最乐于接受的，在没有被彻底启蒙之前，他们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身体的不舒适仅仅是由于自己身体本身的缘故。

　　“再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关键词，我们今天似乎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不是再造的了。性别是再造的、空间是再造的、时间是再造的，甚至所有的物品都是再造的，你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谈论的对象，它们实际上可能都是人为再造的产物。“病人”当然也不例外。“再造”是社会分化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动员的基础，更为甚者，它还是社会想象进而是社会发展获得动力的基础。

——关于《再造“病人”》

文：李志毓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2期

　　“蒙昧也人生！霎时间浮光掠影。晓凉颢露凝，初日熹微已如病。”[1]
　　“诗人病了———却怪他窗外天色/怎的这般阴沉！”[2]
　　“我吐血的病，三年来时好时坏，但我不怕死，死了就完了。”[3]……
　　在阅读现代中国“新文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兴起之前的“革命文学”的时候，“病”、“病人”的意象，不时地映入眼帘。在鲁迅笔下，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垂死的“病体”，蘸上“革命烈士”鲜血的“人血馒头”也未必产生功效。而在另一些人那里，“病”具有更加暧昧的性格，有时带有缠绵的柔情，有时暗示赴死的决绝，更常常夹带着对肉身的有限性和精神的超越性之体验带来的行动力和“解放”的能量。考虑到现代中国政治“发生”时期，“文学”与“革命”的紧密纠缠以及很多“文学青年”本身既是“革命青年”又是“病人”的状况，使人不得不困惑：病的隐喻、疾病本身、还有那些“病痛之身”，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形态，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重建的方式及其形态，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近日翻阅杨念群先生的《再造“病人”》一书，发现已将上述问题涵盖了进来。该书从我们最切近的“疾病”和“医治”的“近代史”入手，深入到中西文化精神的根本冲突，西方文化价值怎样变为普世性价值在中国的延伸，传统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的破坏和重建，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内在机理和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独特的政治文化的形成等等重要问题中，使近代史研究对于近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命体验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的揭示，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对于一个关心中国历史和现实走向、关心中国现代性命运的人，本书无疑会提供丰富的启发。
　　该书的副标题是“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不难看出，“医疗”只是一个“线索”，杨念群真正关心的是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政治的发生及其表现形式。而作者的问题设定和书写模式，又处处体现出与现有的政治史研究对话的痕迹，并实践出了一条新的政治史研究的可能路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渐渐占据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尤其是90年代社会史研究实现“区域转向”之后，新的方法和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层出不穷，俨然成为历史学研究中最富活力的一个领域。然而同样承载着理解中国现代命运的政治史研究，无论在领域的拓展还是方法的创新上，都还处在艰难的摸索当中。近年来一些著作采用了社会史“眼光向下”的思路，研究基层政治权力结构和统治形态，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但是，如何一方面整体性地理解中国现代“动员型”政治的形成和现代社会组织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能呈现出这种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某一个历史“瞬间”，理解它的内在机理，它的展开策略以及它与“地方性”知识、文化、生活相互对抗、接纳、“再造”的过程，同时还能深入到历史的最“幽微”之处，展示出某一个特定的人群在历史中奔波辗转的生存状态、生活策略、生命体验及其与现代政治之间复杂的纠葛关系，真正传达出历史中的“人”的感受，“医疗”视角的运用和《再造“病人”》的写作，无疑具有创造性的意义。
　　作者从中医和西医对“病”和“病人”截然不同的看法入手，立刻把握到现代社会最核心的一些统治特征。在中医“整体观”的视角覆盖之下，“病”是以“人”为依据而存在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病态”，因此也需要不同的判断。而在西医的“病原体”观看来，“病”的发生原因在于某种外在的“细菌”或“病原”侵入了“正常”的人体，只要查找到“病因”并对症排除，人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也就是说，“病”是可以脱离一个“人”而被当作“纯粹的对象”加以研究和对治的，因此，“病”也就可以隐含着“正常/反常”、“美/丑”、“善/恶”等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成为一个社会进行防范、隔离、剿杀、歧视的标准，而“病人”也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正常”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病”变成了一套独立存在的“符号系统”，“是一种脱离了每个病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社会制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病人”是被“再造”出来的，它的诞生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对这一点的深刻体认，使作者离开了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病”的模糊的隐喻性使用，也超越了单纯地描述医疗制度建设的医疗史研究，而是从医疗体制的建立切入到了现代中国国家建立、政治动员和社会重组的历史过程之中。
　　作者发现，医疗卫生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殖民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地方性”对现代性“空间”渗透的抵制和“地方性”的重新确认，紧紧地缠绕在一起。通过对原本是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的“细菌战”如何被用于激发一种政治动员型的民族主义激情，又如何转变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描述，作者不但呈现了“地方意识”中民众对于身体和自然界的理解，而且具体展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被激发、调动的机制，更呈现了共产党人怎样调动已有的政治传统、即时地调整策略、贯彻领导意志，并利用各种民间社会和文化资源与之互动，形成一套独特的新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过程。而“中医自救面面观”，实际上是“传统中国”与“新中国”政治文化交替的“面面观”。在“旧医”们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的知识、语言和生活习惯的时候，传统的伦理关系渐渐退位，新的道德观念、生活态度树立起来，一幅幅欢喜的、忧惧的、似有所得的、恍然若失的面容从眼前闪过。杨念群告诉我们，科学也好、平等也好、自由也好，在中国的土地上，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形态和变化过程，数十年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遗产，中国人在其中经历的甘苦磨难，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梳理，严肃地予以体会。
　　在对北京地区的生死控制的研究中，杨念群事实上揭示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和政治运行机制如何实现转化的过程。有产婆和阴阳生生存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有一套有效的稳定社会秩序的方式，产婆和阴阳生各自在这套秩序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中，对人的生生死死都有一套安排的方式，这种“生死安置”的背后，既是一套哲学观念，又是一种民间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把“政治”看成是永无止境地寻求一种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法的话，这种“仪式”事实上承担了某种政治功能。随着现代警察空间和医疗空间与生活社区的逐步“叠合”，生命的“档案化”、“数字化”，传统社区中的“道德实践”问题，变成了赤裸裸的国家行政管理与机构控制的问题。于是，一个一个的“顶天立地”的“人”变成了一群医学意义上的“身体”，他们是权力施用的工具，是科学观察的对象，是人口统计的数字和经济学的指标。继而，身体又变成了数字、表格和符号。“人”的意义不见了，“人”的尊严消失了。这也许是“现代性”为中国带来的最深刻的转变。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这样的历史转变到底为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带来了怎样的收获和缺失呢？在一个“断裂”的世界里，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机连带的有情有意的世界解体了，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必须重新建立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安身立命”成了最大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对于培养我们超越的生命感受将意欲何为呢？
　　在这里，我们已经碰触到了杨念群的政治史研究最“基层”的“出发点”———身体，同时也接近了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宽泛的命题———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从晚清到民初数十年中“洋教”与中国民众的流血冲突，经过了革命史叙事“侵略/反抗”和现代化叙事“科学/愚昧”的解读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最朴素的问题当中。“历史”的而非“本质”的“西方”，对近代中国的改变和形塑是毋庸置疑的，正视并深入理解中西方文明相互碰撞和“再造”的历史，是我们诚实地面对自身必经的途径。在这部著作中，杨念群耐心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西医传教士在中国社会中经历了种种“再造”的过程，通过对中国传统社区关系的移植，在中国人心中，一步步离开了“采生折割”的恐怖想像，变成了科学、理性、健康、卫生的象征；“医学”又从传教士手中“拯救灵魂”的工具，一步步转变为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国家卫生行政体制；中国的“家庭”却从温暖、亲切、信任、责任的象征，变成了昏暗、污浊、腐朽、专制的代名词。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也渐渐褪去了温情脉脉的色彩，而与愚昧、腐朽建立起关联。五四一代的中国人完全接过了早期的西医传教士的话语，将自身看作是肮脏丑陋的“病体”，而西方文明同西方医院一样，是纯洁光明的象征。
　　近代“医疗卫生观念”的兴起对于中国人“身体感觉”的重塑，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看待自己身体、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对生命本身的感受。首先导致了中国人对其祖先的生活世界的疏离———那是一个医学卫生视角无法理解的世界，它的善恶美丑的标准是在“健康/病态”之外的———仅仅一百年的时间，它对于我们而言已经是那样陌生了。其次，它通过“陌生空间”的介入，破坏了以“熟人”为依据组织起来的传统社会关系的规则和伦理道德，为中国人提供了在“陌生空间”建立伦理关系的最初经验。今天的我们生病去医院，仿佛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当我们面对医生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再去质问“有谁能保证这些人不是想用毒药毒死我呢？”当我们把身体交给医生去医治、交给护士去照看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对这些“陌生人”心存恐惧。作者告诉我们，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委托制”的产生是与基督教传统密切相关的，“与病人相关联的每一件事如健康、生命等都会依赖一种宗教的信任委托给医生，而医生则会把医疗行动作为对上帝及其追随者的回答”。[4]而在传统中国，养生送死和治病护理程序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中国人从来都不会把身体“委托”给一个陌生的空间和一群陌生人。在没有基督教传统的近代中国，这样一种对“陌生”环境的信任感的建立就需要更多的制度设计作为依托，也必将面对更多的曲折。如果可以将医患之间信任关系建立的历史看作是一种“陌生人文化”的形成过程，那么在中国，“陌生”的人和人群之间的相互信任、合作、谈判和妥协的机制在历史中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具有哪些特点呢？这是我们借助作者的医疗史视角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可以看出，在杨念群以“医疗史”书写的政治史背后，隐含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文化”关怀。《再造“病人”》中，医学、政治、文化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传统中国一种整体性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困境，这种困境已使之无法有效地组织现代政治和社会，也呈现出中西方文明的一系列交会和碰撞。只是无论是现代/传统，还是中国/西方，都不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些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他们各自持有不同的信念和生活方式，相互较量、相互发现、相互理解、相互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再造了病人，也再造了医生；再造了社会，也再造了国家；再造了制度，也再造了身体。历史变得鲜活起来，进入到我们的心灵之中，使我们的心灵也感受着“再造”的契机。杨念群曾不止一次地感慨，我们的历史学知识在不断地积累，观念在不断地翻新，但是我们对于生活的感知和想像的能力非但没有增进，反而日益被固化和削弱。进行社会探知不能就理论谈理论，而是要力图进入到那个能够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和“暗喻”的历史情境中，在真实的历史关系中，呈现个人和群体的挣扎、困顿和苦闷，理解他们的判断和行动，将“地方性”的经验真正变成我们感觉世界的一部分。《再造“病人”》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部著作中，杨念群涉及了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中众多重要的问题———民族主义、现代传统、政治动员等等，但是由于作者对“政治”本身有着不同以往的理解，[5]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仍然采用了有别于通常的“政治史”研究的“自下向上”的视角，从人的身体、人的感受出发，勾勒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在从晚清到共和国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书写中，没有历史的目的，没有历史的规律，也没有胜利者的必然，有的只是各种特定人群的悲欢离合。一个历史学家，没有对于“人”的处境的深刻同情和悲悯，没有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约束和反思，没有对于身处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的洞见，不会选择这样一种视角和写作方式。从“儒学地域化”的建构，“中层理论”的反思，到《再造“病人”》的出版，杨念群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又一次自我更新。在“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转换中，时代变了，问题变了，但是，历史学怎样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历史学家应怎样建立自身与时代的关系却仍是日久弥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瞿秋白，《无涯》，《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6。
[2]冰心，《病的诗人》（二），《繁星 春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20。
[3]庐隐，《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9。
[4]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3。
[5]杨念群在《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中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现代政治不仅是行政体制运作的问题，而且也是每个“个人”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面临被塑造的问题，包括政治对身体进行的规训与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