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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动物”：便有了“生物科学的医学”，于是，医学的发展导向全面、系统的“还原论”研究，误区是“科学至上”。
    “人是机器”：便有了“理化科学与技术的医学”，于是医学的发展导向“机械论”的定势，误区是“技术崇拜”(技术主义)。
    “人是社会性动物”：便有了“社会的医学”，于是，医学的研究导向社会化、群体化、和谐化，误区是使医学研究过度“外在化”，成为“环境决定论”的拥趸。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便有了“人文的医学”，于是，医学的研究导向思想化、艺术化、精神化、智慧化，误区是将医学思考引入过度“理想化 ”。
    本书试图在第四个层面上讨论医学的价值、意义与归属，同时也包涵对第一、第二层面内容的洞察与反思。

文：陈蓉霞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1月

    曾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从美国归来的医学博士，专攻老年医学。他的观点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得癌症，一般不会在手术之后再用化疗，相形之下，我国的老年人患癌，手术加化疗几乎是常规疗法。吃惊之余，作者提出了这一观点:癌症的形成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之分，而老年人，尤其是70岁以上的患者，大多属于生理性病症，此时不需要过度治疗，保存实力改善生存质量更为重要。

    文章一出，引发一位主治癌症的医生也操笔论战，文章就发在随后一期的南方周末，外科医生的观点是，所有的癌细胞，在显微镜下观察，都有同样的病理特点，哪来生理和病理之区分？因而此种说法在医学上看实属荒谬。不过，在我看来，这位外科医生的说法才荒谬不堪。如，随着年事增高长出白发，即生理现象，而如一夜愁白头之类则是病理现象，尽管白发在显微镜下都有同样的特点。这位外科医生居然不屑区分生理和病理之差异，显然因其思维方式出现了盲区，这就是说，在他所受的医学教育中，漏掉或忽略了“人文”这一块。近读《医学人文十五讲》一书，在一口气读完的同时，不由得想到它真该成为医学院师生和病家的必读书。

    若说“人文”在医学中的体现，它的核心即在于医生首先得把病人看作是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病”。作者自述其医学实习时亲身遭遇的一件事读后令人唏嘘不己:一位晚期乳腺癌患者，在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时，来了例假，作为女人，她庆幸自己依然拥有这一生育力的象征，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即是羞涩地让丈夫为自己用上卫生用品。这就是作为人的尊严和荣耀，尽管死神随后就带走了她的生命。仅当医生的心里满载着“人”而非眼中仅见“病”时，医学才是人文的而非仅是技术的或科学的。作者还举了这两个成语来说事:情窦初开、色胆包天。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情窦在哪，色胆在哪？人体中有生殖系统、有胆囊，但它们似乎与日常所说的情窦和色胆对不上号。可见作为一名医生，他必须熟悉人所特有的心理学，人所处的文化环境，甚至人性的某些细微之处，才有资格坐下来为病人号脉看病。如此看来，美国的医学教育自有其合理之处，医学在美国不是本科专业，不少颇有成就的学医出身的科学家，他们在本科期间学文学的也不在少数。由此培养出来的医生，想要他们不具备人文素养都难。就此而言，医学的特殊与荣耀就在于，它的一头连着生理学及医术，另一头却与人性衔接相通。难怪诺贝尔奖项的名称是生理学与医学奖，生理学只是医学的科学基础，而非医学本身，两者不能同类项合并。不由得想起前一阵子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取消中医事件，理由就在于中医不是科学。这一事件遭到官方的反对，理由在于中医就是科学。可见双方对医学的理解都有偏狭之处，都少了人文视角的把脉。不要说中医不是科学，就连西医在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科学。然而，人难道必须得科学地生活、科学地生病？若把医学彻底还原为生理学，那么医学培养的将是兽医而不是人医。

    作者还提到了听诊器的发明，它可说是最早的医疗器械，出现于1819年。医学史上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听诊器的发明是医生与病人疏远的开端，自那以后，医生即借助某种工具而非直接的“望闻问切”体察病情。不过在本书作者看来，在医学人文的视野中，听诊器尚是机器时代里最后一件有情之物，比如冬日里医生会用手把它焐热后才放进病人的胸前。但如今听诊器的功能正在日益淡化，各类化验、扫描等常规检查项目正成为医生的必备功课，医生与其说是在看“病”，还不如说是在看“指标”。病由人来，而指标却只是机器的读数。更不用说，医生向病人开出的一大堆检验单，其中不少还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这就引出了医德的问题。作者引用了一句西谚:医生不信教，病家不上门。这就是说，医生首先以自己的道德情操吸引病人。比如林巧稚，她曾说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她崇拜耶稣的献身精神，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也许我们立刻会说，如今是市场经济，哪能奢望让人无私奉献的美事！那就看看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美国吧，有资料表明，在美国的医生当中，信神者比例高达76％；59％的人相信死后存在某种东西；90％的医生承认至少偶尔会参加某些宗教活动。考虑到医生都曾受过生物学训练，而主流生物学家中信神者的比例恰恰是最低的。两者的对比颇有意思。这是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良好医德的由来？当然一个必须澄清的是，医生、或是具有良好道德感的人不必非是一名教徒，但在职业中融入某种情感、某种信念、某种职业伦理，或者说，就是敬业精神吧，却应当是入门修行的底线。而如何建立这种底线，则有赖于体制内外的共同完善。

    作者还提到了某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一帮抬尸体的工友行至半山腰时歇脚，家人催促及时赶路，工友答:走得太快，灵魂会跟不上的。多么意味深长的回答。是的，尤其在当代，我们的技术发展实在够快，层出不穷的诊疗手段让医生们应接不暇，或许还伴有不可遏制的利益追求。于是，我们没了耐心歇下来，细细倾听我们的灵魂到底要的是什么，这就是当代社会的病症。

    就此而言，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都该补上人文这一课。真愿《百家讲坛》能开出这样的一课，并能积聚如易中天《品三国》这样的人气，这乃是我们民族的大幸！

文：江晓原
出处：文汇报 2006年9月

    在我们长期习惯的语境中，医学总是被归入“自然科学”之列，在许多人心目中，医学和天文学、物理学之类的学问似乎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而各种现代医学的检测手段和仪器、器械之类，看上去又是如此的“科学”，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但是在西方，医学却不被列入“科学”之列。在他们习惯的语境中，所谓“科学”严格地说是指“精密科学”——即可以用数学工具精确描述其规律的学问，比如天文学、物理学就是这样。所以西方人常将“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因为现代医学至今仍然不是一门“精密科学”，尽管它已经使用了大量精密的仪器和器械（至于数学不被归入科学，那是因为它本身是不和自然界打交道的）。

    考虑到医学至今仍不是一门精密科学（这一点对中医、西医来说同样成立，两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则“医学必定是人学”这个说法就有了第一层实际的意义——它的“客观规律”迄今仍未被完全发现（如果认为西医已经发现了一部分的话），所以它需要依赖人的经验和自主判断，甚至它依然是因人而异的。

    关于“医学必定是人学”的更深刻的意义，可以借用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的话来认识：“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

    《医学人文十五讲》作者试图在书中“抵抗”两个力量：一、医学中的“科学至上”，二、医学中的“技术主义”。这两个力量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建立在“生物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正在向“全面、系统的还原论”疾走，怎么能不“科学至上”？现代医学用了那么多的仪器设备，怎么能不“技术主义”？

    但是，我们不得不抵抗。从理性上说，由于医学远未成为精密科学，它没有资格享用“科学至上”和“技术主义”（可以略为夸张地说，天文学、物理学就有资格享用）。从道义上说，由于医学的目的是人的幸福，它也没有理由“科学至上”和“技术主义”（我们不能让科学技术凌驾于人和人的幸福之上）。

    那么作者用什么来抵抗上述两者呢？他用的是“社会的医学”和“人文的医学”。尽管本书从头至尾贯穿了作者在这两条路径上的观点，但是从本书第三部分开始，作者的目光更多的投向了医患关系，更为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医学人文的思考。

    作者从著名的“妞妞之死”开始，追问究竟是谁杀死了妞妞？他痛斥在那些医德严重堕落的地方，“白大褂便是魔鬼的化身”。作者认为，由于那些医务界败类的所作所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整个医学界的道德信用都被透支了”。作者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一场病人权利运动”！对于我们多年来只注重树立道德偶像来提高医德、改善医患关系的做法，作者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在每个时期都树立一个道德偶像，然后一方面对医务人员说，你们都要向他学习；另一方面对老百姓说，我们都已经有这样好的医生楷模了，你们还有什么意见？”但这种做法对提高医德、改善医患关系无济于事。

    而2003年的萨斯疫情，当然成为刺激作者深入思考的契机。由于疫情严重，有约五分之一的感染者本身就是医护人员，这就出现了一个平时罕见的局面——医患双方融为一体了！一个医生同时又是患者，这促使许多医生开始了反思。至少在那一段不平常的日子里，医生们的道德升华了。作者站在医务界的立场上沉痛地说：“多几次这样的机会，我们过去那些道德亏欠就会得到巨大的平填。”作者断言，在这次萨斯事件中，“医务界群体在道德上赢得的东西远远比他们在知识上赢得的东西多”。他认为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应该抓住它，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新的良好的医患关系”。当然，这是作者善良的愿望。

    本书作者王一方原是学医出身，但医学院毕业后却“不务正业”，投身于出版和传媒业，在几家出版社当过领导，还当过《中国图书商报》的副总编，这种经历还是比较少见的。不过这些年来，在“正业”之余，很自然的，王一方并未停止对医学的观察和思考，况且他是可以在医学的意义上做自己的医生的，所以这本汇集他多年来在这方面观察和思考成果的《医学人文十五讲》，既有客观立场，亦属水到渠成。

    不过，我读这本书最后的感想却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至少在哲学的意义上是如此。

文：王一方

　　与大多数同届的学生相比，医学生要在学校里多呆一年，其实，这一年也不是呆在课堂里，而是在病床边，正式的称呼叫临床实习。1982年的下半年，我就是在湖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内科癌病房里度过的。

　　癌病房是一个忧伤而且有几分沮丧的地方，依一个实习大夫的有限医术，实在无法改变这种境况。因此，心中充斥着无奈。应该说这种治疗手段上的有限而导致的无奈并非是实习大夫的独有心情，资深大夫也有，只是他们似乎被“资深”的经历拖向迟钝甚至麻木。相反，未曾迟钝的无奈将一个实习生的心志引向医学人文的思考。

　　在许多人看来，医学人文似乎是一个高深的学理命题，关涉一大堆的知识，其实不然，它更多的是一份源于体验的发问和追思。

　　这一份体验来自病房里的一位叫阮明霞的病人，从门诊记录上知道她先前是建筑设计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她在我分管的病房住了不到两个月，在一个无雪的冬日的凌晨静静地走了。入院时已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全身转移，放疗、化疗已无力回天。医院与医生能作的只是一些止痛、补充白蛋白之类的症状学、营养学处理。因此，治疗效果是无法积极推进的。对于一位早已明了预后同时又对生命深深眷恋的知识女性来说，内心的撕裂是可想而知的。生命的倒计时读秒可不是竞技场上运动员的终点期盼。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向死而生”，每一丝的镇定和从容都需要百倍于常人的毅力和豁达。然而，作为一位躯体上每况衰弱的女性，她居然悲欣两洒闯黄泉，一开始还有阅读，后来只是听亲人的细数往事、磁带音乐，最后以锁眉的沉思。濒死的前一天，例假来了，此时，她已无力再说什么，只是以眉头的舒展来庆幸女性的自得，然后吃力地写下几个字，让家人为她系上卫生垫，她要最后一次完成做女人的仪式，不容半点马虎，即使死神马上来临。受职业的谴使，我凝立在病榻旁，显然没有失去亲人的那份剧烈的悲切，但仍然为她那份对生的执著和坚毅所感动。

　　时光流逝，往事已定格在记忆深处，如今忆及仍不觉依稀。她脸上显露出的凝重仿佛是一尊尊活动的大理石雕塑，而她眼里流淌的眷恋却又像是绵羊对牧场的回首，无须用什么高尚的医德去启发，稍具人类情怀的人便能在这种地方体会到强烈的敬畏感，对生命的深深敬畏。其实，人一生下来就站在通向死亡的传送带上，也就是说都在排队去火葬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全然不想理会死亡，无论是死亡的哲思，还是死亡的意象，甚至是死亡的字眼。仿佛死亡不是生命的必然归程，而是一种命运的偶然和意外事件，因此，许多人无法直面癌症，本质上是无法直面死亡。心理上发生崩溃，病情迅速恶化。蒙田一生患结石病，时常被死亡困扰，后来他参透了，产生了一个高明的想法，叫“与其被死亡追逐，不如回过头来与死亡相邀，与死神对饮”。在癌病房里，除了我分管的床位，我读遍了所有病友的脸，也读到了几张豁达的面容，发现这份豁达与年龄无关，与知识无关，与职业无关。只与心理准备有关。但每天这样读过来，还是品味出许多心灵皱褶，譬如恐惧感与生命的眷恋感不同，能克服恐惧感的人却未必能割断浓浓的眷恋，无畏与善良可以同行，一些生活中十分柔弱善良的人在直面死亡时能表现出凛冽的刚性和金石气，一种彻底的大无畏气概。让旁人只能敬重而无须怜悯。这份“向死而生”的豁达与尊严是人生中最最豪迈的东西。23年过去了，今天回头寻索当年的那份体验和体悟，仍然感慨万千，这是我认识死亡，学习医学人文的“启蒙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