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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正琳
出处：文学报 2005年10月

    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中读到这个花季，一点病象都没有！他的两只眼睛很少关注病痛。他评论电影《十面埋伏》；他悼念好莱坞巨星马龙·白兰度；他为他的同学们写情景喜剧《我爱我班》；他仿写电视节目表达他对所谓“80后作家”的看法；他还浓墨重彩地记述他和女生们的来来往往以及情感的涟漪与波澜。所有这些，他都写得兴致勃勃！当然，他也写到病中对生死爱痛的观照与沉思，那不是他这个年龄的思绪容易触及的主题，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真切地深入其中并纠缠不已。乃至于此种观照与沉思仿佛是他的某种神秘使命。他的观照与沉思有一种力度，因而笔下没有呻吟，而且习惯于用一种调侃和逗乐的笔调来叙说。这也许表明，他已然拥有一个可以从容回旋的空间。

    小小年纪他是怎么做到的？我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推测说，那个看上去有些柔弱的孩子，也许禀有一种丰厚强韧的天性。他的写作，是生命的自然涌动，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生病后的一年多时间，他写了14万字。所见所闻所感所受，几乎都能化作他的文思。

    我当然知道，子尤虽然已经写了8年，但他的写作其实才刚刚起步。细读书中的内容，就不难发现，这本书不是一本看过了就可以扔掉的书。

文：孙小宁
出处：光明日报 2006年9月

　　一部流传了多年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在去年突然被人挑了理，而且只是个15岁的孩子，叫子尤。一般人会认为，这是个想借“叫板”权威而出名的孩子，但是看过他的随笔集《谁的青春有我狂》的读者，却很难下这样的结论。因为直到今天，他还在与胸腔里的肿瘤做斗争。《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是他在病床上看的书，他爱这个和他同龄的妞妞，所以写了《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谁都能看出，这篇文章比他的实际年龄不知老道多少倍。在书中，他为妞妞读出生命之痛，同时也为哲学家夫妇过早地判定妞妞的死而心痛。他对哲学家抗辩道：“癌症在您的脑海里是绝症，是死的同义词，可您不知道，我们在与死抗争的过程中，才能感受真正的生。”

　　子尤被人关注，最先是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这篇文章，但我真正被他触动，则是看过《谁的青春有我狂》之后。可以说，这本书是伴随着他的治疗而产生的，因为书中有大量的文章还浸染着医院的药水味。但它绝不沉闷、灰色，因为那里有子尤写的相声、诗歌与小说，还有子尤戏仿的学生版《狂人日记》。子尤将青春的悸动与梦想都嵌在这些文字中，他还大大方方地说，这本书可以用两个词概括：疾病与女生。对于疾病，子尤表现出少年式的无所畏惧，他说疾病是上帝送的礼物，只会送给坚强的人。所以我们从子尤的文字中，读到的疾病，大概就是一些治疗的过程，而他的妈妈柳红后记中的细密文字，则更像一部令人窒息的小说。子尤轻描淡写就把疾病放过去了，而他狂野的青春却在文字的原野中铺开。书中第一页，就是子尤的照片，一位少年伸开手臂，浴风而舞；第二页摄于病床上，五彩的衣服与头饰，像绚烂的彩虹，这是病中的子尤。作为成长中的少年，子尤令人难忘的是那双眼睛，它不带杂质地探究着这个世界，有小小的青春自负，但挺可爱。书是子尤从8岁到15岁的文字。他的早慧，在第一篇就体现出来了，那是一篇自创的小说《一战时期的俄国儿童队》，靠着口述与奶奶的记录保留下来。不把它读完，你无法想象，一个8岁的孩子，如何去想像遥远战争的苦难。子尤后来的每一岁，也都这么令人惊奇。他的思想仿佛经历着巨大的弹跳：十二岁就开始解析黑泽明的《梦》，卓别林的电影元素，13岁就写《新狂人日记》，还为马龙·白兰度之死写过纪念文章。而他的校园印记，只在那些自编的相声中流露着，当然还有那些对女生表达好感的书信。总之，在子尤的身上，有许多元素奇异地融合着，一方面迷恋着喜剧，却同时能体会真正的生命之痛。

　　书后，他的母亲柳红写了一篇子尤的速描《爱笑》，我从那篇文章中能听到子尤的笑声，我真希望这样的笑声能持久。回到那篇给周国平挑理的文章，我想说，文字的表达永远有言犹不尽的地方，何况关于生与死。所以子尤未必都是占理的，但写出这篇文章的子尤依然是可爱的，因为那既是在为逝去的妞妞抗辩，也是在为自己留着生的希望。

　　写书的子尤15岁，所以这本书在15岁后，为他留出了一张空白页。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妨把它看成生命自身的悬念，暗自祈祷它会延伸得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