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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小妍
出处：读书 2005年8月

　　《性史》在一九二六年二月首度问世。在当时不仅耸动社会，也制造了许多趣闻。据说，上市当天购书人群蜂拥而至，上海的光华书店里万头攒动。除购书人潮外，有更多人在好奇心驱使下，前来一探这骚动的街景，把书店所在的四马路挤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警察最后动用了水柱驱散人群，才得以清出交通要道。尤有甚者，《性史》的大卖牵引了一连串的续集竞相出版，全都是盗用张竞生名义的伪作。现在光是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就可以找到十册《性史》的续集。
　　事实上，一九二六年《性史》初版时，张竞生以《性史第一集》为书名。由此判断，续集的出版本来在张的计划之中，但是，却被人盗其名义，抢先出版了第二集。在《新文化》第一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号）中，张曾声明，针对冒用其名的“对方”，他已经采取法律行动。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在此声明里，张却没有明确将“对方”指名道姓。这会不会是张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在茫茫人海里，寻获这个“对方”和其他众多冒名者的机会，委实渺茫。张在《性史》第一集里曾预告，将在续集中说明自身的性经验，此计划却从未付诸实行，可能是因为这些接踵而至的续集，已然让张声名狼藉无从面世。若仔细审视第二集的内容，不难发现其书写以色情成分居多，虽然在形式上它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张竞生的第一集。第二集采用了六篇自传（第一集是七篇），其中两篇和第一集的两篇相同，第二集也模仿了张的性学口吻，对故事加上“按语”。然而，细细读之，我们发现第二集的自传故事有些取材自中国传统艳情小说，只不过改为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稍后我将讨论张采用自传体的可能因素。下面来比较张的第一集和伪作的第二集，并通过比较探讨张原著中的严肃性学成分，虽然对现代读者而言，这些观念可能是天真而浅薄的。
　　首先，比较的切入点是两集按语的差异。在第一集按语里，张经常提到性学的知识，例如歇斯底里和性压抑的关联；“第三种水”的理论（女性性高潮时从巴氏腺囊释放出来的体液）；玛丽·司托泼夫人（Marie Stopes）在《结婚的爱》（Married Love）和《贤明的父母》（Wise Parenthood）两本书中阐释的女性性学理论；蔼理士（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经期和性欲的关系以及儿童性教育等等。他甚至引用自己的著作《美的人生观》来说明和女性内衣相关的卫生问题，也援引自己另一本著作《美的社会组织法》，来鼓励女性在性爱过程中采取主动。就精神上来说，书中这些个人自传和张的按语紧密相连，而且进一步阐发了张在这两本乌托邦著作里所宣扬的性美学理论。简单来说，这些自传是按照张的性学教育目的，刻意编排的。
　　在张的《性史》第一集里，如同书中“征文启事”所宣称的一样，所有的自传和张的按语都与他的性学教育息息相关，然而，在那些伪作的续集里，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这些以色情为导向的续集当然最后也导致张竞生恶名昭彰。一个分辨真伪的角度是比较自传里的叙事方式。伪作的自传多半具有色情的意味，而且手法多仿效中国传统艳情小说内容。在第二集里，署名“SW生”、“映青”和“沦殿”三人的自传叙事都有仿艳情小说的描述笔触。例如，在“沦殿”的自传里，叙事者（丈夫）通过春宫画的引导，成功调教了未经人事的妻子。春宫画里图示了“纵蝶寻芳”、“教蜂酿蜜”、“迷鸟归林”、“饿马奔槽”和“双龙门倦”等五种性爱体位，而叙事者的妻子在循循善诱之下，也模仿春宫画翻云覆雨一番，两人更从此水乳交融，性爱欢常。在中国传统的艳情小说里，借由看春宫画撩拨性欲是常有的桥段，李渔的《肉蒲团》即如此。“沦殿”的自传和《肉蒲团》里的叙事几乎无二，除了《肉蒲团》的文言文在“沦殿”的自传中改成白话文，而且改成第一人称叙事。第二集里的自传或多或少都循着这种基调进行，意图明显是为了色情的效果。此外张竞生作品里具有指针意义的性学意图，在第二集的按语里完全不见了。而其中所阐述的那些普通性知识，较之传统艳情小说，还显得粗糙。比起《金瓶梅》和《肉蒲团》等堪称艺术之作的传统艳情小说，这些伪作显得拙劣不堪。不幸的是，如同俗谚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张竞生《性史》的悲惨下场。
　　如果熟悉中国传统艳情小说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应该不难发现《性史》里特殊的自传体叙事形式。《性史》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法，事实上有明显的逻辑上的解释。既然张竞生以自身经验作为此书的号召，姑且不论其真伪，以第一人称来铺陈故事会使可信度大大提高。即使如同传言所说，这些故事都是张和其第二任妻子一起编造出来的，使用自传的形式会让此书更符合书中“征文启事”的诉求。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书中的自传体乃是受到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的启发。在《性心理学》中，蔼理士为了强化同性恋为一种天生、自然且无害的现象，在《性欲内转》的部分编排了几个同性恋人士的自传投书。翻阅过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自传性叙述生活化了生硬的理论，较之理论的辨析来得更具说服力。张竞生可能是感受了这种自传形式的力量，因此在《性史》里采用了一样的形式。张在《性史》书后“征文启事”的注三，公开征求可以“同我们合译Havelock Ellis所著的《性心理学》六大部”的人士。这证明了他颇为重视蔼理士的著作。此外，有趣的是，《性史》里的自传故事多数太过符合张所要的性学教育效果，令人不禁怀疑其有“编造”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自传形式解读成是中国上世纪二十年代发展出来的第一人称叙事潮流下的效应。当时的“私小说”流行使用一种“告白体”。借由这种形式，冲破禁忌，深入探索私人情欲。把张竞生所创造的（或承袭）这种潮流，放在当时主流的情欲论述框架下（包括文学和文化的层次）进行检视，是很有趣的。然而，以“文学价值”来审视张的作品而忽略其性学论述之目的，将会导致视其作品为通俗小说的结论。我认为张有意把这些“自传故事”当成是“案例故事”，很像蔼理士的书写脉络。张书中关于性经验的自传，如果没有了他的评语，就不能算是完整。也就是说，这些自传故事只是他用来阐述理论的“数据”罢了。它们当然是“文本”；所有的叙事都算是文本。但是认为张有意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就和他的原意大相径庭了。
　　终其一生，张竞生不断提到一个西方性学家，并将之视为性教育的导师，那就是玛丽·司托泼夫人。她的著作《结婚的爱》在张竞生书写《性史》第一集的时候，已经至少有两个中译本了。在中国的二十年代，司托泼夫人的名字更常见于各大报章杂志。奇怪的是，目前为止研究五四运动和性别议题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她的影响。
　　即使我们可以追溯张竞生的理论到这些西方性学专家的源头，把张的作品看成是单纯的理论复制将有失公允。相反，张是一个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人，而且有自己独到的创意。总体上来说，他同意西方性学专家的说法，认为女性的性解放是解决两性问题的核心所在。但他不同意的是，男人必需总是采取主动，而女人被动。在“江平”故事的评语里，张首度提到玛丽·司托泼的“性兴（sexual tides）”理论。江平的故事描写一个在婚姻关系中得不到性满足的妇女。张援引了《结婚的爱》中《基础的冲动》和《相互的调解》两章中关于女性有固定“性兴”期的理论，分析说明结婚夫妇不能享受性生活的主因是无法“相互的调解”。然而，即使张引用了玛丽·司托泼的理论，张对她的理论也进行了批评。他赞扬玛丽·司托泼从身为女性的立场，谨慎地研究了女性的性心理和行为。他也接受了女性性兴奋期每月固定来一次（蔼理士的说法）或两次（司托泼的说法）的说法。但他也强烈地认为男人也有“性兴”期，即使不如女性来得明显。因此，不仅男性应该对女性的“性兴”期进行配合，女性也应该采取主动来配合男性。对张而言，玛丽·司托泼的理论还是把女性摆在一个被动的位置，这是一个受制于传统的不正确观念。
　　张从玛丽·司托泼那里承继了一个相同的策略：揭开女性情欲的秘密来确保两性性行为的双方协调。但和玛丽·司托泼以及蔼理士不同的是，张鼓励女性的情欲自主而非被动地等待。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学专家多半认为女子情感纤细，容易导致歇斯底里以及其他精神上的极端表现，因而需要男子的保护。但对张竞生来说，女人是社会里的花朵，可以用她们的美丽和魅力来创造一个“美的社会”，并取代男子成为社会的中心。换句话说，女性的纤细特质，如果控制得当，是管理社会的宝藏，可以使社会免于战争、龌龊和不公。这个观点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里有明确的阐发，书中有一个部分就是以“新女性中心论”为标题。
　　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张不是惟一倡导女性中心主义理论的人。在《世界婚姻和文化丛书》里，有一本书名即是《女性中心说》。这是当时知名文学家夏尊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而日文的原著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领导立彦和女权主义运动领导菊井山川，两人从美国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Ward）的《纯社会学》（Pure Sociology）一书中的一章翻译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夏尊的翻译同时参考了日文的译本和英文的原著，而且自由地从两个来源里选择所需的材料。他翻译的第一部分是从日文本而来，但第二部分却又转而翻译英文的原文。原因可能是日文的版本里，日文译者所加的评语对阅读有所助益。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选择性地译介了西方知识。后代批评家多半认为这是一种随机的过程，然而这绝对是一种经过审慎研究后的主观选择过程。在接受西方各知识流派的洗礼中，知识分子们一定会发现某些知识特别契合，得以解答长久以来所思索的问题，而当这些想法慢慢积累成一种意识形态后，他们自然会寻找支持其意识形态的材料来进行问题的探讨。当然，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不必要”的材料就会被抛弃。所有被选择的材料都是用来组成一个意识形态宣传的完整性，《世界婚姻和文化丛书》就是一个例子，其中所选译的著作都是为了宣扬女性自主的重要性。
　　二十世纪初西方性学的目的之一在于唤醒女性的性意识，这个现象必须放在世纪末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大潮中来解读。“新女性”的概念便隐含了女性情欲解放和新男女关系的概念。张竞生关于女性情欲的理论应该看成是当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环。自晚清以来，为数众多的报章杂志都是以妇女议题为诉求，例如《女报》、《女性世界》、《女权》、《妇女杂志》和《新女性》。张竞生的《性史》所阐发的性乌托邦和其《美的人生观》以及《美的社会组织法》二书中所描绘的，并无二致，而他创办的《新文化》月刊也是这股文化潮流中的一脉。不同的是，他把读者的焦点引导到了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禁忌的领域：女性性象。就学科历史的角度而言，张竞生的《性史》企图在中国将性学建立为学科，但难免以科学之名，夹杂了许多通俗化的知识，而似是而非的通俗知识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事实上，到了今天，虽然性学在医疗体系中已成为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对女性性象和身体究竟了解了多少？女性的身体至今仍是医学上最难解的谜团之一。
　　此外不能忽略的是，张竞生的性革命和晚清以来的“自强保种”论述息息相关；自强保种的逻辑结论就是优生学。张竞生相信女性在性高潮时受孕，可以生出体格强健、出类拔萃的孩子，因此不厌其烦，再三阐释女性性高潮的意义──男性即使不能驰骋沙场，在床上取悦女性，亦是报国之道。

文：顾思齐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5年11月
　　
　　有两本闻名的性书，一本是《性史》，另外一本还是《性史》。
　　现在知道福柯《性史》(又译《性经验史》)的，怕要远比知道张竞生《性史》的多吧。可论当年的声势，张竞生那本生猛的性爱实录，就绝非今日福柯这本枯燥的“性而上学”所能及于万一的了。
　　1925年，张竞生在北京报纸上刊出启事，公开征集个人性史；随后从数十篇来稿中选出《我的性经历》、《初次的性交》、《我之性生活》、《春风初度玉门关》及《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等七篇，另加按语，编成《性史》第一集——那可谓《遗情书》的前世了。1926年新书上市，万人蜂拥，一时耸动，有分教:身外是非谁管得，满城争说张竞生。章克标《张竞生与〈性史〉》回忆:“利之所在，众所向往，群趋之恐不及，于是伪造盗印的就多了起来，许多不明来历的出版社、印书馆印造了此书，还冒用张竞生的名字，出版了《性史》的第二集、第三集乃至到了十几集，还有性质相同的《性艺》、《性典》、《性史补》……等等题目的事。一哄而起，通过特殊的发行渠道，在社会上流散开来，成为灾祸，引起很大反响，都归罪于张竞生了。……张竞生被群众封赠了‘性欲博士’的头衔……”
　　关于此类《性史》以后的传布，零星记录自然也不少。余绍宋日记1928年2月25日记录坐火车时:“……有宪兵两人登车，入余所坐包房，即各出性史一册朗诵之，真堪诧异。”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30年代叶仲钧《上海鳞爪竹枝词》有“张竞生的《性史》”一则:“忍心辣手造淫辞，害得青年不自持。炫世妄然称性史，料应死后入泥犁。”又可见当时舆论的激烈反弹。1935年胡适针对文化保守主义者，有《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危险不是毁灭太多，而是惰性太大，“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其中所说“满街的性史”，虽未加书名号，但应即指其时满坑满谷的真伪《性史》吧。萨孟武晚年在回忆录《学生时代》里说:“其实，中国一部历史，固然不能用唯心史观来解释，也不能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可否应用唯生史观，亦有问题。若勉强求之，似是‘唯性史观’。张竞生之《性史》不过诲淫之书，毫无价值。他若能引用先哲之言以为据，古代历史以为证，则《性史》的价值便不同了。”他视《性史》为“诲淫之书”，似可代表知识界的一般见解；但既然《性史》“毫无价值”，他仍引为说辞，则足见其书的影响深远。
　　可是，就是张竞生这本书，这本曾经满大街充斥的《性史》，据他儿子张超说，国内各图书馆竟已无一存本(按:此类《性史》在日本、美国尚有保存；《性史》第一、二集近有海外的大辣出版公司重刊)。——就像一位艳星，当年红得发紫，时过境迁，年迈色衰，就被后世彻底遗忘了。一书之浮沉，真可见世运的翻覆，风气的迁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