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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锺书(1910.11—1998.12.19). 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文学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江苏无锡人。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

钱锺书年表

     1910年11月21日，在江苏省无锡县出生。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叔父钱基厚。
     1911年周岁抓周时，抓了一本书，父亲为他正式取名“锺书”。 [注：钱先生名中“锺”字是按宗族谱系排行排下来的，并非纯粹是钟爱的意思，至于“书”，亦有别解，如出生日有人送书来]
     1920年入无锡东林效，父亲为他改字“默存”，有要他少说话的意思。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数学成绩只有15分，但中、英文成绩特优，被破格录取。
     193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与杨绛订婚。
     193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教育部第三届庚款公费留学生，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与杨绛在苏州结婚，同船赴英。
     1937年在牛津大学毕业，获Ｂ．Ｌｉｔｔ．学位。同年，进入巴黎大学研究院进修。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应聘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清华外文系任教授一年。
     1939年应父命辞去西南联大教职，从昆明回上海探亲，开始撰写《谈艺录》。同年秋，赴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1941年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42年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开始写作《围城》。同年完成《谈艺录》初稿。
     1946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由开明书店出版。同年6月，担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
     1947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49年全家由上海迁居北京，迁居时将小说《百合心》3·4万字的草稿丢失，从此不再写小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
     1955年年参加《唐诗选》《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工作。
     1955年在郑振铎的提议下，开始编写《宋诗选注》。
     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9年11月，下放至河南罗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不久，随干校迁入息县。
     1970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迫害自杀。同年7月，杨绛来到干校。
     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8月，写《管锥编》初稿。
     1975年完成《管锥编》初稿。
     1978年赴意大利出席第26届欧洲汉学会议。
     1979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管锥编》１—４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宋诗选注》重印。１１月，《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
     1980年11月，赴日本访问。
     1982年《管锥编增订本》出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8年《钱锺书研究》集刊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钱锺书对研究“钱学”持反对意见。
     1989年6卷本的《钱锺书论学文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同年，台湾出版《钱著七种》。
     1990年12月，黄蜀芹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
     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锺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钱拒绝拍摄。
     1993年3月，第一次住院治疗。
     1995年《槐聚诗存》由三联书店出版。
     1996年《石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7年3月，女儿钱瑗因病去世。同年，台湾出版《槐聚诗存》。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到医院祝贺钱88岁生日。12月19日7时38分，在北京医院逝世。

主要著作年表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 《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９月出版） 《管锥编》（中华书局８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 《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２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文：胡文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7月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五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容安馆，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

　　自文献引证角度而言，钱锺书早年的《谈艺录》可算最渊博的诗话，晚年的《管锥编》更是文献积累的登峰造极，为他赢得“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之誉。然而在相当程度上，博学乃钱氏有意示人的公共形象，是外在的学术面相，不过藉此以压倒崇拜材料的文学考证派，非即其庐山面目也。

　　表面上看，钱氏横贯中西，广涉四部，但论学术趣味，他视野所及，始终以语文修辞现象为中心，大体不出词章之学的范围。《管锥编》形式上虽以古籍为单位，其实并非以古籍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之书，不过供其驱遣，贡献章句的零砖碎瓦，以成就其七宝楼台。他实在是现代的文心雕龙主义者，其长处不在训诂的发明，而在辞例的会通；其取径既非比较语言学，亦非比较文学，勉强名之，可称比较修辞学欤？借用伯林的比喻，他看似无所不知的狐狸，而实为兴趣单一的刺猬。

　　另一方面，钱氏以博极群书而惊世骇俗，但论学术性格，他绝非文献家、考据家，而是古典意义的评点家，或者说是现代意义的批评家。因此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或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皆深表不满。《谈艺录》旁征博引，可视为适应现代学术规范的随顺世缘之作，钱氏批评的锋芒，只能收敛于文献的深林密叶之中；而他青年时代批注的《石语》(陈衍语录)虽篇幅寥寥，但他与前辈一唱一和，贬抑时流，却更可见其狂狷的真性情。则以《谈艺录》为表，以《石语》为里，钱氏其人其学，可以得其近似矣。

　　故钱氏平生旨趣，可归结为“谈艺”二字：“谈”者，所好在于赏鉴批评；“艺”者，所重在于艺文词藻。

　　按：钱氏谈艺固然笔挟风霜，论人尤为口无遮拦，一如今日之酷评家。如作文描画其师吴宓，却“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在小说《猫》中，以窝囊的李建侯、风流的爱默两夫妇影射梁思成、林徽音；在西南联大时声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以后在私秘的《容安馆日札》中，谈艺之余的评人更见苛刻，于并世名流如冒广生(鹤亭)、邓之诚、谭戒甫、陈寅恪、钱仲联诸公，多肆意讥弹。近时范旭仑作《容安馆品藻录》，一一为之钩沉索隐，并添油加醋，顺风煽火，直可谓《容安馆毁人录》；自好事者观之，是为钱氏功臣，而自钱夫人观之，则为钱氏罪人。

　　《管锥编》之成书，得力于钱氏日积月累的读书心得，其中自《容安馆日札》取材亦甚多；《日札》始作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时，则《管锥编》可视作1949年以后钱氏个人的心力所萃，更可代表1949年以后大陆文史之学的结穴。盖此数十年间，政治气候肃杀，文化界动则得辄，知识分子惟有从公共思想遁入冷僻学术，亦如文字狱促进清儒由义理之学遁入考据之学。而《管锥编》极材料堆彻之能事，更以简约古雅的文言出之，拒俗众于千里，正隐约可见钱氏“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心理。

　　按：钱氏在完成《围城》后，本拟另撰长篇《百合心》，并已成稿两万字，至1949年后却不了了之；与此类似，沈从文、施蛰存五十年代后亦由文学转向学术，沈攻服饰文物，施治金石碑版。此缘当时文学须直接服务于政治，而文博研究尚能稍远于时事也。施氏更自嘲“一九五八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抄写古碑。这是一个讽刺。因为鲁迅从古碑走向革命，而我是从革命走向古碑”。则《管锥编》亦钱氏之古碑耳。钱氏亦同于沈、施，藉治学为避世，可谓“学遁”矣。

　　现代学人兼习旧体诗文者，举不胜举，而能兼新文学创作者亦复不少，沈、施以外，如鲁迅、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冯沅君、陈梦家比比皆是。而钱氏尤个中翘楚，既以《围城》鸣世，复以《槐聚诗存》传世，新旧文学皆臻巅峰。以其学问、文采两手皆硬，故拟为双枪将董平。

　　钱氏藏书极少，这与他读书之多，恰成“残酷的对照”。又，他在《围城》中曾说“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大考时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图书馆倒像个敬惜字纸的老式慈善机关”，这种图书馆观，与他勤上图书馆的习惯，又成“残酷的对照”。

　　父钱基博，旧派的国学名家，著作甚富。

　　诗曰：胸罗万卷似围城，道是逃名已盛名。谈艺论人亦苛刻，本来高士是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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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故居

钱钟书故居位于无锡市新街巷30号、32号，系钱钟书祖父钱福炯筹建于1923年，钱钟书叔父钱孙卿续建于1926年，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第一期修复工程主要是新街巷30号，该户建筑面积504平方米，主体建筑为平房二进，每进面阔七间；中有天井，天井两侧各有侧厢一间；东有备弄，弄底另有厨房，餐室，柴屋数间，后有花园。续建的房屋就在花园内的西北角，有二层楼房四间，附属平房数间，其中东首一间楼房称“还续书楼”，楼后有平房一间，独成小院，称“梅花书屋”，其砖雕门额完好。续建部分后来另辟一门进出，即今新街巷32号。

文：钱之俊 出处：《书屋》 2007年第10期
      
　　钱钟书才高八斗，读小学时写的作文便与众不同。如《获狐辩》一文虽然很短，只五百字，是篇小论文，但却充满思辨色彩。文前有小记：“余以不才，而喜文事。至十三四，始粗有成。斯文即三年前作也。其事则详于篇中云。时方诵习国策，故语颇奔放，大异乎今。倘亦侯壮悔所谓泛驾之流兴，非所敢望也。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写此呈君纳吾友，以应其求，锺书题。”“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即1926年11月15日，“三年前”当在1923年，可知，这文章还是他小学毕业那年的作品。全文如下：
　　
　　月之某日，女佣某氏，获一小狐于仓。以为鼬也，杀之。迨夜，长嗥起乎庭中，声惨以厉，彻晓不息。家人聚而谋曰：“是狐鸣也。昨所杀者，殆雏狐也。噫！狐，灵物也，能祸福人者也。倘使女佣祝而谢焉，陈其误而非故焉，或者免于戾矣。”女佣如言，迄无恙。家人曰：“狐恕之矣。”钱子曰：“是不可以不辩。”
　　常言曰：“人为万物之灵。”吾不信也。何则？雊雉见之《商书》，石言著乎《左传》。武王渡河，火流为乌；汉高起义，白帝见杀。逮夫今日，蛇也狐也，莫不以为神灵之所冯依而崇拜焉。则是物灵于人，而人为万物之灵云乎哉？且以狐之灵，而不能自藏其身，致为厮养所歼，灵物顾如是乎。夫狐出不以时，死宜也。既杀之，又从而拜之，果何为者耶？斩夫之盗，人不责其穿窬；杀人之囚，律不科其斗殴。何则？以斩关方穿窬，小罪也；以杀人概斗殴，细故也。狐而有知，宁以一拜而杀其子哉？作《获狐辩》，以解家人之惑。
　　
　　这篇文章还不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文字。在他上东林小学不久，大伯父钱基成去世（1920年），钱钟书因为生下来就过继给了钱基成，一直由他教育，感情很深；当年，钱钟书写了《题伯父画像》一文，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钱先生最早的一篇文字。钱基博《大哥述略》：“今钟书年十一岁，钟韩十岁，则亦以大哥之教，而卒读《论语》、《孟子》、《毛诗》、《礼记》、《左传》诸书，暇则涉猎子史，好臧否古今人物，握管作二三百字论文矣。”小学同学邹文海《忆钱钟书》：“记得那时候他的小楷用墨甚淡，难得有一个字能规规矩矩地写在方格之中，可是先生对他文章的评语，常是‘眼大于箕’，或‘爽若哀梨’等佳评。他常常做些小考证，例如巨无霸腰大十围，他认为一围不是人臂的一抱，而只是四个手指的一合”。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堰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李洪岩先生在评价钱钟书在《清华周刊》发表的小考据文（《小说琐征》）时曾引申说：“这类‘雕虫小技’最能显露钱钟书的才学，既可见出他读书范围之广，又能反映出他善于‘联系’的本领，也反映出他锐利的识别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