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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1934.10.15－ ），当代作家。祖籍河北南皮，生于北平。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调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工作。1952年任东四区团委副书记。

　　1953年开始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4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并参加了1956年全国第一届青年作者会议。1956年秋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并引起极大反响。

　　1958年错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1958年后在北京郊区劳动。1962年任北京师范学院教员。

　　1963年赴新疆，曾在伊犁地区农村劳动多年，并曾任自治区文联编辑、维吾尔语翻译。1979年调回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

　　1981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82年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同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6年至198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93年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98年任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96年、2001年在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两次当选连任副主席。

　　自50年代以来发表、出版小说、评论、散文、新旧体诗歌、杂文作品共一千余万字。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意、西班牙、匈牙利、斯洛伐克、塞尔维亚、荷兰、瑞典、挪威、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拉伯、越南、希伯来、维吾尔、哈萨克等二十余种语言文字，并在相应国家或地区出版。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并曾获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

　　王蒙在国内外文学艺术界和学界声名卓著，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名誉教授、顾问与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曾应邀访问世界各大洲四十多个国家。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特邀访问学者、美国三一学院校长级学者(presidential fellow)，并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国际笔会与世界出版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为约旦作协名誉会员。

　　王蒙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也由初期的热情、纯真趋于后来的清醒、冷峻，而且乐观向上、激情充沛，井在创作中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也最有活力的作家之一。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三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篇小说集》、《王蒙选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红楼启示录》，自选集《琴弦与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等。

文：胡殷红 出处：文汇报 2008年6月
   
    王蒙先生是文坛前辈，从我二十四、五岁时读到他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至今，我的青春在读着他一部又一部作品中渐渐逝去。在这期间我和王蒙先生的儿子王山成了同事，于公于私我都有了很多机会走近王蒙先生。王蒙对年轻人的扶持和宽容我是深有体会的。记得十年前我们报社约王蒙先生写一篇文章，等着上版，时间很紧，但他挺理解我们编辑的工作，非但没有拒绝，还特别准时地将稿子由王山带给我。我感动地对王山说，你别认为老爷子是冲着你才给我们稿子，而因为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咱们的领导，还说明他认可了我的记者和编辑工作。王山憨厚地说，那当然！那当然！看着我的同事王山，我好生惭愧。其实我的心里话是：我特别感谢王蒙先生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特别珍惜和他们两代人的友谊。但我的感激往往因为调侃而消解了它的分量。没办法，性格使然。那次由于版式的原因，我擅自把王蒙先生文章原来的标题改了，当时除了沾沾自喜还左观右看，自鸣得意。第二天报纸出来，正好在会上遇到王蒙先生，他漫不经心地说：修改文章是编辑的职责，但你打个电话，我们商量一下，五分钟我可以想出十个题目啊！再说，我的那个标题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听出他对我修改后的标题的不满，但没看出他不高兴，就又开始“漫谈”起当天会议的事。聊了挺长一会儿，他话锋一转，非常温和地说，下次再改标题时咱们商量着办啊！我立时像叩头虫一样不停点头。
   
    有一次开会，我搭王蒙先生的车前往。路上聊起他的《尴尬风流》等新作，他说写《尴尬风流》就是自己常常遇到尴尬、看到别人的尴尬状，就顺手记下来成个乐儿。我“吹捧”他年过七旬仍坚持创作，声名响誉中外。他呵呵笑说，70多岁的人了，把什么都想开了。有知名度又怎么样？当多大的官也有退休那天，多大的知名度都不可能永远活着，我不信得了癌症因为“知名”就不疼。
   
    由于工作原因，近年来年年随中国作协领导去给王蒙先生拜年。尽管经常能见到王蒙先生，但真正采访他只有一次。那次本想听王蒙先生谈谈21世纪的中国文学，但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但我注意到，他关于作家心态的言论很有意思。于是，我们便就这个话题谈开去。我们谈到最近这些年文坛很活跃，但浮躁现象也很突出。王蒙认为，有人是炒作，有人是看热闹。作家还是要写好作品。有的作品俗赏雅不赏，但市场很看好，而对他们的文学成就就不好评说了，这是一类。也有一部分作家，他们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市场也看好，但他们不仅仅为迎合市场，有一定的文学含量，这又是一类。说到这里，王蒙说，我倒真想和作家们说说，要克服一切困难，要克服浮躁，踏下心来写点东西。
   
    我这人思维跳跃，比较适合“漫谈”，所以忽然就说起俄罗斯的经济衰退，说起不管怎么衰退俄罗斯文学仍保持的独特优势和地位。我问，中国的文学有这样的优势吗？您怎么评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势态？王蒙说，俄罗斯文学作品真正保留下来的也并不多，就那么几个，而认真进行创作，努力追求作品分量的作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不要说一个国家文坛上出三四十人，就是有这样的作家三四位也不容易了。有的只是一时气魄很大。我们国家的文学能有这样的势态很不容易了。
   
    王蒙先生的话很精辟，我再接不上话茬儿，就立马改问，这几年对于鲁迅的争议比较多，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蒙先生迅速接过话题说，现在文坛思想确实很活跃。鲁迅作品是重要的文学遗产，应该更好地研究、继承、弘扬，但多年来也附加了许多非鲁迅的遮蔽。我从里面看到几种观点，而这几种观点实际上本质是一致的。第一种是把鲁迅说成是整个国家、民族、文学的例外，用鲁迅的伟大来论证上至政府下至草民的卑劣。第二种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包括鲁迅，都不灵，只有外国人行。第三种就是一有点对鲁迅的议论就积极捍卫，不允许有任何正常的学术上的争论。
   
    我说，听起来这几种表现形式看上去不同，其本质都差不多。我们尊重鲁迅，不应以贬低民族为代价。王蒙先生认同我的观点，他说，批评鲁迅也不应以贬低民族为目的。至于那种所谓政治上的“誓死捍卫”的观点，则加进了许多情绪化的因素。情绪化的因素加上商业炒作的因素，没有意思，也闹不清他是什么见解。
   
    我又提出了文坛上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王蒙先生说，现在泡沫的东西较多，在泡沫中人们反倒看不见文学的真正之“流”，只看到一大堆泡沫，一会儿觉得这部作品重要，一会儿觉得那部作品重要，其实都不重要，没几年大伙儿就全都忘了。比如刮过一阵风，有的人在作品里就开始追。刮另一阵风，就根本不知道那些作品是在描写中国，跟风实在是令人担忧的文学倾向。
   
    王蒙肯定地说，现在有些作家追风，媒体也追风。这就诱导了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现在的文坛有几种状态。有很认真的，有实实在在写作品的；也有游戏人生的；也有炒作的。这几种状态，有可能产生相互间的冲突，也有可能形成娱乐性强一点的，战斗性强一点的，艺术性强一点的。我用时髦的词接着王蒙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多元互补，有的偏于怀旧，有的偏于探索。王蒙先生说，不管你用什么词表述，不管怎么变化，真正的作家要潜心写作，用心写作，写出好作品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