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文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7月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六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后改沫若，号鼎堂；四川乐山人。
1949年以后，大陆史界独尊唯物，共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三老而不名，复以吕振羽、侯外庐、李亚农等羽翼左右。到如今时过境迁，唯物史观已成刍狗，当年诸大老的声名亦趋于黯淡，惟郭、侯二氏身价虽跌而不坠耳。
郭氏早年以新文学名，为创造社要角，1927年国共分裂后被国民党通缉，遂亡命日本。在不足两年间，他即以摩尔根、恩格斯学说为指南，以纸上的《周易》、《诗经》、《尚书》及地下的卜辞、金文为史料基础，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自视此书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并得意地宣称：“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此书是以唯物史观治中国史的经典之冠，所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长期支配中国历史分期的官方解释。但今日观之，其立论多曲解史实以牵就唯物论的历史框架，前提已差，结论终谬；惟以西方民族学理论疏解中国古史的思路，仍不失为别开生面。
为挖掘古代社会的可靠史料，郭氏藉日本东洋文库的地利，迅即转向甲骨金文研究，他自称“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此后仅数年之间，他接连推出考订甲骨金文的力作多至五六种，其领悟之速，进境之猛，可谓超凡绝伦，拟之为天捷星没羽箭，不亦宜乎？
作为左翼文化祭酒，郭氏有意与“代表买办阶级”的胡适一争高下；其治学规模，亦与胡适略等，文史哲无所不通，无所不论。于历史，另有《奴隶制时代》；于考古材料，另有《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于先秦社会与思想，有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有偏于评论的《十批判书》；于文学史，有《屈原研究》、《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于古籍校勘，有《管子集校》。其余零篇短什，更不可胜计。但论其成就的精萃，仍集中在壮岁速成的甲骨金文方面：《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颇以民族学知识融入文字考释，《金文丛考》据金文史料质疑传世文献，《卜辞通篡》对甲骨文作分类解读，皆新义层出；《两周金文辞大系》汲取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以年代明确的标准器为骨干，通过人名、史事、辞例、字形、纹饰等因素系联其他器物，为金文建立清晰的断代系统，尤为空前创获。《大系》之于青铜器研究的意义，恰如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于甲骨文研究，皆属树立范式的奠基性工作。
郭氏以天赋聪明，治学故能急就易成；然亦以聪明太过，不能作沉潜积累之功，故其著述每多新解，亦多臆解。
按：近代出土商代句兵(所谓“易州三戈”)，有“大祖日己”、“大父日癸”、“大兄日乙”之类铭文；郭氏受此启发而撰《汤盘孔鼎之扬搉》，指《大学》所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即“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盖因“铭之上端，当稍有泐损……故又误‘兄’为‘苟’，误‘且’(古文祖)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此说虽不无争议，而如有神悟，可代表郭氏新解的一例。
又，郭氏在“文革”期间著有《李白与杜甫》，以迎合毛泽东的扬李(白)抑杜(甫)之见；为证明杜甫已享受“地主生活”，乃举杜诗“恶竹应须斩万竿”为证，“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此则以虚为实，将文学修辞等同于呈堂证供，则可代表郭氏臆解之例。
综观郭氏一生为学，始终不脱才子气；晚年身处高位(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苦于应付政治人事，唯一味歌功颂德以求自保，则才子气而外，更添妾妇状矣。
诗曰：凿通殷契迅如神，妙解汤盘日日新。种竹万竿诬老杜，文章阿世彼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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