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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1932～）  当代作家。原名梁金广，笔名白雪、盘山。祖籍河北宝坻，生于唐山赵各庄煤矿。少时读了三年小学。1949年起从事青年团工作。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后任作协北京分会主席。浩然于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珍珠》、《蜜月》、《杏花雨》、《老支书的传闻》，短篇选集《彩霞集》，散文集《北京街头》。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3卷本），被改编摄制成同名电影。1972年出版了另一长篇《金光大道》。1974年发表了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粉碎“四人帮”后，出版有短篇集《花朵集》、《姑娘大了要出嫁》、《高高的黄花岭》，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苍生》（获1990年中国大众文学学会颁发的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播出），以及《浩然选集》等。他还出版了多种儿童文学集。浩然是生活在农民中间、为农民而写作的作家，作品充满了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

文：刘孝存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2月

　　得知浩然老师病逝的消息，心里好一阵子悲酸。他那和善可亲的面影在眼前闪回，使我忽地想起了他在二十几年前给我的一封回信。于是翻箱倒柜，终于从书报信札堆里找出那封信来。重读这封回信，时光回到了1980年，那时我正在一家刚复刊不久的报纸当副刊编辑。那年6月中旬，我曾给浩然写了一封约稿信。收到浩然回信的时间，已经是几个月以后了。

　　孝存同志：

　　我到东北去了四个月，九月十一日回北京，节前来通县看女儿，县文化馆的一位好心的同志才把保存的一摞信还给我，其中包括你六月二十四日的约稿信。得不到个回音，你一定挺奇怪吧？

　　这几年，我的身体不好，情绪亦欠佳，写东西极少，偶尔为之，那是为了表示没有白吃人民的饭。我在努力恢复失去的东西，主要是健康，有信心还能闪点光亮。估计不会等到那时候，我就有兴致给《北京晚报》写点东西，因我和女儿一直是它的热心读者，加上有你惦记着我。

　　有空到通县来玩玩好吗？我四日回京参加三天会议，以后将在此处“偎冬”。来前拨******电话，问一下，我是否在通县，免得你白跑路。

　　　　　　　　　　　　　顺颂

　　编安

　　浩然十月二日匆匆

　　重读这信，亲切感和温暖感再次冲击心怀。对于一个无名小编辑的约稿信，因外出而事隔三个多月，浩然在回信中不仅做了具体说明，而且真诚邀请。写上联系电话，怕我白跑路，也体现了他的心细和对人的关切。浩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此前的15年前，也就是1965年，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冒然给浩然写过信。当时的浩然已经是成名作家，但不久就给我回了信，对我爱好文学、立志于写作的愿望给予鼓励。浩然的回信不仅使我这个中学生激动了好几天，而且正是这一鼓励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那时，我把浩然《寄给杨啸的信》的片段记在了笔记本上：“我觉得，一个初学写作者，只要他具有明确而又正确的方向，像航行中有了舵，加上对生活、艺术的不断地刻苦追求，目标是一定能够达到的。在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人来说，只有当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笔下的一笔一划对整个革命事业紧密关系的时候，他才能从思想和行动中彻底去掉马虎和苟且，才勇于呕心沥血而不吝惜。”我感觉，浩然老师写给杨啸的信，也是写给我的。特别是在此后发生的“文革”当中，文学的梦想一直伴随着我。

　　由于一言难尽的种种原因，直到1986年3月底，我才得以专程到浩然在通州的家去看望浩然。浩然和我亲切交谈，我这才得知浩然老师出生在开滦赵各庄煤矿，距我的出生地河北昌黎县很近。昌黎县曾经属于唐山专区，按出生地说，我与浩然老师算是“大同乡”了。浩然老师在蓟县的王吉素村长大，幼年时便失去了双亲。他只上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14岁就当上了儿童团长，16岁入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17岁的浩然到区委做青年团工作。这时候，他一边读书补习文化知识，一边练习写作。刚开始他多为报社写小通讯和新闻故事，22岁的时候调入《河北日报》当记者。1956年，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并引起了文坛的注意。1965年初，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艳阳天》出版。从1956年到1986年的三十年间，浩然发表了200余篇短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5部长篇小说、3部散文集和2部论文集。

　　谈了近两个小时，我怕浩然劳累，起身告辞。临行时，浩然送了我两部新出的书，一部是中原农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晚霞在燃烧》，一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嫁不出去的傻丫头》。浩然分别在两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几个字：“孝存同志留念浩然1986年3月29日”写完又加盖了他的篆体字印章。

　　回到家中，我翻阅浩然赠送我的两部书，对《嫁不出去的傻丫头》中作为“序”文的《追赶者的几句话》很有感触。实际上，这是浩然对自己三十年创作路程和创作思考的一个概括。他说：“在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我虽然爱上文学，并热衷地搞起文学，实际上却不太懂文学；初学乍练，艺术表现力和认识生活的能力都十分低浅和幼稚。”浩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的时候，向来是低调的、谦虚的；不像有些人，稍有成就或者没啥大成就就傲然不可一世。总结自己在这一阶段的写作，他说：“我犹如一个积极的新闻报道员，终日到处打听新人新事，随时随地碰上新人新事，就急不可耐地写出来；写时力求跟政治形式配合，与社会现实一致。”这里当然也有谦逊的成分，但也有对自己写作缺憾的剖析。浩然是这样诚恳，绝不虚妄。总结第一阶段的创作，浩然说：“我承认时代的局限性，意识到自己无力完全突破这个局限。”由此他说：“正在写《艳阳天》前后的我，不可能给自己树立一个批评‘三面红旗’的《浮云》、《老人和树》的追赶目标；也不可能给自己树立起一个写抨击极左思潮的《山水情》的追赶目标。‘大跃进’那会儿，我只认识到不应昧着良心写亩产一万斤、不跟着搞浮夸、不帮助刮‘共产风’；充其量写篇《半夜敲门》，表扬一位不搞浮夸、不欺下瞒上的基层干部。十年动乱期间，只是感到有许多问题不对头，不跟着歌颂‘造反夺权’而已，并没有认识到那十年要彻底否定。这情形，起码对于我来说，不是个胆量大小的问题，关键在于认识水平的高低不同所致。”坦诚的话，令人佩服。浩然创作道路的第二阶段，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决计“立足农村这块基地上，写人，写人生。不再单纯地写新人新事，也不再沿用往时那种以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为‘经’线，以人物的相应活动为‘纬’线，来结构作品。这回倒过来，不论写中篇还是‘小长篇’，贯穿着作品的主线都是‘人’，写人的心灵辙印、人的命运轨道；政治、经济，即整个社会动态动向，只充当人的背景和天幕”。这种“回归”，实际上是整个中国文坛从政治附属到讲究艺术基本规律的“回归”。但不可否认，《艳阳天》是当时标志性的文学作品；浩然的作品及其走过的路，是与我国当代文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时代的整体“文学的命运”，不是哪一个作家所能左右得了的。

　　浩然写道：“作家一辈子都难得消闲和宁静，他们总是个忙忙碌碌的追赶者。有的作家像驰骋的骏马；有的作家像奔跑的汽车；有的更快速，好似飞机，直腾云端。”自己像什么呢？浩然说：“比作骆驼，我没有那么庞大，没有那种力气；而且，我没有走过那样长的荒凉沙漠。我一直在田野间，走、走、走！应该说我是一头牛，是一头个儿不大的牛，拖着一辆笨重的木头轱辘的车赶路。”这是一个非常形象也十分准确的比喻。

　　作为出身于农民和曾为“业余作者”的浩然，念念不忘农民和业余作者，特别是“农民业余作者”。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到临近北京的河北三河县定居。他积极地全力扶植当地的农民业余作者，除了授课以外，还创办了由他任主编的文学杂志，为原本难以登上文学殿堂的农民业余作者提供了得以发表作品的园地。1990年8月，他出任《北京文学》主编后，特意组织、编发了农民文学作品专号。在他的倡导下和积极策划下，一批农民作者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譬如延庆县孟广臣，早在“文革”前就开始了业余写作，其后又陆续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和散文，但一直未能结集出版。在浩然的关照下，老孟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文学原本就起于“草根”，文学繁荣的基础就是来自“草根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灯下再读浩然的回信，一阵暖意一阵酸楚。回想和浩然老师的几次会面，他亲切谈话、鼓励和关切，涌现于前，历历在目。一个写出了时代标志性作品的作家，读者是不会忘记的；一个关爱人民百姓和懂得尊重、爱护他人的作家，是不会被人民百姓和他人忘记的。

文：张健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2月

　　1968年冬，我在北大荒插队不久，赶上全营挖河搞“会战”。累，营养差，突患急性肝炎。连队还重视，马上把我送到团部医院住院治疗。病房里四个人，我的临床是团部的一个会计，大约30岁，枕边放着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令我很意外惊喜。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抄的抄烧的烧，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没有书读的时代”。《艳阳天》和浩然，也就在这个极其特殊的时空里，走进了我本已干枯的读书生活。

　　我对这部长篇印象很深，觉得作品很朴实、凝练和生动。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这在那个时期，也是巅峰之作了。我对文学的喜爱，可以说与这部书是有一定关系的。

　　兵团有重视文学创作的传统。好像是1972年夏天，团部突然召集了全团的几个搞业余创作的知青，来听“写作动态”。我也被叫去。原来是《人民日报》的一位文艺编辑从北京来采访，向我们传达了浩然关于文学创作的一次讲话。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对于现实生活中反面的东西，写作的时候可以‘反其意来写’”。这是一个作家的写作经验了，如今想来，尽管含着苦涩和无奈，但也是“一条他摸索出的路，诚心托出，告诉其他的写作者”。

　　没有想到，20年之后，我和浩然有了一次“难忘接触”。

　　1988年春，我在人民体育出版社任文艺编辑。带我的一位老编辑，叫殷之慧，恰逢她辛勤为人作嫁的编辑生涯50周年。《中国妇女》杂志社的总编郭楠宁约我为殷大姐写一篇文章，她提到“50年代，殷大姐在《中国青年》杂志任编辑的时候，最早发现的一个写小说的作者，就是浩然。浩然早期的一些小说，就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由殷大姐组稿编发的”。于是，我给浩然打了电话，约好采访时间。他在电话中热情地说：“太好啦！是该好好写写这位老大姐。”

　　按约定，我在一个上午敲开了浩然在月坛的家门。他正和作家陈昌本聊天，开门后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快进来，我在等你。”他的质朴和热情，让人一下子就觉得和他没有任何距离。他的家非常简朴，他像一个憨厚干练的村支书，微笑着给我倒茶。那时我不认识昌本，昌本笑着起身告辞后，我们便聊起了殷大姐。那好像是1956年，中国青年杂志想发一点反映农村生活的文艺作品，殷大姐就找到了浩然。浩然也在一家报社当编辑，正对小说创作兴趣浓厚，想尝试着写写，也算一拍即合。小说《接媳妇》（凭记忆，可能不准确）写好后，殷大姐编完送审，上面没有通过，要求贴近当时的农村形势再修改。殷大姐三次登门，一次次和浩然商量修改方案，改了3稿，还是不行，越改越差了。最后，浩然被磨得想放弃了。殷大姐灵机一动：“浩然，你的第一稿还在吗？”“扔啦。”“扔哪儿啦？”“可能在外面的垃圾箱里吧……”两人快快又下楼打着手电筒去翻垃圾箱，真的找了回来。原稿誊出，再次送审，通过啦！这期刊物的这篇小说反响很大，仅浩然就收到了几十封读者来信，要求多发这样生动传神的小说。于是，浩然写小说的兴趣，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啦。

　　浩然说：“最让我感动的是，近20多年后，殷大姐在一次让我‘说清楚’的会议后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她是专门来看我的。她拉着我的手说‘浩然，你给我站起来！’我明白她的话，我永远感谢她……”

　　采访结束，非常顺利。我们的谈话却并没有结束。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从茶几下找出了一盒烟来，打开，抽出一支递给我：“看看，我忘了！你一定吸烟吧，我不吸了，也就想不起来了……”

　　“您原来吸？”

　　“吸。吸得狠。搞写作的人不抽烟的少。”

　　“那说戒就戒啦？”

　　“……出现个‘意外’。我被批判的时候，一位领导对一个日本记者说：‘浩然的小说并不是他写的，他会写什么小说？是雇人写的，署上他的名就是了。’这位领导也是个文化人啊！我听到这个消息，气坏啦！当时正掏出了烟和火，正想吸呢。气的我一把就把烟和火扔到窗外的楼下去了。从此，我再不吸烟！”

　　“对文革的这段经历，您有什么打算？”

　　“我会一五一十地写出来。真实地写，我要和盘托出。计划有了。”

　　那天，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还叫住了我，送给了我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他随意地披着风衣，站在一片晚秋的田野里。他和脚下的这农村和土地，无法分离。

　　从此，我再没有见过他。

　　后来，看到了他有新的作品问世，如《苍生》。我知道，我想读的那本书，会出来的，快了。

　　但它久久未有问世。

　　大约10年后，终于看到了一本关于他的自传的书，翻开一读，才发现这一次“真的”不是他写的，顶多是他口述别人代笔。——这时，他因病已经无法将过去的一切“和盘托出”了。听到他辞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他是一个真人，一个想说真话的人。晚境被疾病折磨多年，使他永远无法张开嘴，更无法握起他最熟悉的那支笔了。对于这本书，应该是他最后的封笔之作，但他自己并没有完成。他如清醒，会是很懊悔的。托人代笔，与自己写自己差距很大，是无需说的。或者，他写过，但有无法言说的两难，真写起来难以下笔……

　　他留给我们的沉浮、和他无语而带走的一切，也像一部无字的悲情小说吗？浩然老师，安息！

文：孙肖平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2月

　　得知浩然去世的消息，心里猛地一惊，悲痛自不必说，更多的却是遗憾，因为他只有76岁，以他的勤奋和天赋，若不是因冠心病引发心脏衰竭而撒手人间，肯定还能为喜爱他的读者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其实，我没有资格写这篇悼文的，我们只见过一面，他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和荣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的《苍生》等倒是读过的，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也让我十分敬佩。可惜，交往太少了。不过，实话实说，那次会面留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他约我在北京饭店见面，他请我吃的是他带来的一包猪头肉、一瓶二锅头，几杯下肚，话就多了起来，坦白、真诚地对我说：“得意时不要趾高气扬。失意时也不要低三下四。”他对我说这两句时，是我在生活里遇到了困难，也即非常失意。这两句话让我眼前突然一亮，胸膛渐渐挺了起来。几十年以来，我把这两句话当成人生的座右铭。

　　记得那时正是浩然大红大紫，春风得意马蹄轻的年代，我不知道洁然本人能否经受“得意时不要趾高气扬”的考验？我虽然住在安徽，但常向北京朋友打听，得知浩然在政治仕途上是很低调的，心里很安慰，文学界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大权在握的江青想叫浩然当一个什么不小头头，浩然说，我连一个党小组长都当不好。结果，浩然还是老老实实地当他的作家。

　　一般说来，成功的男人都会遇到政治地位、金钱和美女的考验。刚才已提到，文革中，浩然经受了政治地位的诱惑，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朋友说一位富商想出资100万人民币，用浩然的一部作品之名当做商标。众所周知，浩然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富裕，我不知他的全部作品稿酬加起来有没有100万人民币？但是，浩然婉言谢绝了那位富商的要求。

　　我们知道，浩然在婚姻问题上也表现了他令人尊敬的道德风范。

　　很早就有一个愿望，能和浩然多多接触，后来终于有了机会，我把家搬到了北京，并和《北京文学》章德宁社长约好一道去农村看望他，但朋友突然告诉我，浩然病重，重到你去看他，他也认不清你是谁。只有等他病情好转再说了。不料，这一天没有等到，悔之已晚。

　　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浩然一度是一位有争论的人物，对他的看法恐怕还要继续争论下去。不过，浩然在新中国文学史上是有一席之位的。发表在2008年2月20日《北京晚报》“浩然生平”中，有学者评论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写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真实”、“是作家无华的自传体，给人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艺术感受”、“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我以为这样的评价是公正的。

　　只见过一次面的老朋友浩然同志，您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