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刚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6期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始终体现了一种个性化的审美视角和充满乡土“习性”的言说智慧。尽管时代语境更迭往复，作家的审美态度和审美经验也在不断变化，但他那独具“韵味”的观照世界的视角和小说话语的建构方式，却如同秦腔剧种的名家流派一样，越来越呈现出风格化的特质。同时，在日常审美不断泛化、文学生产和消费却日趋凋敝的文艺流变中，他的这种“坚守与求变意识并存”的言说姿态，也恰恰典型地反映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家审美观念的形态演变模式，因而也就具有了值得我们观照和反思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多重意义。
在此，笔者首先认为，是不断强化的精英文人的“身份”意识和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他者”的自我认知态度，导致了贾平凹小说审美视角的程式化，也逐步积淀和凝结为作者话语建构的观念形态。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着浓重的“立法者”的身份意识。一方面，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作为一种实用理性，引导着文人用自我的言语方式来谋求文道的“不朽”和“文德”的彰显，这也积淀了文人在创作中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命请命”的“集体无意识”。而在近现代（特别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中国文学思潮演变的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一直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求真求善”的价值尺度和“为人生”的审美趣味。注重政治功利性，强调作家审美意识形态的“中心化、总体性和统一性”成为其显著特征。这就形成了一种价值预设的、广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学观念体系，也逐步演化为中国作家审美实践中的一种集体教化程式。作为在这种现代文学知识形态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贾平凹在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也不例外地染上了厚重的“立法者”底色。因而在其早期的小说创作中，他较多地摹写了那种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所瞩目、也很符合文学批评界鉴赏口味的乡土世界的现实观照和“审美拟像”。反映乡土观念的变革、大众人性的裂变，以精英化的视角来审视“商州山地”（中国民间的缩影）的文化图景，传递乡土人生的理想化样态（如《满月儿》《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等），成为他小说惯常的审美程式，也积淀了关于其创作的审美鉴赏和文学批评的“前理解”的阐释视阈。
这种状况持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对于寻求理念突破的作者来说，一旦他的审美视角和价值追求稍有游离，便会被“积习已久”的现实派的主流批评界予以质疑，或实施种种“纠偏”，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作者“身份尴尬”的现实境遇。因而，近年来他在城乡之间、现实反映与历史反思之间、理性与审美之间、主流话语与隐喻思维之间反复打着“游击战”，困惑、迷茫和矛盾相互纠结。“立法者”与“阐释者”身份的悖逆性，既引发了贾平凹本人极大的“言说焦虑”，也使得评论界无法实现自己的审美想象。直到《秦腔》的宏大叙事亮相后，贾平凹才一跃而成为公众审美视阈中“返本正源”的典型。回顾这个流程，作家本人身份认同和身份建构的自觉性、超越意识及其现实境遇，不能不让我们思忖：在当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体系中，我们究竟产生了多少有意义的新变？又给了作家多元化的审美实践以多大的精神宽容和话语建构的空间？
另一方面，贾平凹毕竟不同于路遥和陈忠实，在他身上，中国道家审美思想传统、魏晋士人精神风范、中国佛禅思维方式和现代作家（如张爱玲、沈从文、孙犁、川端康成等）审美意识的影响痕迹较重，作为一种丰富而广阔的“隐性话语资源”，成为作家“才、气、学、习”等心智结构形成的重要一环。加之其独特的思维习惯、精神气质、诗性智慧和人生品格，造就了他的个性化的审美趣味。折射在长期的创作中，便体现为注重审美意象的营构、追求诗化意境和言语模式、多用神奇化叙事和隐喻思维方式等风格特征，因之他才有“鬼才”的美誉。这样的审美格调和趣味，不光在其早期中短篇中关于“静虚”的审美想象和话语建构中屡屡呈现，即使在《废都》、《秦腔》等九十年代以后的长篇创作中，也往往成为一种主导的审美倾向。比如其广为学界所赞誉的针脚密实、流水千里、生活意识流的长篇结构方式和行文特色，就美学思想的渊源来讲，关乎古典美学的韵味、虚空、妙悟、直寻、自然、无法、大音希声、象外之象等审美范畴和概念，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这些观念交汇、碰撞、升华、凝结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倾向和独特审美意味。这也造成其对于主流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和逆反”心态，客观上有助于形成其小说话语建构“自然”、追求虚空的感性之美，以及与主流言说姿态的“间离”效果。如其所述，往昔追求“清新和形式上的华丽”，世纪末之时却愈来愈朝着“整体的，浑然的，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方向改变了，“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才是我的本真”，“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而又黏黏糊糊”，“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①。也就是说，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贾平凹始终追求作为“他者”的审美视角和理想境界，这个倾向在《废都》之后尤为明显。这种与主流思潮的“不合拍”、距离感，在贾平凹本人看来，显然是作家能够通达“逍遥游”的生命自由天地、进而重构“与天地参”的人文理想的必经途径，然而他的这一审美视角却很难见容于当代的批评家，因为在后者看来，作家这样的“自我精神放逐”缺乏“价值介入”的应激性，与我们一贯强调和赞赏的以“文学担当意识”、“理性精神”为指向的“文道”、“文德”等显然南辕北辙了。在精英群体的审美视阈里，贾平凹的“他者”姿态如同沈从文、汪曾祺一类，更像是“士大夫情调”（这样的话语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往往具有贬义的特质），至少在文学史形态中难以迅速产生共鸣效应。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贾平凹小说创作的程式化审美视角的生成，既体现了作家“身份认同意识”的自觉性、多元化，又折射出当代文学观念流变以及文学生产与接受中的复杂性、角色的错位。而就作家本身而言，“参与主体”式的审美视角和“自在他者”的审美视角的分离、转化、交错、整合，贯穿于其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彰显出生成“主体同一性”的审美话语的建构特征，也成为值得我们反思和玩味的文学景观。
其次，我们应看到，充满乡土“习性”的个性化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融汇，使得贾平凹小说在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既折射出新时期以来审美意识形态的诡异曲线，又始终潜变着一个具有独立品格和自我意识的创作者的精神诉求。
当代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在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研究知识分子时，曾提出了意蕴丰富的“圈子”、“习性”等概念，我们将其引申到文人的创作活动中，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文学话语“圈子”也会同样生成文学行为者——作家、读者和批评家的不同的禀性倾向——也即其“习性”。其中，作家的习性往往会因为所处圈子的“当下环境”的影响而内化、生成一种创作的惯性力量、基本模式和审美形态，表现在文字上则凝结为一种话语权力运作的意识形态。贾平凹作为西部作家圈子里的一分子，深受着“典型的商州民间传统文化和西安官方传统文化的孕育”②，因而，他的创作“习性”既立足于乡土本色，却又有着一种异质化因素的衍变和扩充。
具体表现在：其一，乡土诗性话语的超越。费孝通先生曾论断：“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③，而就本质上说，乡土社会的成员主要是一种经验化的生存，“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各人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乡土社会的本色也筑就了中国作家关于乡土的文化记忆、话语狂欢， 生成了一代代乡土作家的审美经验，因而，呈现乡土中国的文化图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主流话语模式，也是新时期文学中陕籍作家长期坚守的根基。在贾平凹的乡土话语叙事中，寻根与重建是两大主题。而在呈现乡土世界的本真样态中重构乡土文化的诗性智慧和人文价值，这才是贾平凹言说乡土的话语特质之所在。作者显然意识到并认同了 “乡土重建，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如费孝通先生所论，“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必须从速恢复城乡之间的循环关系”。在其早期的“寻根文学”作品中，贾平凹着重以批判者的精英意识去观照乡土社会的劣根性，以乡土世界的“自在”个体形象来说话，而在后期的作品中，他以“走出乡土之后的回眸凝视”，着力关注被“被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如何才能实现“乡土复员”（也即价值重建），关注城市与乡村两种异质文化的“对立与对话”、“交锋与融汇”如何可能？例如《高老庄》的建构便是一种隐喻思维话语的运用：子路最终与生命钟爱的故土的别离（乡土文化的出离者，隐喻着乡土文化的异化）和西夏对于乡土的归依（亲近乡土的城市人，隐喻着乡土文化的重建），很值得我们去咀嚼个中真味。从这一点上说，贾平凹对于乡土世界的观照视角和话语重构，反映出作家已突破了既有的乡土诗情的叙事模式，向着文化生成的领域进军的超越姿态。这显然不同于传统的乡土话语模式。新近的力作《秦腔》更进一步地把寻根话语推向价值重建的巅峰，体现了作者在话语建构方面的“大历史、大文化”观念的成熟，因为毕竟，“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世界的文化问题”。
其二，性别（欲望）话语的焦虑。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性别话语，一直是人们议论和关注的焦点。但是多年来，读者和评论家对于他的话语建构的关注，更多地局限于“性”的感官性，把小说对于肉身欲望的呈现作为考察的重点，似乎由《天狗》、《故里》等作品的率真到《废都》的颓废、肉欲，只是一个风向标，标识着作者审美趣味的堕落、道德伦理价值的失范和生命本真精神的虚无，而忽略了贾平凹小说通过“性事、性趣、性别”符号所蕴含、所揭示的审美文化观照意味和内心深处的欲望焦虑。应该说，贾平凹在关于性、欲望的话语言说中，始终带有对男权文化的劣根性的批判，同时其作品也始终蕴含着一种性别的焦虑。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是值得反思的性别羁绊，影响着男女不同性别的心灵重构。女性作为欲望的符号在现实中呈现，并将这种审美认知内化为自我建构的基础（可从唐宛儿、阿灿等美女形象和心灵特征中看出端倪），而男性往往将攫取与毁灭的双重欲望强加给女性（如贾平凹在《故里》《高老庄》等作品中反复言说的山地男子的审美心态、庄之蝶对于女性群体的示爱等等），这是因为，在潘多拉神话中，“男人们相信女性美等于力量、谎言、欺骗，因此他们觉得必须把女性美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这个目标占满了他们的心胸，使他们倾全力彼此争夺对美女的占有权；而在美女面前又会感到困惑无助，甚至自惭形秽而无地自容。”④
其三，饥饿（理想）话语的隐喻。诉说“饥饿”、呈现“饥饿”的文化图景，可谓中华民族传统文人的一种固定的审美心理模式，也成为新时期以来当代作家们不断翻新的文化主题。在关于这一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贾平凹并不注重关于饥饿的社会历史或主流政治话语的表象呈现，或者在全景式观照中营造一个关于饥饿的意识形态审美图景（如柳青、路遥等），而是着力展示乡土、都市等不同文化场域内个体与群体的人性饥饿的本真状态，力求在“肉身——情感——形而上”的饥饿的文化图式中凸现三个层面观照视角的贯通，以此来解释人性的本能欲望。或者说，在价值追求方面，他并不满足于对饥饿审美经验的言说，而是要提出一个关于人性解构与重建的命题，并常常把这个人性命题放大在社会文化的宏阔语境下，因而也就成为作家对于“活的人文历史”的一种意义的承载和精神的延续。这一审美话语的特性，在作家新千年前后的人生哲思和审美感知中达到了巅峰，《怀念狼》的寓言特性其实就是关于人类“由情感饥饿和精神饥饿而导致肉身缺损和欲望丧失”的一种全方位的叙说。无论是猎人血性的不再，而是小说结尾之时狼的“精变”，都可视作作家对于人性解构与理性重建的一种审美的拟像。这与文学理论家钱中文先生倡导的文学“新理性精神”可谓不谋而合。遗憾的是，我们对于这部传奇之作的人文解读和审美观照，太过浮泛化、能指化，很大程度上把作家精心结撰的关于人性审美史的宣言，看成是一次简单的文体风格嬗变了。
其四，“媚俗”（大众）话语的内蕴。媚俗艺术是现代性的一副重要而不可更替的面孔。对于中国作家而言，在他们关于二十世纪的文学话语体系的营构中，媚俗话语是重要的一环，尽管它常常打着大众文学的旗号为自己的合法存在助威呐喊。在当前整个文艺圈媚俗之风已成为惯性的语境下，我们来审视这一点，更具有着特殊的意味。“媚俗意识是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和假造的感觉。”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在其著作中强调，“从起源上说，媚俗艺术是作为中产阶级趣味及其特有的闲暇享乐主义的表现而出现的”⑤就当代特征来说，媚俗艺术与现代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刺激消费欲望所引起的审美风尚密切相关。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以及日益兴起的消费化、享乐主义等多元混生的意识形态，借助于现代都市传媒的生产和传播，引发了对于大众文化审美特性的观照和阐释。这对于中国作家的媚俗话语的建构，可以说既是一种迫于改善生存境遇和寻求文化资本（话语权运作）的无奈之举，也是一种媚俗话语生产潜能的有效调动和媚俗艺术历史资源的空前整合。无疑，对于建构我们的文学生态系统而言，其具有着在文学观念方面传播虚假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生产方面生成群体审美趣味和文学接受方面调和大众审美态度的多重功能。
在以上简略分析的最后，本文想进一步强调，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审美观照视角和话语建构模式，具有当代文学史“历时性”发展特征和审美文化观念“螺旋式”运动的隐性特征，他的创作的视角转换与话语言说，因而也就具有了多重意味，值得我们观照和反思。而其作为一个特例所具有的文学史、文学批评的知识形态意义，更值得多个“圈子”去进行互文性的观照。布迪厄曾以其文学理论强调，“在达到高度分化性的现代社会，理解文学事实就意味着将它置于特定的场域结构之中，结合文学行动者的性情系统、社会轨迹以及所携带的文化资本来加以研究”。⑥在此期间，作者作为主体的美感经验的变化、价值观念形态的演变，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批评对于作家的自我建构的影响、作家与大众审美意识的双向建构等，往往成为作家言说方式、审美观念演变的背景舞台而交相辉映。简而言之，审美视角的生成和审美话语的建构，既是作家实现个性化的过程，更离不开文学话语权力运作的深厚影响，就此一层面解读作家的创作，将会引导我们的审美实践走向更为深广、更为开阔的领地。
王刚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注释
①②贾平凹：《高老庄》［Ｍ］，太白文艺出版社１９98年版，第4１3、415页。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70、125、170页。
④［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Ｍ］，杨广学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⑤［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Ｍ］，顾爱彬 李瑞华 译 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7页⑨
⑥朱国华：《文学场的逻辑：布迪厄的文学观》，载《文化研究》第四辑［Ｊ］主编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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