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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绍棠（1936～1997），1936年2月29日生于北京通县儒林村。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四十八年文字生涯，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乡土题材，地方特色”。他创作的大量作品中有《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中秋节》、《蛾眉》等短篇小说集，《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等中篇小说，《春草》、《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等长篇小说，《我与乡土文学》，《我的创作生涯》等散文短论集，以及《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淳朴，文笔通俗晓畅，描写从容自然，结构简洁完整，乡土色彩浓郁。《京门脸子》获得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敬柳亭说书》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奖，《黄花闺女池塘》获得90年代优秀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
    1991年7月1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表彰为“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终身享受国家特殊津贴。1992年5月，北京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授予“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牌。多次载入各国《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

文：郑恩波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8月

　　每当枝青叶绿时节，我就倍加思念我的良师益友刘绍棠。特别是近来，在纪念刘绍棠逝世10周年的日子里，这种思念之情变得尤为炽烈。我反复激动而甜蜜地回忆在近20年的相处中，我们一次次海阔天空、无所顾忌的交谈，细细回味我们之间心心相印、兄友弟恭的友情。

　　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我去过绍棠家多少次?我实在是记不清了。特别是在1988年8月5日他中风左体偏瘫以后，为了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和写好《刘绍棠传》，去的次数就更多了，差不多每7-10天我们就要在一起聊上一、两个小时，一周之内碰面两次，也是常有的事。

　　绍棠是个把心挂在胸膛外边的人，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我们俩交谈大多时候都是我听他讲，我觉得他的脑子简直就是一个活电脑。每次谈话，对于我来说都是极好的一课，无论是谈文艺，还是论人生说世情，都给予我莫大的启迪，而几次关于他辞官不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关于文人不能当官儿，也不可当官儿的话题，更是使我的心弦受到强烈的震颤。那一句句语重心长、极富真知灼见的话语，是我一辈子都要铭记在心的。

　　记得是1984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和绍棠应邀到新侨饭店出席中国作协召开的欢迎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招待会。我们是乘坐103路无轨电车从府右街去新侨饭店的。路上，绍棠的心情不像平时那样平静，小声地对我说：“可能要给我个官儿当，这事你看行吗?”我知道这是只对知心朋友才能讲的话，因此颇为兴奋，十分认真地回答：“那好嘛!这是件好事，至少能说明有关领导对你有公道的看法，我看可以考虑。”绍棠轻轻地扬眉笑着说：“一当官儿，写小说可就要泡汤了。”我接过他的话说：“未必是那样，别人能干只挂名不出力的事，你为什么不可以也试一试?”绍棠仿佛很有感触地说：“当官儿也能当出官儿瘾，一个作家一旦染上官儿瘾，创作就很难说了……”停片刻，他又转过身来，好像下了决心似地补充说：“不行，还是不能干……”那次在103路无轨电车上关于他是否当官儿的话，说到那儿就结束了。至于有关方面要给他个什么官儿当，他没有说明，我也没有问。但从他的表情和心理活动看，我猜测一定是个很重要的职务。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官儿大或是官儿小，反正他是一概都不想当，他怕从政影响创作，当不了职业文人。这一点我是耳闻目睹，完全可以作证的。

　　一个月后，绍棠给老首长(即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辞官不就的信，坦诚地阐释了他不肯当官儿，一心想在野从文的志向：“您(指胡耀邦同志)打算用我，不过是因为我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使唤起来顺手。如果我在工作中跟您发生分歧，连几十年的交情都耽搁了。”“从政不如从文，在朝不如在野”；“什么员我都敢当，什么长我也当不了。哪怕是只管两个人的小组长，我也当不好。”

　　因为绍棠自青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中外闻名的神童、才子，具有同辈作家不可相比的广泛影响，所以，上级总是时不时地想给他安排个官儿当，直到他中风偏瘫前3个月，即1988年5月，北京市的几位领导还邀请他出任主管北京市文化工作的副市长。对此绍棠依然是毫不动心，对他们的好意依然婉谢不就。婉谢不成，便代之以戏耍，说：“你们叫我当官儿，那就叫我当主管房子的副市长，我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见，绍棠确确实实是不愿当官儿，而把写小说视为压倒一切的神圣使命，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

　　在与绍棠长期的交往中，我发现，不要因为从政而耽搁写小说固然是他辞官不就最重要的原因，不过，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使他对文人当官儿弊多益少有深刻的了解，了解这一点，也是打开他决不受任何诱惑，一心固守文学家园的心灵秘密之门的一把钥匙。他曾大动感情地掏心窝子：“释迦牟尼在后宫见识的女人太多了，才跑出去当了与女人绝缘的‘和尚’。我16岁就接触官场，官场情态见识得多了，也就产生了不可从政的自知之明。文人犯官迷，古已有之。孔、孟都有官瘾，李(白)杜(甫)官欲甚炽。现代文人中，周作人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不过当了个‘副部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号称创造社‘四君子’之一的三角文人张资平为当个汪伪政权的地矿部司长而附逆。卖身周、张都可耻、可鄙!在国民党那里，文人当特务的大有人在，当大官儿的难得(陈布雷其实是个秉笔‘太监’)。所以，我认定，文人不能当官儿，不可当官儿。屈原的下场太惨。司马迁那个‘秘书长’(中书令)，付出的代价太大。”(《且说“大官人”》)

　　基于这种认识，绍棠给犯了官瘾的官迷们勾画出一幅丑态百出、面目可悲又可笑的漫画：“官瘾大于财迷，甚于色欲，烈于吸毒，也严重污染了知识分子。”(《何日可见三秋树》)而对某些只尊崇大官，瞧不起专家、学者的新潮人士的嘲讽，又是多么尖刻辛辣、发人深省：“令我大惑不解的对官位、官职、官衔、官称最为尊崇叩拜的却是新潮人士。有位以新潮著称的记者，采访一位女部长，竟然问人家：‘您当上了部长，但您的丈夫才是个院士，难道您不觉得心理不平衡吗?’女部长咯咯笑起来，说：‘我这个官儿，他还瞧不上(看不起)哩!’女部长还说她平日一直给丈夫做饭，退休之后还要兼当打字员。这位女部长年近60,50年代中专毕业，思想多么‘陈旧’，竟然认为部长诚可贵，院士价更高，‘妻以夫荣’而甘愿‘夫唱妇随’。在我们那位新潮记者心目中，部长了不起，院士算老几?女部长嫁男院士，跌份又栽面儿。恕我嘴损，我怎么从新潮中嗅出了泔水味?也许是环境污染所致，恐怕要送高碑店污水处理厂转化一下。”(见《四类手记》第538页)

　　绍棠与朋友交往，从不以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定厚薄，而是以人的品德、情操、志向作准则。他敢在大厅广众之中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北京市领导忽视运河污水治理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也能与素不相识的街头理发员侃侃而谈，结为朋友，并进而为以这位理发员为代表的百分之十七的低收入群众著文代言，大声发出“我们不否认中国还是个发展中的穷国，那么就不能不承认穷国里面穷人多。治穷，或曰脱贫，才是万事最当先的任务”的呼喊。

　　绍棠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13载，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官儿，而认为是为人民群众代言的勤务员。原来与他肩膀差不多一般高的人当了官儿，他毫无妒忌之心。18年中，他与我交谈的次数那么多，可从来未说过人家一个不字，相反，倒是时刻不忘少年时代的友情，建议有关方面出面唱一出八仙请寿，重整队伍再振少年行。当然，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比人家矮了一寸。他身兼的会长、顾问、名誉主编等头衔有一大堆，究竟有多少个，自己怎么也说不清，压根儿他就没统计过。他不认为这些称号给自己增加了多少砝码，只当作自己为别人、别的单位应尽社会义务的信号。他常对我说：“这些头衔、称号只能说明人家需要我刘绍棠出点力，那我就尽力而为之吧，何必费脑筋去记住这些头衔、称号呢!”

　　写到此处，我不由得想起1996年年底在第五次作代会上他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时异常平静的心态。实事求是地说，作协副主席并不是一种握有实权的真正的官儿。不过，它至少可以标志作家的文学成就和读者对其认同、拥戴的程度。按照我的想象，这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作为绍棠晚年最信任的朋友之一和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他事后总会对我透露一点信息吧?可他没有这样做。这一消息最早我还是从我原来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得知的。我带着这一喜讯，兴冲冲地到绍棠家为他祝贺并不无戏谑地“指责”他为什么对我封锁消息。他谦和地微微一笑，依然像18年前我们初次相会时长兄对幼弟讲话那样真诚地说：“这算什么!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写出群众欢迎，经得起历史风雨考验的作品，至于挂个什么头衔，那都是很虚的东西，不必看得很重。通县人民政府授予我的‘人民作家光耀乡土’荣誉牌，才是最重要的。再说啦，对我这个人向来就有争议，我十几岁一登上文坛就是这样，当今新潮肆行，反对我的人，咒骂我的人依然存在，将来说不定还会有人往我头上再扣屎盆子呢!”我提议请志同道合的伙伴聚一聚，庆贺庆贺，他严肃但并无批评之意地笑着说：“不用，不用，你的好意我明白。”

　　绍棠面对喜事这种平静的心态，让我感到他比以前更成熟、更老练了。此时此刻，我不由得又想起他少年得志时对党讲的“我，一个直接由党栽培起来的青年，即使有星星点点的成绩，也都是渗透着党的心血的；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青枝绿叶》前记)；也想起1958年春天，他被错划成“右派”，沦落乡野时立下的“莫因逆境生悲感，且把从前当死看”的誓言和在荒屋寒舍土炕上写出《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的奇迹；更想起1979年1月党组织为他平反昭雪后，他一不喊冤叫屈，二不讨价还价，而是“要从2l岁开始，加倍努力为党的事业奋斗，为祖国和人民效力，为社会主义文学劳作，来弥补我21年创作生命的空白”(《让我从21岁开始……》)的高度党性……想起这些，我们特别崇敬的孙犁同志20多年以前讲过的那段论情操的话，顿时又涌上心头：“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小丑。”(《贾平凹散文集序》)我要欣慰骄傲地告诉天上有灵、地下有知的绍棠兄，孙犁老师对情操的要求，你是真正地做到了，你不愧是孙犁老师厚爱的学生。

　　绍棠毫无官欲，当然就不会与别人争官儿当，比如他对描写农村题材的四小名旦之一浩然(绍棠称孙犁、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为描写农村题材的四大名旦，笔者称刘绍棠、马烽、李准、浩然为四小名旦)理解、关心、尊重的友善态度，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浩然走背字时，尚未得到正式平反的绍棠，就亲自登门拜访他，鼓励他振作精神，为未来写作。浩然写出新的力作《苍生》，绍棠亲临作品讨论会，为浩然创作的新收获击节喝彩，作了长篇热情洋溢的发言。浩然在三河县筑起“泥土巢”，办起“泥土文学工程”，绍棠予以大力支持，让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倪勤拿着成功的中篇小说到浩然的泥土文学队伍里加盟。浩然中风后，绍棠多次在笔者面前表示对文友的关心，并两次委托我到三河看望、慰问浩然这位老实巴交的“咱们农民的一支笔”。对浩然的文学成就，绍棠由衷地佩服，写下了《我说浩然》一篇见解精辟、深邃的美文，称浩然“在生活阅历上比自己丰富深刻得多”。绍棠还说：“李准和浩然，对农民在整体上比我了解得透彻。”绍棠一生写了一千多篇杂感、随笔(笔者称其为绍棠千字文)，这篇《我说浩然》被绍棠选入几个集子里。最后，在精选的总数只有200篇文章的《刘绍棠文集》杂感、随笔卷中，又依然选了这一篇，可见绍棠对浩然是多么尊重!

　　绍棠对浩然情深，浩然对绍棠自然也就义重。1992年5月27日，通县档案馆“刘绍棠文库”揭幕，浩然高兴地从三河赶到通州为绍棠祝贺。1997年3月12日，绍棠驾鹤西行，浩然当天就写了题为《刘绍棠走了》的悼文，亲自送到《北京晚报》发表，对绍棠过早地逝世，表达了“悲痛万分”的深情，还说绍棠和其他同志对他的关爱之情“对他鼓起生活和写作的勇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000年5月，“纪念刘绍棠逝世3周年暨乡土文学讨论会”在通州运河苑度假村隆重举行，浩然身患重病，但依然应邀抵通州参加盛会以表贺意和对绍棠的思念之情。

　　这一件件活生生的感人肺腑的事实，都充分地显示出刘绍棠和浩然这两位农家子弟出身的泥土作家心地的宽厚与善良。他们彼此的关系是非常友善和谐的。

　　众所周知，绍棠自1988年8月5日左体中风偏瘫以后，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以难以想象的毅力日夜兼程，拼命坚持写作。1996年4月又患上肝腹水、肝硬化的重病。但是，视写作贵于生命的绍棠，仍然本着“活着是为了干活”的信条，完成了长篇小说《村妇》(第一都)，整理编辑出10卷的《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直到逝世的前5天，他还和我一起商量为北京一位业余作者的小说《北京女人》召开研讨会的事，一句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绍棠还在顽强地拼命地固守着他的文学阵地，在为文学新人操心，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为毫无兴趣的事劳心分神，哪里还会去和他人争什么呢！著名作家苏叔阳说：“绍棠被评为写作战线上的劳动模范是当之无愧的”，“他是累死的”话是公道的，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面对绍棠关于文人不能当官儿、不可当官儿的精湛评说和他采取的明智做法，以及60多种总计近700万字风格独具、脍炙人口的作品，我常常暗暗思忖：绍棠虽幼年成名，人称卓异，但真正用于创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反右之前不足6年，不久便丧失了创作权利，白白耽搁了21年的宝贵时光。平反昭雪后，着实风风火火地大干了一阵子，可是，总共也未超过10年，紧接着就中风偏瘫，成了半倒体，一张稿纸写不满都要累得大汗淋漓。那么，最终他为什么能拿出那么多深受读者青睐的精品佳作，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多产、优产、稳产的文学大家呢?我想，除生活积累深厚，天资聪颖又勤奋努力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不管多么顺利、走红，也不头脑发晕飘飘然，更不被高官的桂冠所诱惑，而是始终在文学这条崎岖而艰险的小径上毫不动摇地向着既定的目标不懈地跋涉，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文场上有的人刚刚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领导看中，匆匆戴上乌纱帽。但因不懂得官场的道行，屁股尚未坐稳就惨然落马，从此丢掉了老本行。这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还有的人，才气确实不低，不幸的是染上了官瘾，成为官迷，认为唯有走上仕途，才会使自己前程似锦闪闪亮，于是，便施展出十八般武艺挤进官场。可是，哪里晓得，从政从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行道，感情用事成性的文人，是根本学不会当官人必须要掌握的要领的，因此，终因不得要领尚未在官场上像样的风光风光，便灰溜溜的败下阵来，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而绍棠却与这些人士迥然不同。看透了官场情态又深知自己缺乏为官的细胞和脾气秉性的绍棠，早已有了不能从政、不可从政的自知之明，因此便断然辞官不就，做了个天下头号“大傻人”，决心终生在野从文，专心致志地写大运河。绍棠犹如一个梗着脖子的村夫，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神贯注耕耘着他那乡土文学的一亩三分地，终于获得好年景，那丰硕的果实堆成了一座金山。可见，一个作家只有真正以文学创作为最崇高的天职，才是正道。大多数作家如果真的都是这样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事业才会大有希望。这就是终生不走仕途的完整职业文人刘绍棠身后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会长

文：杨建民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4月

　　巴金不是解放之后“惟一”不拿工资的职业作家

　　巴金先生逝世之时，先后有数家媒体提到，巴金是解放之后惟一不拿工资的职业作家，完全靠自己稿费版税生活。其实1949年后，还有一部分试图以文为生的人，不过大都不能成功。这些人，一部分后来进入体制内，成了拿工资的作家或其他职业者，一部分未进入体制者，大都从事了其他行当，不然就难以维持生计。既在体制内，后来又完全以稿费版税收入当专业作家的，至少还有一位，他就是刘绍棠。

　　刘绍棠很小就参加了工作，可因年龄小，后来又先后进入中学、北京大学等校学习。在此期间，他就开始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并产生一定影响。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又一边工作一边写作。1956年3月，20岁的刘绍棠经秦兆阳和康濯两位作家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了当时年龄最小的会员。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第二个月，由于刘绍棠申请，团中央批准他从事专业创作。从此，他就成了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生活的专业作家。

　　全靠稿费收入生活，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不易之事，可刘绍棠当时才仅20岁，他为何就有胆量抛开稳定工资，成为专业作家呢？这个决定冒失吗？这，也许要从他当时的稿费版税收入情况，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刘绍棠相当早慧。他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是在初中阶段，其时年龄不过十三、四岁。就按他自己较为严格地说法：“我从13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小说，那时候叫生活小故事。发表了十几篇生活小故事以后，进入14岁的下半年，我才开始发表几千字的短篇小说，《蔡桂枝》便是第一篇，因此，它可以算是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蔡桂枝》发表之时，刘绍棠也不过15岁。当年（1951年）他又发表短篇小说十余篇，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个年龄段刘绍棠的稿费收入，不能确知。因为当时社会还处在供给制、大包干和薪金制的交替阶段，刘绍棠的作品还有限，稿酬不会很多。可是，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资料，来简单进行一点推测。

　　另一位颇有才气的作家从维熙，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到自己在1951年初，写出一篇小小说《共同的仇恨》，参加了由《光明日报》举办的全国大、中学生征文。发表获奖后，报社付给90个折实单位的稿费（当时是以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这就是说，这些稿费可以买90斤小米了。另据一资料记载，在当时实行供给制情况下，一般工作人员每月发的生活津贴是相当于45斤小米价费。那么，从维熙的小小说稿费就相当于一般人两个月的生活津贴。再一则资料来自刘绍棠。他在1951年8月时，将一篇名为《完秋》的短篇小说寄给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孙犁先生。作品发表后，收到编辑部寄来的稿费26万元（新币26元）。当时一般人生活费约需12元左右，这笔收入，大约可以支付两个多月的生活费。照此推去，一年发表十来个短篇小说的刘绍棠，在此时（15岁）不仅可以供自己生活，还可以略有盈余贴补家用（事实是，刘绍棠此时便开始用稿费收入供妹妹读书）。

　　到了薪金制时期，小说的稿酬大致在每千字15—20元之间。这是在报刊单篇发表。（据王蒙的回忆文章，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收到的稿费有600多元。在当时，是引人震惊的收入）刘绍棠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发表，收入肯定较为丰厚。这还不算，出版成册时，还有出书稿酬。当时的出书付酬方式，学习苏联，即定额叠加，比较特别。例如，先按千字若干元计算，另考虑印数情况，予以累加。即三万册算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酬。倘印数量大，收入便相当可观了。

　　这里可以拿刘绍棠第一本书出版作例子来实际说明一下。1953年，17岁的刘绍棠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全书第一版收有《红花》、《摆渡口》、《青枝绿叶》、《大青骡子》四篇，（第二版后增加了《修水库》一篇。全部作品发表于1952年，其中两篇写于1951年，作者当时15岁）计四万多字。当时每千字付给刘绍棠的印数稿酬为15元，计算下来，第一笔稿酬收入为627元。这在当时的中小城市，是一个中等收入干部几乎一年的收入总和。这还不是全部，该书后来出了四版，累计印了六万三千册。算下来，达到三个定额，稿酬就由千字15元涨了三倍，成了45元。结果，这本只有四万余字的小说集，出书稿酬就达到1800元以上，是一个中等收入干部将近三年的工资收入。

　　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第二个小说集《山楂树的歌声》。此书计六万余字，每千字15元稿酬。共印了4万多册，达到两个定额，稿酬便翻了一倍，成了千字30元。算下来，该书出版收入又在两千元左右。

　　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该书是其早期代表作之一，计十万四千字。这时期，由于刘绍棠的名声，基本稿酬便有了提高，每千字达到18元。此书共印了六万八千册，达到三个定额，每千字稿酬便翻了三倍，成了54元。仅此一本书，收入便达到五千六百多元。是一个一般干部7—8年的总收入，是略低收入者十年的收入。

　　1956年初，刘绍棠又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夏天》。该书11万字，千字基本稿酬18元。可这个中篇累计印了十万册，达到了四个定额，每千字稿酬也随之翻了四倍，成了72元。算下来，收入高达八千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一般干部十年工资总和。中国数十年间，工资均属微调。有些人从1952年定级到1976年“文革”结束，几乎没有动过。当时获得调整的一级工资，大抵也就几元，高一点的不过十数元。从这个比较来看刘绍棠当时的稿酬收入，说相当丰厚也不是夸张。

　　不说报刊发表稿酬，仅从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前出版的四本书收入看，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八千元。这是当时一般干部20多年的工资总和（当时除去工资，绝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其他收入）。除去这样一笔巨款，刘绍棠还只有20岁，写作势头极其旺盛。倘正常发展下去，不被意外中断，他完全可以凭稿酬收入，进入中国最富有者的行列。就算没有之后收入，仅此一笔，也能较为充分保证数十年衣食无虞。因为刘绍棠当时还有这样一种算法：

　　这笔钱存入银行，（当时年利率11%）每年利息为两千元左右，平均下来，每月收入160元，这是当时一位高级干部（行政12级）的收入。用这笔钱，已足够一个家庭正常开支。在刘绍棠，就可以完全不考虑经济情况地从事专业写作了。

　　“丰衣足食”后潜心创作

　　刘绍棠努力想成为专业作家，应该与他当时创作欲望强烈，而一般的事务性工作，又容易占用他可以投入写作的时间有关。为此，刘绍棠此前就有过从北京大学退学的惊人之举。眼下扬帆顺风，正可大干一场。没有了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做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就成了一桩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除此之外，一个外国作家的成就和经历，也深深影响了刘绍棠。刘绍棠一生最为佩服的作家，是苏联的萧洛霍夫。对萧的名著《静静的顿河》，刘绍棠“佩服得五体投地”。萧洛霍夫是一个专门以写家乡顿河地区人民生活为主的作家。这片土地，萧洛霍夫熟悉它，热爱它，写作它……正因为此，成就了自己的生命和艺术事业。刘绍棠很小就喜欢这部著述，由此影响，他常常想如萧洛霍夫那样，成为一个专意写作自己故乡人民生活的作家。

　　萧洛霍夫的生活和写作经历，成了刘绍棠想回到自己故乡，致力自己故乡写作的榜样。可是，刘绍棠这样做，同时有自己对当时和未来创作发展的独立思考。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我成名很早，当我已被承认为新中国橱窗里的一个小小展品时，跟我同辈而又比我年龄大的青年作家破土而出，蜂拥而上。我是写农村题材的，其中几位写农村题材的青年作家，见识比我广，阅历比我深，生活积累比我厚，我是写不过他们的；何况还有众多的写农村题材的前辈作家，更是我所望尘莫及。我的存在发生了危机，急中生智便从萧洛霍夫的作品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欲进而退，以守为攻，专写乡土和乡亲，便可以在局部上取得最大优势，而在文坛割据一席之地。”由此看来，萧洛霍夫这位伟大的“顿河之子”，影响和决定了刘绍棠成为中国文坛上“大运河之子”的创作基本走向。

　　刘绍棠是1956年4月由团中央批准成为专业作家的。此前，他的稿费收入情况，已大致如前介绍。就在这一年，除去虽在当年出版，但却是成为专业作家之前的《夏天》，刘绍棠还在当年7月，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集《中秋节》；9月，少儿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瓜棚记》。据刘绍棠自述，当年书的出版收入高达六千多元。少儿出版社出的《瓜棚记》，收入尤其可观。这本书，仅一万来字，但印数奇高，是十七万册。按定额算下来，达到了六个，千字基本稿酬18元，乘以6,千字稿酬竟成了108元。在当时，这真是个破天荒的数字。

　　成了专业作家后，刘绍棠立即回到家乡，在大运河边挂职，担任一个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此后到1957年8月划成右派的这段时间，刘绍棠集中精力写作出一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这部书用了八个多月时间完成，50余万字。这部小说虽然以农村合作化过程为主旋律，但由于作者情之所钟，仍精彩、鲜明地写出了自己家乡运河边上的风土人情，特色颇为明显。当时读过的人称许其有《静静的顿河》的风采和气魄。

　　这部长篇小说，仍为最早给刘绍棠出集子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获得。为了更好销售，出版社甚至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广告，该书定于1957年10月1日国庆节时面世；北京当时最大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也用红字写出预告。根据出版社给刘绍棠的函中告知，这部书准备印刷十万册，其中五千册精装本。稿费算下来，是三万五千多元。有了这笔巨款，刘绍棠就完全没有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他打算用这笔稿酬，花五千元在自己出生的小村子里，盖一座四合院，过萧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争取10年之后，拿出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因为即使十年间不发表和出版任何作品，仅靠这些积存稿费收入，他们全家也可以“丰衣足食”。

　　刘绍棠当时的这些稿费收入，究竟是个什么概念？除去我们前面以干部的薪金作比较，还有一些数字可以显示。当时的米价是每斤1角3分多，面粉每斤1角6分，猪肉价每斤6角左右，羊肉价每斤4角左右，鸡蛋6—7角钱一斤……这是生活必需用度（并且多年大致维持在这样价位），还有固定资产价格。1957年夏天，刘绍棠在北京府右街光明胡同，买得一座三合院。其中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柴房一间，院子里还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花了两千元。（后来卖家提出还需卖出一幅古画，作价500元，刘绍棠买下了。可这幅画后来卖到文物收购的地方，只卖得5元钱）总体花下来，是两千五百元。以这样的生活消费情况与前举刘绍棠的稿酬收入相较，他急于摆脱事务性干扰，只希图回到运河边老家住下来，当个专业作家的心情，就非常容易理解。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当年批判刘绍棠时，给他安了一个罪名：“为三万元而奋斗”。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原来，这是刘绍棠当年与一位文友谈话时表露出的一个观点。当时，刘绍棠深感一边写作，还需一边考虑饭碗子，使得心神很不安宁。他在与文友从维熙一次谈话时便说：如果有了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足够吃饭穿衣，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这话一可以表现经济确实会影响作家写作，再透露出三万元是一笔大到利息就可以养家糊口的款项。

　　错失的“三万元”及其他

　　可惜的是，刘绍棠的这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虽已排好了版，登出了发行广告，终于因作者定成“右派”而未能问世。这几乎到手的三万五千元稿酬泡了汤。该书的手稿被装在一个近乎棺材形状的木匣子里，由印刷厂退了回来。手稿上，沾满了排字工人的手印和排字房留下的油污。悲忿的刘绍棠将此木匣，装上手稿埋在院子的一株枣树下。对于一个作家，这打击既是经济的，更严重的是心灵上的。从此，这部可能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可能影响许多人心灵的作品，便永远消失了。

　　1962年，刘绍棠头上“右派”的帽子被摘下，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捷足先登，派了一位老编辑到刘绍棠家索取这部书稿。兴冲冲的刘绍棠拎着铁锹，与老编辑一起到院子里去挖装稿子的木匣。可惜，木匣完全朽腐，书稿成了一堆烂泥。此时的刘绍棠，真正欲哭无泪。

　　尽管损失了这部书稿，损失了几乎到手的三万五千元稿酬，刘绍棠在20岁之前收入的两万元左右的存款，仍然支持了他二十多年的生活。（鉴于“右派”身份，他几乎不能发表作品，虽然他还努力写出有数部长篇小说）由于利息连年下降，“文革”之前，利息降到了3.6%。这样一来，仅靠利息便不能维持生计，就得动用一部分本金。这样十数年下来，到1979年刘绍棠错划“右派”问题得以解决时，他银行存款还剩有两千三百多元。由此，我们能够掂出当时两万元的实际价值。

　　刘绍棠要求成为作业专家之后不久，就被打成“右派”。当了专业作家的一年多时间，他主要就写了这部《金色的运河》。由于该书并未出版，所以，刘绍棠此后几十年的生计，全靠了当专业作家之前的稿酬收入。由此推想，倘若不出现意外，刘绍棠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他一定会潜心下来，完成他写家乡的多卷长篇小说心愿，新中国的文坛，也许会有多部更出色的作品增添彩色。历史无法假设，尽管我们想来这中间有多大的缺憾。从另一方面看，刘绍棠当时主动从北京大学退学，申请当专业作家，除去万分喜爱写作的个人兴趣，经济的丰厚收益也给了他敢于这样做的极强信心、胆气。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刘绍棠真说过“为三万元而奋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作家看重的是经济有保障后，心灵的自由，写作的自由，这一点在今天看更无可厚非。可惜这一切，却被当时极端的时风扼杀，无论心灵、精神、还有经济……

　　过去我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常常高谈什么“经济是基础”的观点，但分析问题时却往往忽略或根本不考虑这方面因素。以前我们研究文化人，多从其思想、政治境遇等方面去考虑，极少注意其经济收入状况，或几乎绝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他的生活选择及作为走向。从刘绍棠自觉成为专业作家一事，联系其当时写作收入状况，可知他的这种选择确实与经济收入（实际以及预期收入）有密切关系。从当时以及后来的情况看，如刘绍棠这样稿费收入的，是很少的，属个案。但他的事实存在，亦为我们研究一般认为与金钱联系较少的文化人，探讨他们的思想及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点，通过刘绍棠的稿酬收入个案，极强地突现了出来。这或许是我们关注其行为与收入关系之余应有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