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贺昌群文集》出版之际 文：林甘泉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3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贺昌群先生诞辰100周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这位享有盛誉并在该馆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决定出版三卷本的《贺昌群文集》。这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好事。文集的出版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位笃实学者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使后学从中得到教益。文集中还收入了一些政论性文章，有助于我们认识贺昌群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心路历程。他曾经倾向于走中间道路，寄希望于中国实现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后转而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贺昌群先生政治态度的这种转变，在老知识分子中是颇有代表性的。
贺昌群先生学贯中西，兼治文史，著述甚丰。从文集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学术发展方向的基本脉络。贺昌群先生自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后，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追求。上个世纪20年代，他对元人的戏曲小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元曲概论》一书中，他从域外乐舞来探求宋元戏曲的渊源，取得了当时“多数研究宋元戏曲者所未尝道及的”成果。他的《唐代女子服饰考》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化史论文，我们至今读起来仍可感觉到其中鲜活的魅力。他长期从事汉唐间政治、思想和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如《两汉政治制度论》、《魏晋清谈思想初论》、《汉唐精神》等论著，史论结合，夹叙夹议，颇多新见，读起来毫无艰涩枯燥的感觉。
贺昌群先生是我国简牍学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他与向达、劳斡、余逊等人对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进行释读和整理，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十分注意出土材料和文献的相互参证，也就是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如《烽燧考》就是一篇这样的力作。贺昌群治史极具实证的动力，但他并不认为史学家的学问尽在于考据。他在充分肯定乾嘉考据学派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考据有时流于支离破碎。他赞同陈寅恪所说的能够在新学问的领域中利用新材料，就是学术上的前驱者，此谓“入流”；反乎此而不闻不问，自以为坐井可以观天者，谓之“未入流”。但贺昌群同时指出：“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要在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应该说，他的这些意见是很中肯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贺昌群先生把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态究竟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是解放后史学界长期有争论的问题，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争论的双方，应该说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但由于历史实际错综复杂，论者对理论的理解和对史料的解释又有所不同，因而就出现了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贺昌群先生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从《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中也学习到不少东西。贺先生的这部专著不但为国内众多学者所称引，而且也为外国汉学家所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贺昌群先生认为，“历史学为通儒之学，为古今合一之学，故往往言远而意近。世无粹纯客观之考证，亦无纯粹主观之议论，客观与主观，如高下之相倾，声音之相和，前后之相随。”他主张无论是治政治史或文化史，都要重视探讨历史的因果关系，并力求从历代的治乱盛衰中总结出一些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教训。
清代学者戴震曾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我觉得这两句话很可以概括贺昌群先生一生治学的精神。他善于吸取前人和同时代中外学者的学术营养，但没有经过自己的独立研究，他决不肯漫然相信别人的论述。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时有精审独到的见解，但又从不固步自封，总是在不断学习和探索。真可谓“不以人蔽己”，亦“不以己自蔽”。他一生勤勤恳恳地埋首研究，不图“一时之名”，也不期“后世之名”，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硕的学术遗产。贺昌群先生为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所作的贡献，将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上占有他应有的地位。在纪念贺昌群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庆幸他的文集得以出版，并对这位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具有高尚品德的前辈学者，怀着深深的敬意。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