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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宓，著名西洋文学家，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81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7岁。

吴宓（1894年8月~1978年1月）字雨僧，男，汉族，陕西泾阳人。


1916年清华学校留美预科毕业，1917年就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1918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1920年获学士学位，1921年获硕士学位。1930年~1931年游学西欧，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21~1949年先后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教授；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国学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代系主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部聘教授）；相辉学院、勉仁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其间曾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大学、重庆大学教授；曾参加创办江津白屋文学院。1950年起任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1952~1954）、历史系（1955~1957）、中文系（1958~1977）教授、院务委员、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重庆市文联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市文联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主任。讲授过英语、英诗、翻译、英散文、西洋小说、外国文学、欧美文学、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批评、西洋文学名著、英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中西诗韵律比较、中国旧诗及旧小说研究、世界史、世界古代史等课程。五、六十年代，编写有《世界通史》、《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大纲》、《汉字字形、字音沿革（发展变化）简表》、《简明英文文法》、《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等讲义和教材。四十年代，曾在昆明、遵义、成都、武昌、西安作红楼梦演讲。1920年在哈佛大学发表《红楼梦之文学评价》（《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后用中、英文发表有论文《石头记评赞》、《红楼梦之文学评价》、《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红楼梦之任务典型》。任学衡杂志总编辑，出版79期。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出版316期。任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编辑（1947年，撰、校、编），出版52期。用文言文及旧诗韵律译西洋文学理论及名著多篇，刊于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曾应正中书局之邀校译《袖珍牛津英汉双解字典》，任总校。出版有《吴宓诗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1956年将珍藏的世界历史、文学书籍738册译出书名、附上作者简历、内容提要，捐赠给西师图书馆。

吴宓手迹

    1923年，吴宓在《我的人生观》一文中强调了“职业与志业之别”。职业是一个人在社会中为他人或机关做事，获得薪俸或佣金，以为谋生糊口之计。志业则是一个人为自己做事，毫无报酬，“其事必为吾所极乐为，能尽用吾之所长，他人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为此者，则由一己坚决之志愿，百折不挠之热诚毅力。纵牺牲极巨，阻难至多，仍必为之无懈。”以这种观点来看吴宓本人，在大学里教书，可视为他谋生糊口的“职业”，而诗文则是他的“志业”。1928年他明确地将毕生的“志业”具体化为三部著作。一是《诗集》，二是小说，三是《人生哲学》。我们在《吴宓日记》里常常可以见到他下决心写作酝酿多年的小说《新旧因缘》，最后一直未能写成。其《人生哲学》的概略可以从现存的《文学与人生》讲授提纲里窥见一二。据说吴宓晚年曾写成定稿，委托学生保存，但全稿至今不知去向。唯一差堪告慰的是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宓诗集》，汇集了吴宓前半生的主要诗作约991首，词25阕。该书附录了他的诗论《馀生随笔》、《英文诗话》、《空轩诗话》以及发表于《学衡》杂志和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论文多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1935年版《吴宓诗集》是一部诗文集。在著作方面，由于《文学与人生》仅存提纲、小说《新旧因缘》未能写成，这部诗文集成为人们了解吴宓学术、创作成就最主要的载体。

    1933年，《学衡》杂志停办、《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者易人，吴宓连续失去了发表诗文的两块阵地。旧体诗在新文学的冲击下日益失去读者市场，吴宓虽钟情旧体诗，但也面临无处刊布诗作的尴尬境地。他在1935年的诗集里说，“予所积盈箧，无地刊布。因为旧诗受众排斥，报章杂志皆不肯刊登”。因此，1935年的诗集得以出版对于吴宓个人的意义可想而知。旧体诗淡出文学主流，完全成为诗人倾泻感情及师友间唱酬应和的“志业”。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课堂的讲授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流播渠道。1935年以后，他再也没有诗集出版，但这并没有影响诗人旺盛的创作热情。诗歌在吴宓的心目中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志业”。

    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宓先生的女儿编辑的新版《吴宓诗集》，除了1935年版的全部诗作以外，还收录了1934－1973年近30年间劫余诗作600余首，词12阕。吴宓1934年后，尤其是1949年后诗作数量远不止这些。大量诗作或遗失或自己惧祸焚毁。焚毁的诗作中有作者认为在艺术上的“精上之作”，故毁弃之时“久久仍顾惜”。文字化为灰烬，不复存留世间，将是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今天旧体诗歌的读者市场萎缩，较之70年前不知又增加了几许，所以，能够看到诗人一生心血以比较完整的形式面世，无疑是值得庆幸的。稍稍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新版诗集删掉了1935年版全部的附录部分，只剩下纯粹的诗作。诗论是吴宓诗歌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可与诗作相互发明、映衬，让读者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吴宓诗作的价值。2001年李继凯、刘瑞春先生选编的吴宓研究文集《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有多篇文章探讨了吴宓诗论的学术价值，可以参看。

    诗集是了解吴宓学术、创作主要成就的载体。而就其创作数量而言，现存诗集中1500余首的创作量在现代作家里也不多见。其创作已经不能以纯粹的传统旧体诗来看待。比如，他所遵奉的近代诗人黄遵宪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在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又比如在美学旨趣上，他改造了中国诗含蓄的特征，使诗歌成为暴露自己灵魂深处真实思想的工具；再比如他以旧体诗的形式翻译了大量的西洋诗歌，诗味浓郁，受到今天一些识者的肯定。总之，吴宓的诗歌创作成就需要各方面的研究、阐释，为今天的创作实践所用，不是这里三言两语能够概括得了的。

    这里想提出来一说的，是吴宓诗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与人生纠缠不清的关系。一般而言，诗歌当然离不开人生的体验。而吴宓的诗歌与人生的紧密关系则向我们展示的是另一个层面的意义。早在上世纪30年代，钱锺书就把吴宓称为“自传体作家”。钱从吴宓诗作里看到的是诗歌里面倾泻着作者一时一地的感情，忠实地连续记录了作者日常的琐屑经历。其实，远不止此。吴宓一生志业所寄的三部著作，诗集、小说与人生哲学都具有自传体的色彩。在此之外，吴宓一生分量最大的“创作”大概要算其日记和未完成的自订年谱了，而这两者无一不是自传体。我们完全可以将吴宓一生的创作实践概括为“自传体创作”。至于其诗作，我倾向于称之为“性情诗”。“性情诗”既限制了作者的艺术追求的层次，也以近乎夸张的形式揭示了诗歌的本质在于真情的艺术表现。以往，人们可能过多地喜欢从诗作去窥探吴宓既真诚而又有几分神经质的感情起伏，以为谈资。这无疑是对一个真诚灵魂的最大讽刺。今天我们需要从这种“趣味”里走出来，看看其“性情诗”真正有什么优长，有什么限制。这才是重要的。

    吴宓的诗歌太贴近人生的琐屑了，尽管其中也包含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意”的提炼上不够精粹、高远，始终限制了他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吴宓本人也许并不在乎这些。他对自己诗歌品格有着深刻的自觉，但由于性格的原因，他不能也不愿走出以自我为半径划出的圈子。吴宓的挚友白屋诗人吴芳吉曾说，诗人分三等，其下为自身之写照，其中为他人之同情，其上，为世界之创造。吴宓在引述了这段看法后写道：“此论最真。碧柳盖托始于中而已臻乎上者。若予之诗，则终未脱‘自身之写照’之范围，此乃性行之自然趋势，未可强致。故予之诗集，不啻即为予之自传。”

    另有一种看法认为，自身的性情真实抒发，不矫饰、不伪造是诗歌最重要的品质，其它都是枝叶。如为《两吴生集》做序的国学大师柳诒徵认为，“诗之格律声调色泽神韵宗派家法，末也。性情，本也。”从这一点上看，吴宓完全达标了。岂止是达标，简直是超标了。今天写旧体诗的人，许多可能连这一点也没有达到。吴宓的诗歌体现了“真诚”的极致，正好可以用来唤醒那些心灵的酣睡者。

    吴宓的诗集、日记、自编年谱必须互相参看，它们都是作者心灵的忠实记录，尽管作者提供了大量的自注，但其本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本事是了解其诗作重要的一环，互相参看几种自传体记录才可能理解诗作的真实含义。

近日，记者在北碚藏家姚先生手中，看到一封已故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吴宓的信札。姚先生说，这封信价值应该上万元。

　　一包名人信札当废纸卖

　　姚先生介绍说，2004年，原西南师范大学清理出了一批旧档案，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收废纸的老头。“当时有一大包，最多卖了几十元”。

　　按常理，这些废纸应该就此进了造纸厂，被打成纸浆当作造纸原料，不料收废品的老头很有些商业头脑，随即将这些旧档案送到了懂古玩的姚先生手里。

　　姚先生发现，这些旧档案多是一些西南师范大学已故老教授写给学校的书信，经过讨价还价，他以800元的价格买下，里面有很多简历、检举信件，以及著名教授的推荐信、建议书等。

　　当时在交易现场的还有姚先生的藏友罗先生。卖废纸的老头走后，罗先生在旧档案中找到了一封吴宓教授的书信。经过协商，罗先生以900元的价格把它买下。

　　2005年10月，罗先生收藏的这封吴宓书信以6000元的价格拍出。姚先生说，除这封吴宓信件外，他另外还发现了一封吴宓书信，“价值应该上万元”。

　　作者名头决定信札价位

　　名人信札之所以值钱，首要原因是作者的历史地位。

　　吴宓是中国著名学者，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早年在清华留学预备学校，与江津“白屋诗人”吴芳吉交好。1917年吴宓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受聘东南大学，并主编著名的《学衡》杂志，后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因礼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去国学院任教而成为学术界美谈。另外，吴宓一生诲人不倦，钱钟书等出自其门下。解放后吴宓到西南师范学院任教。1978年，吴宓病逝。

　　著名教授提请求遭否决

　　姚先生收藏的这封信，是吴宓在1956年4月29日，其妻邹兰芳去世4天后写的。这封信是毛笔书写，字数超过800字，受虫蛀，略有残破。抬头是请当时西师历史系党支部书记季平转交西师党委、院长，以及总务长和人事处处长李一丁。

　　信件分两部分，一是吴宓感谢学校对妻子葬礼的关照，吴宓表示将努力工作，尽力回报党与人民。第二部分，吴宓提出，希望学校能将亡妻邹兰芳的亲戚邹开桂安排为学校工友、教学辅助人员或小职员。作为较正式的信函，吴宓还加盖了“吴宓雨僧”的印章。

　　记者查阅了2006年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1956年的内容。当年4月吴宓妻子病故至5月11日，吴宓的日记有些空缺，因此这封信对于当时的葬礼，以及作者的生活状况，都有迹可寻。

　　这封信还有一个珍贵之处在于，时任西师人事处处长的李一丁对吴宓的请求，作出了“否决”的批示。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1159/54611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