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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和思想发展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一九一八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时当鸦片战争后四十年，帝国主义者正以“坚甲利兵”进行不断的侵略，腐败堕落的清朝统治集团束手无策，节节退让，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会的分化日趋激烈。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他对民间艺术尤其是绘画具有深切的爱好，稍长又喜欢杂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这不仅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启发了他对历史形成比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猎的史籍中，他特别留心有关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文献。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省，因而熟悉农村社会，并和农民保持著亲密的联系。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农民身受压迫，他们的贫穷和痛苦使鲁迅怀著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变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系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注：《呐喊·自序》)。从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几年，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蔑、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感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通过切身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九八年，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进入高潮，鲁迅就在这一年离家到了南京。他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课馀爱读《时务报》和《译书汇编》(注：《时务报》由汪康年、梁启超主办，宣传变法维新；《译书汇编》由留日学生主办，多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各方面的主张，以后改名《政法学报》)，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注：严复译。原著名称为《进化与伦理》。)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这部书里初步接触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鲁迅不满于洋务派但求兵利甲坚的主张，在他看来，科学同时也是启蒙的工具，科学的倡导应该和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在风气闭塞的情况下，科学的倡导甚至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先导。
　　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一九廄�G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进了预备学校。东京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介绍西方文明的书刊盛极一时。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和革命党人时有往还。刚满二十一岁的他便有以身许国的志向，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他的爱国主义的襟怀：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阍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十九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份子的赞赏。鲁迅关心一切具有反抗持异精神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的译著研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这一时期他的注意力还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礼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破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实践其科学救国的心愿。预备学校毕业后，按照他在国内时的认识，“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注：《呐喊·自序》)，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著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后，从日本的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个画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注：《呐喊·自序》)从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发，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便决定中止学医，改治文艺。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份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一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但当群众还没有普遍觉醒的时候，这种思想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使文艺活动结合政治要求，将文学艺术的任务自觉地和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并且愿意尽毕生之力为之服务，在鲁迅的整个生涯里，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起点。
　　一九零六年，鲁迅回到东京，计划创办文艺杂志，多方搜集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准备将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思想介绍到国内，因而他的注意力侧重于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家。根据几年来对文学艺术的接触，他非常喜爱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小说，受到果戈里、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同时又引“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竭力推崇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拟议中的刊物定名《新生》，终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便开始译书，撰文。当时章太炎流亡到日本，鲁迅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从他听讲《说文解字》，并加入章太炎主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
　　从一九零七年起，鲁迅一方面翻译北欧和东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作为部分的内容，收在一九零九年先后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里，另一方面又在留学生主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论文，其中最能代表他当时思想的是《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鲁迅的思想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生活里。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倡导的只是假民主，“托言为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不仅了解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精神流毒，还看到刚刚继起于东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沈沦遂以益速矣。”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进化论给予鲁迅的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根据当时鲁迅的观点，进化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进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必须以同样的热情拥护和保卫一节新生的事物。他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为数”。他以个性主义为武器，替新生事物的成长扫除障碍，说明个性主义和进化论在他的思想里是互相补充与互相发明的。
　　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在当时欧洲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抵制新兴力量的盾牌，鲁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还承认这种个性主义和尼采学说的某些联系，但在具体论述中，却又说明他所同情的主要是尼采对于资产阶级平庸主义的攻击，并在介绍拜伦力抗强权的时候，指出了尼采“欲自强，而并颂强者”的反动本质。个性解放对于鲁迅说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他曾认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把个性解放当作达到民族解放乃至社会解放的途径。尽管这仍然是一般知识份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但在工人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份子都还看不见现实生活中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国，这种想法已经是相当激进的革命思想。不仅如此，在鲁迅早期思想里，还散布著许多从进化论里引伸出来的朴素的辩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例如：“平和产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注：《坟·摩罗诗力说》。)“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注：《坟·科学史教篇》。)“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期近正耳。”(注：《坟·科学史教篇》。)这些论点本身虽然都是个别的，但集合起来研究，足以说明鲁迅在思想方法上已经具有可贵的科学的基础，正是后来他的思想能够不断进取、不断发展的条件和因素。
　　改变精神的文艺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鲁迅于一九零九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为沈》)，编定古代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出于强烈的反封建的愿望，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根据生活实感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这虽是用文言写的，却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临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的任务，清朝的帝制虽被推翻，帝国主义却依旧虎视眈眈，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也不曾有丝毫动摇，篡国复辟的风潮揭起。鲁迅由失望转入苦闷。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他虽时或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沈思默想。公馀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贴，校订《后汉书》(谢承)和《嵇康集》。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必要的准备。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沈睡的中国大地蠕蠕欲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接著爆发。在这个时期里，《新青年》杂志成为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阵地。鲁迅于一九一八年起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刊登于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这是一份最激烈的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檄书，以文学的形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接著又发表《孔乙己》、《药》等短篇，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大大地激动了处身于革命浪潮中的青年，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当时提出的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以思想明澈和论证严密著称。这些有力地表现时代思潮的小说和文章，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
　　在当时整个进步思想界中，进化论还占著重要的地位。从鲁迅的创作特别是杂感看来，他的思想也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进化论从唯物主义出发，承认生物界现象的相互联系，肯定事物的发展一般都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种学说的出现是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科学方面重大的胜利。马克思曾经称达尔文的著作为“含有我们见解的自然史基础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623页，三联书店1957年12月第1版)。但是，进化论却不能越过自己的科学领域代替阶级论来解释社会斗争。社会发展又有它本身的规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动的社会尔文主义者就曾经利用自然进化现象说明社会发展规律，给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理论根据，认定以强淩弱是生存竞争的法则。进化论观点虽然约束了鲁迅的思想，但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根本不同，也没有象《新青年》里其他一些作者那样强调“生存竞争”以鼓励社会斗争，甚至用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曲解社会进化的意义。鲁迅从斗争的现实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引伸了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的核心：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激烈地批评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导青年前进。鲁迅清楚地看到新旧之间的冲突，要求给予新生事物以应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种阶级对立的事实往往为新旧冲突的现象所掩蔽，他还不能够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历史矛盾的根本核心正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因而他的思想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一九一九年已经歌颂了人民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圣武”》)，另一方面到一九二三年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方面散发著集体主义的思想光彩，主张“一分热”和“一分光”应该心悦诚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阳”之中(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突破个性主义的樊篱，不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话，并且有“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的疑惧。但是，由于鲁迅怀著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战，主张“打落水狗”，这就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
　　除了杂感，鲁迅继《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之后，又写了二十几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这些小说，如他自己所说，是从“为人生”出发，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注：《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份子。农民问题是鲁迅早期作品重要的主题，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厚感情关注著他们的命运，和当时许多所谓“乡土文学”里仅仅对农民表示同情不同，鲁迅写出了农民对革命的要求和不得不革命的境遇，在揭露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农民本身的弱点(如阿Q和闰土)，他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如爱姑)，在形象创造中蕴藏著为同类小说所没有的向历史控诉的深度。在他笔底的知识份子也和许多作品里风行一时的所谓苦闷的青年不一样，鲁迅刻划了知识份子欲起又落的心情，赞扬他们的斗争，鞭挞他们的颓唐和动摇(《在酒楼上》、《孤独者》)。在《伤逝》里，描写了“五四”当时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肯定涓生和子君的结合，同时又给那种建立在个人幸福上的过于天真的追求以幻灭的结局。认为个性解放需要和经济解放、社会解放结合起来，这就反映出鲁迅这一时期对个性主义看法的改变和进展。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本质上是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思想，虽和无产阶级思想存在著距离，然而由于鲁迅对时代的敏锐的感觉，在五四运动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中坚决地“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听“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因此他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从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和角度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这样他的作品不但高出于一般作家的水平，而且符合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要求，体现了他在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作为文化革命主将和旗手的杰出的作用。
　　“五四”高潮退后，资产阶级右翼从统一战线里分裂出去，许多知识份子感到新的彷徨和苦闷，鲁迅一方面对知识份子的思想和生活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有“成了游勇，布不成阵”(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的感觉。他战斗著，同时又思索著和探求著。正如他稍后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触剖我自己”(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除了《彷徨》里的一部分作品外，他又以散文诗《野草》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心情。“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注：《坟·写在〈坟〉后面》。)他经常和青年往还，公馀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教课，编写《中国小说史略》讲稿；先后支持和组织了语丝社和未名社，出版《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主编《国民新报》的文艺副刊，还编辑了专收译文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乌合丛书》与《未名新集》。“五卅”前后，他已经注意到了“用Marxism于文艺的研究”(注：《集外集拾遗·〈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这一现象，还认为苏联的某些诗人，“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说明这时鲁迅已增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和了解。一九二五年，他在当时任课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中积极声援学生，直接和北洋政府对垒。次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又以实际行动参加群众斗争。在这两次事件中，鲁迅对主张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右翼展开激烈的论战，揭去“现代评论派”欧化绅士们虚为的面具，指出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正是帮凶的把戏。鲁迅从群众斗争中看到年轻一代的勇敢和无畏，“屠伯们”的卑劣和凶残，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展。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觉得：一般的斗争方式不足以对付统治阶级的暴戾，“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他已经突破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隐约地预感到：一个更猛烈的风暴——实际上也就是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就要到来了。
　　“三一八”后，鲁迅受北洋政府通缉的威胁，于同年八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他在厦门写完了在北京时已经开始动笔的散文《朝花夕拾》，编定《汉文学史纲要》前十篇，并和青年们合作出版了文学刊物。当时大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正处在胜利阶段，农民运动日益蓬勃兴起。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对革命形势表示了欢欣鼓舞的心情。正是由于他对南方革命的向往，经中国共产党提名，不久便应中山大学(由广东大学改名)之聘，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抵达广州，任文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他准备在文学上“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注：《两地书》六九)。到广州后，他和党的组织有了更多接触，也有更多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激烈斗争中，鲁迅思想上酝酿著一个巨大的飞跃。反映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文里的思想，标志著这一飞跃的即将开始。四月十二日，大资产阶级篡夺胜利果实，实行反革命政变，广州于“四一五”发生空前的屠杀，鲁迅向学校当局要求营救被捕学生，没有结果，愤而辞去一切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更多的血，更残酷的杀戮和更英勇的牺牲，也“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鲁迅受到很大震动，原先循著进化论而进行的“思路因此轰毁”(注：《三闲集·序言》)。他彻底地抛弃了进化论，实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并把这个叫做“事实的教训”(注：《二心集·序言》)。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以文艺为武器，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寻求解放人民、拯救祖国的途径，到此才发现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农群众：“惟新兴的无为者才有将来”(注：《二心集·序言》)。这是鲁迅在实践中探索多年逐渐认识的结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97页)，他转换了自己的阶级。
　　一九二七年九月鲁迅离开广州，十月定居上海。曾应上海学生之请在各大学演讲。一九二八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从一九二九年起，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同时又印行《艺苑朝华》，介绍苏联和欧洲各国的版画。在这段时间里，他因革命文学与创造社，太阳社展开论争。论争涉及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促使鲁迅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又介绍了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教育，如他自己所说，“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注：《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样就更加巩固了他对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认识。鲁迅是“带著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97页)。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作过深刻的研究，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生活经历。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原来的知识在科学思想照耀下获得了新的意义，焕发著新的光彩，反过来又深化了他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一九三零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鲁迅列名发起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左联”在三十年代反文化“围剿”斗争中取得丰硕的战果。这个组织以有鲁迅这样的旗手而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它团结进步作家，培养文学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击退敌人，树立起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除了“左联”之外，鲁迅还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多次和进步文化界一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其中著名的如一九三一年向全世界公布了国民党残杀青年作家的真相，一九三三年亲自和宋庆龄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反对法西斯暴政抗议书，一九三六年又与文艺界同人发表为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国民党通缉他，威胁他，禁止他的书籍出版，删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在这一时期里，先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刊物，并参加了《文学》和《太白》的编辑工作，领导了新兴木刻运动。由于战斗的激烈，迫切的形势需要他立刻起来抗争，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久已想写的著作和一度计划过的长篇，而以杂感为武器，在反文化“围剿”中与国民党作短兵相接的鏖战。从一九三廄�~起，他一共写了八本杂感集，一本象杂感一样同是“为现在抗争”(注：《且介亭杂文·序言》)的根据故事和传说而写成的《故事新编》(其中三篇作于一九二七年以前)，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的产物，既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思想特点。鲁迅确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一切反动派，他的作品充满著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最艰苦的生活和最险恶的环境中，不管国民党的天下是“冬夏”还是“春秋”，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正如他一九三二年在一首《自嘲》诗里说的：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为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思想在这一时期更为成熟。他的通过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文艺见解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针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他写了大量文章，借此阐明文学艺术上许多根本问题，在充分的论证中渗透著深刻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他的内容丰富的杂感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处处表现著深刻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鲁迅的认识在许多方面都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显示了惊人的一致。他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一九三二年七月，陈赓将军从革命根据地来沪养伤，鲁迅曾与之亲切会见。因为地下党的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瞿秋白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把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尊重地相待，经常亲切会话，并录清人何瓦琴(注：何溱，字方谷，号瓦琴，浙江钱塘人。工金石篆刻，著有《益寿馆吉金图》。这副对联是他集兰亭禊贴的字，请鄞人徐时栋(字定宇，号柳泉，道光丙午举人)书写的，徐时栋极称此联，遂录入所著《烟屿楼笔记》中。鲁迅于1933年2月购得《烟屿楼读书志》十六卷，《烟屿楼笔记》八卷，乃转录这副对联赠给瞿秋白)“集禊贴字”的联句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现了他对党的深厚感情。正是在这种革命的共同基础上，他们对创作问题、翻译问题、杂感问题、文学史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商榷，先后写成文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动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这些论文里可以看出：鲁迅善于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要求创造性地阐述现代文学的任务，说明他对党领导的革命有著透彻的理解，对党的正确路线存在著浑然无间的思想的契合。他对中国共产党表示无限崇敬，当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胜利地到达陕西省北部的时候，鲁迅在和茅盾一起发出的贺电里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著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鲁迅对这一方针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作了认真的思考，表示坚决拥护，并抱著愤怒的心情严正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污蔑。在答复他们的信里，鲁迅再一次公开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著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了知识份子唯一能走和应走的正确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于上海。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文学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正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斗争的最前列；正当小资产阶级中一些上层分子纷纷叛离革命的时候，他公开宣告自己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环境愈险恶，斗争愈坚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的一生，表现了中国人民临危不惧、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质。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作了最确切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仆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著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大事年表

一八八一年　先生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
　　《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
　　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注：以上月份均系阴历。）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五月，航海低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二零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
　　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同月《野草》印成。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
　　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一九三零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
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同月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著作名称

小说集: 呐喊 彷徨
  
散文诗及散文集: 野草 朝花夕拾
  
杂文集: 而已集 二心集 坟 花边文学 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华盖集续编补编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集外集拾遗补编 南腔北调集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附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热风 三闲集 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其他作品: 故事新编 古籍序跋集 文序跋集 汉文学史纲要 中国小说史略 阿金 鲁迅诗集

文：赵献涛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11月

　　鲁迅，在有些读者或学者的接受视野里，是一个激进的反传统文化的人物；其实，鲁迅思想的肖像不是一句“反传统主义”就可以勾勒出来的。

　　鲁迅曾经自我陈述，他是读过十三经的，《周易》是十三经之一。鲁迅的部分笔名与《周易》有着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我们分析鲁迅的笔名就会知道鲁迅是如何巧妙地吸收《周易》文化、默默承载并传承着国学精华的。

　　“乐贲”是鲁迅曾用笔名之一，鲁迅署此笔名发表的文章是《“日本研究”之外》与《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贲”（bì闭）是《周易》其中一卦名，由“离下艮上”组成，是装饰、文饰之意。《周易》曰：

　　《贲》：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振甫先生的说明是：

　　《贲》卦指装饰、文饰。从爻辞看，写对偶婚……《彖传》扩大了卦爻辞的意义，认为《贲》卦是刚柔交错的天文，文明以止的人文，是观天文以察时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

　　至此，我们明白了“贲”的涵义，而鲁迅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贲”这一卦名的。“乐贲”之“乐”即快乐，合而观之，是对文饰或“人文”快乐的意思。这一笔名的意思与鲁迅署此笔名的两篇文章的内容是息息相通的。

　　《“日本研究”之外》与《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所涉及的内容都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相关。前篇关乎中国出版界，后篇关乎版画艺术。在《“日本研究”之外》一文里，鲁迅愤慨于中国人的日本研究的论文和小册子，“是中国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为此提倡不仅要研究外国，“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最后告诫国人，“我们也无须再看什么亡国史了”，“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咷！”“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精神在鲁迅此文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是对具体的德国创作版画展览会的介绍，“其版类有木，有石，有铜。其作家都是现代德国的，或寓居德国的各国的名手，有许多还是已经跨进美术史里去了的人们”，展览会上的版画，“和翻印的画片，简直是天渊之别，是很值得美术学生和爱好美术者的研究的”。版画艺术，鲁迅一直对之比较喜爱，并积极绍介和组织相关活动以推动中国版画艺术的复兴。版画正是“人文”之一种，鲁迅对它的喜爱正好与“乐贲”的字面意义（乐于文饰）吻合。在“乐贲”这一笔名里，不仅寄托着鲁迅对具有装饰性的版画艺术的钟爱，而且同样寄予着鲁迅以艺术革新社会的抱负。鲁迅对宏观的“人文”——出版界和对具体的“人文”艺术——版画予以高度的关注，与化成天下、改造社会的精神紧密联系，与《周易》中《彖》对“贲”卦的发挥和阐释遥相呼应。

　　鲁迅“乐贲”的笔名，来源于《周易》的“贲”卦，是鲁迅对“贲”的装饰、文饰意义的借用，恰当地表达了鲁迅对装饰性艺术自幼便喜爱、至年老而不衰减的钟爱之情；同样，“乐贲”的笔名寄予了鲁迅对《彖传》对“贲”卦所阐释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伟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表达了鲁迅乐于致力于“人文”，从而化成天下、推动社会进步的崇高精神。

　　鲁迅“元艮”这一笔名也有着鲁迅阅读《周易》的文化背景。“艮”本为《周易》六十四卦之一，“元艮”这一词汇的创造同样是受到《周易》语言的启发。在《周易》中，在乾卦、坤卦和屯卦里都有“元亨”一词，“元亨”是“大通顺”的意思，“元”即“大”之意。鲁迅笔名“元艮”的创造与《周易》有一定的实质性的联系。

　　“元”是“大”之意，“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周易》的艮卦。艮读为gèn,去声，由“艮下艮上”构成。《周易》曰：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周振甫先生的说明为：

　　《艮》卦艮下艮上，山下山上，山是止，即止而又止。艮又是注视，艮上艮下，即加强注意。

　　“艮”有“注意”和“止”两层意义。由此推论，“元艮”即“大注意”和“大止”的意思。

　　“艮”的注意的意义体现在上面引用的卦辞中，意思是说，不要拘泥于局部，而要统观整体。“艮”的这层意蕴与鲁迅对施蛰存的批评异曲同工。施蛰存提倡青年去《庄子》和《文选》里找词汇，恰恰是一种只知道局部而不顾及整体的论点。鲁迅与施蛰存的思考方式相反，他是读过古书、得益于古书但也深深知道古书毒害的人，正如进过监狱而知道监狱真相的一样；沾染了牢狱气的人是可以说牢狱的坏话的，读过古书的人也可以说古书的危害。鲁迅完全是从整体的角度考察读古书对社会及青年的危害，不拘泥于细枝末节。所以，以“元艮”为笔名，是与《反刍》一文的内容紧密联系的，较好地表达了鲁迅对施蛰存的批评和否定：不可只注意于古书局部的词汇语言而忽略古书整体思想内容的危险。施蛰存是太过于注意局部问题了。

　　“艮”的“止”的意义体现在《彖》的内容上，如上所引。“元艮”这一笔名含蓄地表明，施蛰存式的言论大可以停止了。“五四运动的时候，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是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永远反刍，自己却不会呕吐，大约真是读透了《庄子》了。”主张既然可笑，就应该停止了吧！鲁迅以“元艮”的笔名暗示了自己的态度，婉转、含蓄地传递着自己的立场。

　　鲁迅“丰之余”的笔名的由来，同样蕴含着鲁迅对《周易》的理解和接受。不再赘述。

　　鲁迅，以其独到而精微的意识化用着《周易》的文化蕴涵，传承着国学的精华。在今天大力提倡国学的时候，在一个又一个国学大师被重新认识和学习的时候，鲁迅，作为国学大师的一面，依然被遮蔽着，还缺少足够的理解和挖掘。鲁迅，寂寞的国学大师。

文：王震亚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6期
      
　　鲁迅在台湾的传播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倡导台湾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认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①。于是，倡导者们把学习、借鉴的目光投向大陆，投向“‘五四’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②鲁迅等人。自1925年1月1日始，至1930年4月5日止，短短的几年间，仅《台湾民报》（1930年改组为《台湾新民报》）这一家报纸，就陆续转载了鲁迅的9篇作品，即：小说《鸭的喜剧》、《故乡》、《狂人日记》、《阿Ｑ正传》和《高老夫子》，杂文《牺牲谟》、《杂感》，以及翻译自爱罗先珂的《鱼的悲哀》和《狭的笼》。此后几十年，由于战争、政治等诸多原因，这一传播，两遇低谷（1937－1945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和1949年开始的“台湾地区戒严”期间），历经磨折，但始终是绵延不绝的。用台湾作家马森的话来说，就是：“虽说鲁迅的著作在台湾曾长期遭到查禁，可是热心文学的人谁没有偷偷地读过鲁迅呢？”③
　　就创作而言，虽然鲁迅在小说、杂文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台湾，出于政治见解、艺术观念等原因，较之杂文，他的小说更受欢迎。因此，他的影响在台湾作家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这影响，体现于创作的主张。
　　自从步入文坛创作小说起，鲁迅就以“‘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④为己任。而且，偏重于精神领域的思想启蒙（揭示国民的心灵创伤与精神病苦），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具体而言，就是反抗强权，“横眉冷对千夫指”；同情弱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年，许寿裳到台湾，全力弘扬鲁迅的精神，也集中于此。他说：“鲁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话说，便是战斗精神”⑤，就是“战斗的现实主义”⑥。
　　显然，受到这种“为人生”的主张与“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与实践者赖和也遵循的是“文学为人生服务”的方向。他在《读台日纸〈新旧文学之比较〉》等文章中主张：“以民众为对象”，反映“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⑦，“忠忠实实替被压迫民众去叫喊”，而成为“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嘹亮地吹奏激励民众前进的进行曲”⑧。还有二三十年代的杨云萍、杨逵，四五十年代的吴浊流、钟理和，六七十年代的白先勇、陈映真、黄春明、王拓，八九十年代的施叔青、吴锦发、蓝博洲等作家，也都遵循“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的关心人、关心社会的”⑨创作原则，并把“文学当作思想和批判的手段”⑩，拥抱生活，关爱人间，冷对专权与邪恶。
　　这影响，体现于题材的选择。
　　在鲁迅的笔下，《药》借人血馒头突显华老栓一家的精神愚昧；《故乡》借闰土的一声“老爷”，揭示其心灵麻木；《阿Ｑ正传》更是通过精神胜利法的集中描述，挖出了我们民族的劣根性；而《狂人日记》则是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吃人”二字，将反封建的主题推向了极致。总之，他的小说选材多集中于“病态社会”里人的不幸命运与精神“病苦”{11}，进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造成这命运与病苦的“病态社会”。受此题材取向与人文情怀的影响，前述台湾作家也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现实人生，特别是底层社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强权统治与邪恶势力。
　　比如赖和，既有作品批判封建落后的旧思想旧习俗，如：赌博成性（《不如意的过年》），以抽鸦片为福（《棋盘边》），以及为了意气之争，就将大量金钱浪费在迎神赛会的斗“闹热”（《斗闹热》，都写及小镇居民的愚昧；更有作品揭露日本殖民者的经济盘剥——日本制糖会社在磅秤上做手脚，使台湾蔗农少收入“五分之二”（《丰作》），严酷统治——每逢台湾民众集会，殖民当局即派特务高等警察（特高）莅会监听，往往是“三句半就中止，加（多）讲一句，就扭下去”（《辱？！》）。
　　又如陈映真，自言“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从鲁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现代的、苦难的中国。”{12}因此，他写《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关注农业社会贫困线上底层百姓的生存问题；写《唐倩的喜剧》、《上班族的一日》，反映商品化社会中人文精神日渐颓圮的现实；写《将军族》、《归乡》，思考民族分离的历史格局内，人的遭际命运；写《夜雾》、《忠孝公园》，揭露专制统治、政治高压的恶果，呼唤民主权利。
　　还有蓝博洲，无论是取材于“二二八”事件的《沉尸·流亡·二二八》，记叙“四六”事件的《天未亮——追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师院部分）》与《麦浪歌咏队》，还是涉及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幌马车之歌》、《寻找剧作家简国贤》和《为了和平民主的鲜花开》，都以严谨的态度，再现历史的真相。进而，突显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者形象，融入当代人的历史反思与人生感悟。
　　纵观他们的创作，“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其共同特色。
　　这影响，体现于人物的塑造。
　　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鲁迅，其笔下的人物多为城乡社会的普通人，如孔乙己、吕纬甫、闰土、阿Ｑ、祥林嫂等。他对这些人物“大多心怀悲悯”{13}，进而塑造成内涵深刻，性格丰满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尤其是阿Ｑ的成功塑造，亦给台湾的小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
　　作用于黄春明，就有了《锣》。主人公憨钦仔藏身于防空洞，与借宿于土谷祠的阿Ｑ一样，都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前者曾以打锣为业，后者也曾是个“真能做”的短工，但随后都失去了工作。虽然面临生计问题，但他们的七情六欲一样不缺，憨钦仔之于疯彩，类乎阿Ｑ之于吴妈。二人丰富复杂的性格亦同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自尊、自大、自欺欺人，并夹带着虚荣的成分；都迷信、狡黠，得意时忘乎所以；甚至都有过小小的“中兴”——因重新打锣（憨钦仔）和在举人家里帮忙（阿Ｑ）而焕发精神，得到新的敬畏——使情节再起波澜。尽管鲁迅的立意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14}，黄春明的倾向则是怜悯苦难、开掘人性的光辉，但其人物塑造同样成功——阿Ｑ成为超越时空的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而憨钦仔也成为台湾社会转型时期弱势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两位作家在高扬现实主义、人文主义、民族自强意识方面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作用于吴锦发，则有了《指挥者》。小说中，也写了一个阿Ｑ式的人物——阿根。他“从小学到大学、到军中……一直都活在别人的指挥之下”。但在这“无爱”、“无信”、“无真”的社会里，终了还是被人出卖。于是“突发奇想”，拿着退职后让渡的股金去“搞色情有名的”饭店里，“用这笔钱叫一个顺意的女人，好好发泄一下，好好地也当一次指挥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不阿Ｑ又能怎样？不阿Ｑ能活得下去吗？”从中，亦可看出鲁迅推出的典型形象对吴锦发塑造小说人物的巨大影响。
　　此种影响还见之于白先勇的《冬夜》。作者曾明确说过：“我自己认为《冬夜》与《在酒楼上》无论人物、气氛、主题，都极相近：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及理想无由实现后的罪疚感。吴柱国、余嵚磊与吕纬甫可以说是血缘很近的人物。”{15}其实，何止《冬夜》一篇呢？《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其思想性格的愚昧与木讷，也与《故乡》中的闰土有着精神上的联系。
　　这影响，体现于艺术的表现。
　　鲁迅的创作是以冷静、客观为特征的。在艺术表现上，他既敢于突破传统，又善于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当年，茅盾就曾预言：这些新形式会“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16}。此后的八十多年间，茅盾的预言早已见证于大陆文坛；而在台湾，这一预言也在不少作家的创作中得到验证。  
　　曾经于“文革”初期回归大陆数年的陈若曦出版过两部短篇小说集《尹县长》及《老人》，不仅总体风格与《彷徨》、《呐喊》相类似——以小说形式，从各种角度，开展社会批评，而且在叙述角度、表现手法的运用上也与鲁迅有近似之处。比如《尹县长》就跟《孔乙己》一样，亦是运用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叙事观点，来讲述一个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县级干部，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居然被枪毙的悲剧故事。而且，在这篇小说中，陈若曦还“运用低沉的笔调，酿造出一股阴森的气氛，使人联想起鲁迅的名著《药》里面，革命分子受刑时的恐怖。《狂人日记》中，鲁迅最后提出了他有名的呼吁：救救孩子！这个呼吁，五十年后在陈若曦的《晶晶的生日》里以不同的方式，再度出现。”{17}
　　对于鲁迅有深入研究的白先勇，亦把研究的心得带入自己的创作。他坦承：“我自己的小说，也力求做到客观冷静，不带夹评，含蓄不露”{18}。甚至，在一些作品结尾的处理与氛围的渲染上也都与鲁迅的作品相似。比如《药》（鲁迅）的结尾，两个同样失去儿子的母亲（夏瑜之母与小栓之母），在墓地相遇。此情此景，小说的描写是：“微风早已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而《思旧赋》（白先勇）中，也写到了两个老妇人——李公馆的仆人罗伯娘与当年李家少爷的乳母顺恩嫂。她们经历了李府从显赫到颓败的过程。如今，夫人死，小姐走，少爷也成白痴，任凭口水滴挂到衣襟上。面对此情此景，顺恩嫂不禁呜咽的干泣起来。而结尾的一段是：“一阵冬日的暮风掠过去，满院子里那些芜蔓的蒿草都萧萧瑟瑟抖响起来，把顺恩嫂身上那件宽大的黑外衣吹得飘起，覆盖到胖男人的身上。罗伯娘伫立在草丛中，她合起了双手，抱在她的大肚子上，觑起眼睛，仰面往那暮云沉沉的天空望去，寒风把她那一头白麻般的粗发吹得统统飞张起来。”这种挽歌式悲剧氛围的渲染，真是与《药》如出一辙。
　　曾有论者将鲁迅的《故乡》、《在酒楼上》与《孤独者》等小说的情节结构归纳为“‘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也称之为‘归乡’模式。”{19}而在这一模式中，今昔对比的手法是普遍使用的：少年闰土（《故乡》）聪明、勇敢、天真烂漫；可是到了中年的他，却变成了迟钝、愚昧的“木偶人”。当年的吕维甫（《在酒楼上》），“敏捷精悍”，热心于改革；但曾几何时，他已消沉、颓唐，无力自拔。还有魏连殳（《孤独者》），年轻时，也曾激烈过；然而后来的他，甚至绝望到了心死的地步。品读钟理和的作品便会发现，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他的系列小说《故乡》的各篇之中：年轻时的挚友，曾与“我”一起“呼卢喝雉”，“大聊”文学的炳文；竟在多年后变成了“压干瘪了的萝茯干”，“看上去，有如一个白痴”。不仅丢掉了工作，而且“打去年起，逢人就说要卖水泥，这里那里去骗钱”（《竹头村》）。二十几年前的阿煌叔，“慓悍”、“魁梧”，干起活来，“认真、利落、卖力”。可如今，他却“懒得做工，懒得动弹”，“对这世界不怀任何侈望”（《阿煌叔》）。显然，钟理和借鉴了鲁迅今昔对比的手法与“归乡”的模式，甚至，连作品中失落、伤感与怅惘的情绪，反省自我与社会的思考，也同鲁迅的小说相似。于是，借鉴使其深刻。固然，如阿煌叔所言，“人，越做越穷！——我才不那么傻呢”。可是，真若“越做越穷”，“则我们这个世界将如何”？因此还得振作，以改变这“越做越穷”的不合理现象。钟理和在《阿煌叔》中写下的最后一句是：“我只希望，那句话只是他个人的一种错觉……。但愿如此！”而鲁迅则在《故乡》的结尾，给我们升起了那轮象征理想的“金黄的圆月”，写下了“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著名格言。二者的生命体验不尽相同，但在寄望于未来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影响带来的相似，还可见之于王拓的小说《一个年轻的乡下医生》。且不说场景描写、人物塑造，就连悲凉的基调与若干语句的使用也都与鲁迅的《故乡》、《孤独者》相仿佛。
　　在论及鲁迅时，施叔青曾回忆：“中学时读鲁迅的《狂人日记》，给了我很大的震动”{20}。陈映真则写道：《阿Ｑ正传》“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21}。杂文家柏杨也表示：“我的小说倒是学鲁迅的”，“真的受了鲁迅的影响”{22}。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话在台湾作家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至于鲁迅的影响在台湾小说史上的作用，不妨再检视一下前述受到鲁迅影响的作家：
　　赖和，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期，就先后发表《读台日纸〈新旧文学之比较〉》、《谨复某老先生》等文章，为台湾新文学开辟航向；更在创作实践上，运用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全面出击。同时，他还主编《台湾民报》文艺栏，以此为阵地，推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培育了一大批文学创作方面的新人。杨逵，崛起于30年代，吴浊流活跃于40年代，前者的《送报夫》、《鹅妈妈出嫁》与后者的《陈大人》、《亚细亚的孤儿》使得三四十年代的台湾文坛，没有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高压钳制而失去民族反抗的呼声。前者虽屡遭监禁却不停止斗争，被喻为“压不扁的玫瑰花”；后者在台湾光复之后创作的《波茨坦科长》、《幕后的支配者》等作品，则是依旧保持了忧国忧民的本色与社会批判的锋芒。钟理和，“他为整个五十年代的台湾农村留下了珍贵的记录”{23}；黄春明、陈映真与王拓则是反映了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生活、政治图景、百姓命运与精神状态。其拥抱生活的人文关怀精神、关注民族命运的社会批判意识，都表明他们是台湾光复后两代乡土文学无可争议的代表作家。而白先勇的精致短篇，更是此一时期台湾现代派作家“将传统溶于现代，借西洋揉入中国”{24}的成功实践。还有80年代的吴锦发，他的《囊芭》、《叛国》、《春秋茶室》、《有月光的河》等作品，或针砭时弊，或回顾历史，关注弱势族群的生存状态；而蓝博洲，则于９0年代，以其政治性题材的作品——《幌马车之歌》与《寻找剧作家简国贤》，参与到民主化的时代洪流里去。处在一个世纪的末尾，面临新千年的开始，他们的作品体现出了对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的强烈关注之情，袒露出深刻的人文关怀，以及精心探索的艺术追求，亦无愧于八九十年代台湾文坛上的佼佼者。
　　日本学者尾崎秀树在评论吴浊流的作品时指出：“中国文学的传统活在它里面。在鲁迅和茅盾里面可看到的属于人生派的凝视现实之眼，也存在于吴浊流”{25}。我以为，此话挪用于前述其他作家，也同样是适用的。其实，鲁迅对台湾作家的影响并不限于前面提及的。由于战后台湾的特殊性，１９8７年以前的许多台湾当代作家未能像聂华苓、陈映真、白先勇、施叔青等人那样有机会看到鲁迅小说原著。但是，通过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等前辈作家的创作，他们仍是间接地感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从而承续了五四时代精神与现实主义的传统。
　　既然，受到鲁迅影响的作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且成为台湾小说发展各阶段上的代表作家，那么这种影响的作用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不是一时的，而是久远的；不限于“表现的深切”，也体现在“格式的特别”{26}上。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绕不开鲁迅。谈及同一时段的台湾地区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同样是如此。
　　王震亚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台湾民报》三卷一号，1925年1月1日。
　　②{13}{17}白先勇：《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白先勇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第256页、第256－257页。
　　③马森：《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鲁迅》，《台港文学选刊》2001年第1期。
　　④{1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⑤许寿裳：《鲁迅的精神》，《台湾文化》第1卷第2期，1946年11月1日。
　　⑥许寿裳：《鲁迅的人格和思想》，《台湾文化》第2卷第1期，1947年1月1日。
　　⑦⑧赖和：《读台日纸〈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第221－222页。
　　⑨黄春明语，转引自王晋民、邝白曼编著《台湾与海外华人作家小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10}陈映真：《陈映真文集·序》，《陈映真文集——小说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版。
　　{12}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文集·文论卷》，中国友谊公司，1998年版第27页。
　　{14}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
　　{15}{18}见白先勇1990年元月28日致袁良骏的信，转引自袁良骏：《白先勇小说艺术论》1991年版第257页、第256－257页。
　　{16}雁冰：《读〈呐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10月8日。
　　{1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20}转引自王景山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
　　{21}陈映真：《鞭子和提灯——〈知识人的偏执〉自序》，《陈映真文集——杂文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81页。
　　{22}转引自王景山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23}陈映真：《原乡的失落》，《陈映真文集——文论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11月第177页。
　　{24}白先勇：《“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台港文学选刊》1986年第1期。
　　{25}尾崎秀树：《吴浊流的文学》，《台湾文艺》第41期，1973年10月。
　　{26}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文：黄　健 出处：《名作欣赏(学术专刊)》 2007年第12期
      
　　关键词：鲁迅小说 现代性 品格批判 理性 文体创新
　　摘要：鲁迅小说的现代性品格，在于鲁迅深邃批判理性的精神表现和匠心独运的艺术创新。鲁迅小说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理性精神，在对历史的整体观照和对现实的理性审视中，揭示并批判了传统文化积淀所造成的病态的民族心理结构，从事着以思想革命为契机的重塑民族性格的跨世纪文化工程。而且，鲁迅立足于主观理性的创作倾向，将敏锐、深邃的思想与新颖、高妙的艺术表现相融合，创造出了异彩纷呈，堪称典范的小说形式。
　　
　　鲁迅是一位最具主体思想深度和艺术创造力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穿透历史，逼视现实，在对我们民族整体性历史反省和现实审视中，发掘出我们民族的苦难与新生，绝望与希望，命运与性格，这些作品体现了鲁迅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批判传统文化，创建科学、民主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思想成果和艺术成就。鲁迅的小说以“忧愤深广”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格调，写出了代表我们民族历史的过去——几千年封建社会造就的民族病态的心理结构和愚弱的国民性格；写出了中国现实的需要——以深入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改造中国贫弱、愚昧的现状；还写出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反省和批判民族弱点，吸取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中实现人的健全发展，鲁迅小说的现代性品格得以艺术地呈现。
　　
　　一、忧患意识中闪烁着批判理性的精神
　　
　　鲁迅是饱含着忧患意识从事小说创作的，忧患意识使得鲁迅的小说呈现出深挚的主观激情和强烈的批判理性精神。早在辛亥革命前，鲁迅对我们民族的危机就有着深沉的忧患和忧愤，他早期的几篇文言论文，着力探讨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反复强调改革中国，切不可“舍本就末”，要抓住“根柢”，这“根柢”便是“立人”，是铸造国民新的特质，例如，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位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①还提出了对民族文化变革的总体构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五四”时期，鲁迅把沉痛和愤激化为对封建宗法制度以及对各种腐败的封建文化观念锐利的批判，他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揭露封建文化在国民心灵中造成的巨大创伤，深入剖析并揭示出被封建道德和礼教所扭曲的、变态了的可悲的灵魂。具有主观理性色彩和深度的忧患意识，使鲁迅的小说创作具有了深邃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家的睿智融合着艺术家的情感热力。鲁迅立意要做精神界之战士，他以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开展思想启蒙工作，并进而改造国人愚昧和麻木的灵魂。鲁迅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说：“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②此外，鲁迅还以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心力从事小说创作，他的小说不仅思想性鲜明而深刻，而且篇篇浸透着他强烈而感人的主观情韵，他讲述的可悲、可叹的人生故事，塑造的富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深度的人物典型，解剖的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病态的灵魂，描绘的具有深邃象征性的文化环境，无不凝结着感人至深的作家的情感热力和艺术表现力，人们从中领悟到意味无穷的人生意蕴，身心随之经受着精神的洗礼和艺术美的陶冶。
　　二是站在时代制高点，穿透历史，逼视现实。时代呼唤鲁迅的诞生，鲁迅也以他卓越的思想成果及文学成就，贡献于时代，并催促了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越。鲁迅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他在小说创作中倡导思想启蒙，提出了批判传统文化痼疾，改造国民精神，创建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时代主题。《阿Ｑ正传》是鲁迅对辛亥革命作批判性历史总结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鲁迅解剖国民性和改造国民性的力作。塑造阿Ｑ典型，鲁迅是把人物置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来描写，以沉痛的忧患意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关心他的苦难命运，并且剖析了他身上已达病态的思想性格弱点——精神胜利法，以此批判了阿Ｑ身上呈现出来的愚弱麻木的国民性。《故乡》、《风波》等小说在时代氛围中，揭示出“未庄”式农村普遍存在的愚昧、落后、保守的封建思想意识，显示着非凡的历史深度和现实批判性。《故乡》中的闰土饱受生活的磨难，“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把他逼向绝境，加之，封建等级观念和伦常礼教思想的毒害，使他成为一个愚昧、麻木、木偶般的人了。鲁迅既写出了闰土现实生活的艰难处境，描写出他善良和淳朴的思想性格，也对他可悲、可憎的落后封建意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让人们认识到社会现实的严酷，认识到封建等级观念和伦常礼教对人的独立人格和个性的扼杀。《风波》在风俗画一般的描绘中，让人们品味到封建宗法制农村中愚昧、狭隘、落后意识的根深蒂固，小说写出了江南农村近于凝滞的生活气氛，张勋复辟引起的社会动荡，在这里仅仅围绕着七斤辫子的去留问题，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风波，而且风波过后，生活又都恢复了常态。《风波》以无泪的悲哀，写出了愚昧、狭隘、落后的封建传统思想在人们心中的积淀，写出了这一思想意识的现实危机。鲁迅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以小说创作从事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的伟业，他在小说中解剖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在国民心中积淀所形成的畸形的社会心理结构，揭示了以民族潜意识为根基的国民的劣根性，这些显现着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小说力作，同时具有催促社会进步，重铸国民灵魂的巨大的现实意义。
　　三是肩负社会改造和文化变革重任的深沉的使命感。鲁迅以小说创作参与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变革，他以文学活动，特别是小说创作开展思想启蒙工作，并进而改造国人愚昧和麻木的灵魂。鲁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由文体革命进入思想革命的首倡者，他的小说不仅率先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还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相结合，因表现的深切，而震撼了整个社会，有力促进了社会改良和时代进步。他在《呐喊•自序》中表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在该文中还进一步表明道：“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促使鲁迅的小说创作，立足于人性改造和社会变革，深入思考和探寻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鲁迅在小说中回答了许多关涉中国历史本相和现实革命的重大问题。《狂人日记》中，作者以悲愤激越的描写，暴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形象地揭示了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制度的本质特征：“狮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作品促使人们深刻地反省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直面伪善外表掩饰下的残酷的现实人生，忧患几近死灭的腐败中国的未来命运。鲁迅在《药》这篇作品中，写了愚昧麻木的国民和不被民众理解的革命。夏瑜抱救国救民之志，进行反清革命，被族人出卖入狱，依然大义凛然，宣传革命道理，然而他的慷慨宣传竟成了茶馆里众人谈笑的资料，更为可悲的是，他为之而献身的民众，却把他的血用作治病的灵丹妙药。这篇作品警策人们，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它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先导。

　　二、主体情韵和客体特性浑融的现代小说语言
　　
　　古典白话小说文白夹杂，雅俗共存，语言格式不和谐，表述呆板单调，缺乏个性和生气。鲁迅的小说创作率先使用纯然的白话体，它在语汇、语法和表现形式等方面与古典白话小说都有质的区别。鲁迅创造了现代白话体小说，他的《狂人日记》开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之先河，而且使白话文运动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他的其他白话小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小说语言的现代化。鲁迅的白话体小说，始终坚持从民众口头选取活的语言，并加以艺术提炼，使之准确、鲜明、生动，这些白话语言的运用使他的小说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令人耳目一新。
　　鲁迅小说的语言简练、准确、鲜明、生动，而且富有主体情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谈及到自己为何在小说创作中运用白描语言：“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③。至于白描的妙处，鲁迅又在《作文秘诀》一文中说：“‘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④显然，鲁迅小说的白描是高层次的“点睛白描”，是“入化入骨”的白描。这种白描语言是在吸取了中外小说语言精华的基础上，加以艺术创新而成的，它避免了中国传统小说描写粗线条勾勒，描写不够深入，特别是人物塑造缺乏生命完整性和心理自足性的弊病；还避免了西方小说描写过于集中、细腻，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的表现缺乏节制的倾向，这就使得鲁迅小说的白描既突出了客体的特征，达到鲜明生动，形神兼备，又流露出主体穿透客体的敏锐、透彻和抒情意味，总之，这种白描语言雅俗得当，自然流畅，有生活的实感，还具有文化意蕴和主观理性的深邃，是高度个性化的现代小说的语言。我们可以举几个典型例子，《故乡》的开篇部分写故乡凋零破败的景象，鲜明而真切，流露出作者沉痛、悲哀的主观情韵。写闰土的肖像，很简略，却很能抓住特点：先前紫色的圆脸，已变作灰黄，皱纹很深，眼睛的周围肿得通红，先前红活圆实的手也很粗笨，开裂得像是松树皮了。接下的描写进一步深入，直至勾画出人物的灵魂，写到：“见到我后，闰土的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终于恭敬地叫出一声“老爷！……”这一称谓蕴涵着多么浑厚的人生悲剧的内蕴，浸透着作者沉痛而鲜明的主观情感。《祝福》中对祥林嫂的描写同样是准确、传神，透出主体的精神特性的，作品写祥林嫂“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里描写出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人生悲剧的一幕，祥林嫂命运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以及作者深有感触的内心沉沉的悲哀，都在瞬间鲜明而逼真地传输给读者，造成了极富表现力的艺术效果。
　　
　　三、以主体意识和理性深度为艺术之魂的文体创新
　　
　　鲁迅是创造小说新形式的典范，与旧小说单调、僵化的文体形成鲜明对照，鲁迅小说的文体样式异彩纷呈，开掘得极其深刻，格式新颖独创。鲁迅以超拔的眼光，独到的视角，匠心独运地从事着对社会人生的审美选择，并以异常深邃的主观理性的批判意识进行艺术的创造。鲁迅善于吸取西方小说艺术的精华，对中国传统小说技法有批判地加以继承，特别是他能够恰到好处地融洋化古，创建最有益于深化思想意蕴，最富有艺术表现力的文体样式。首篇小说《狂人日记》便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震动了整个文坛，之后的一系列短篇几乎篇篇有新的形式，这些新形式无不给时下的小说创作以极大的影响，正如当时沈雁冰（茅盾）所评价的：“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实验。”⑤可以说，鲁迅具有客观写实性的典型塑造，对人生派和乡土写实派小说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他主体强烈渗入的精神表现，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的创作开阔了艺术表现空间；他吸取西方现代派技法的小说，使人们领略到现实世界与灵魂世界复杂微妙的关联，强化了小说的人学内蕴。
　　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鲁迅将主观理性渗入客观描绘之中，运用新颖独到的艺术表现形式建构了这一艺术世界。在这里，有的作品是用日记体的大胆直白，借助于精神病患者的狂言辣语向“吃人”的封建社会宣战（《狂人日记》）。或用“疯子”激愤的语言痛责几千年传统社会的罪恶，发出社会革命和人性解放的宣言（《长明灯》）。有时采取单刀直入，纵向深入描叙与层层心理剖析相结合的写法，揭示出富有典型性的畸形、变态的国民心理素质，在异常深刻的灵魂剖析中，达到了对中国历史本质及民族性格弱点的深度透视，读来令人为之而震惊（《阿Ｑ正传》）。有时凭藉“我”对人生的哲理感悟，层层深入地揭示社会衰败和人心颓萎的生活真相（《故乡》）。也善于双线纠缠，明暗相衬地揭示社会的双重悲剧（《药》）。甚至围绕一偶发事件，如七斤辫子的有无，写出重大社会事件在封建性闭塞的农村引起的反响，揭示在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毒害下，农民思想意识的愚昧、狭隘和保守（《风波》）。还有的则通过几个富有意味的代表性画面，塑造了互补性形象，深化了思想意蕴，《祝福》里的祥林嫂，《离婚》里的爱姑，一个迷信天命，逆来顺受，另一个富有个性，敢于抗争，然而，她们都因长期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奴役，结果在看似不同，实则一致的诡秘、阴鸷的封建思想意识的重压下，都不可避免地被封建势力所吞噬。《孔乙己》和《白光》，看似嘲讽迂腐旧式书生的愚顽、荒唐，实是痛责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孔乙己》将全篇的情景和事件通过一个酒店小伙计的视野徐徐展开，在平静、客观的审美观照中，渗透着作家主体对传统文化和人性病态的理性批判，而《白光》则深入发掘了一个被封建传统文化毒害甚深的，屡试不第的腐儒的病态心理，集中描写了他在功名利禄思想的驱使下，迷惑于眼前的“白光”——银洋的心理幻觉，并一步步走向死亡深渊。在《肥皂》和《高老夫子》中，作者用一块肥皂和一块瘢痕，将假道学卑琐的性意识加以放大，通过对特殊细节的反复强调，拆穿并嘲讽了道貌岸然的假道学内在狭邪的心性。《示众》紧紧围绕一个戏剧性场景——看犯人进行细节的刻画，被描写的众人皆是神情麻木的无聊的看客，他们彼此鉴赏着对方的苦楚，从中获得了无可名状的心理满足，作品以此暴露了病态的国民心理素质。还有的则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以抒情笔调娓娓吐露着人物的心声（《伤逝》）。总之，鲁迅的小说寓深邃的主体精神于形象化、典型化的描绘，在匠心独运，而又颇具意味的艺术表现中，蕴涵着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心力和卓越的创作才华。
　　鲁迅还以冷静、清醒的主观理性思维，以拿来主义的眼光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养分，使得他小说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力更具神奇的魅力。现代主义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明显存在的，它赋予鲁迅小说异乎寻常的内涵和格式，当时，鲁迅有一个多少显得有些偏激的观点，他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还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说：他创作《阿Ｑ正传》时，“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⑥我们应该看到，现代主义尽管内容很庞杂，而且有消极性，但它总体上的反传统和绝端主体性倾向，却与高扬人的生命的感性力量的“五四”个性解放和自由主义思潮相关联，正因如此，鲁迅才大胆而热情地从现代主义中吸取精神养分，这使他的小说创作既显示出格式的特别，又洋溢着时代精神和现代气息。鲁迅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对现代主义的吸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象征主义的意境和思维，这使他小说的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有着深沉的内涵和特别的意义。二是精神分析法的运用，这深化了鲁迅小说灵魂的艺术。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鲁迅小说的象征主义艺术特征。鲁迅小说“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主要体现在高度典型化的人物塑造，和异常深刻的象征意义，这使得他小说的人物形象和环境氛围凝聚了历史的内涵和现实的本质。《狂人日记》在当时就被评价为“用写实笔法达寄托（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的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书报介绍栏”）。作品假狂人的视角和思维审视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现实充斥着“赵家的狗”，“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狼子村”的人们，恐怖的气氛和惨白的月光，狂人追究历史的答案是，从史书的字缝中发现，处处写着两个字——“吃人”，这些都是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意义的神来之笔，它们所揭示的封建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吃人罪恶是极其深刻的。在《孔乙己》《白光》《祝福》《药》等小说中，鲁迅所描写的“鲁镇”既有典型性，又有着深层的象征性意蕴，这一文化环境中处处显示着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困境和荒谬。“鲁镇”寓指着传统文化环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孔乙己式的可悲可笑的人物，他们是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而造成性格和精神都有严重病态的人物，我们还看到了祥林嫂、华老栓等被封建道德和迷信腐蚀了心灵，麻痹了意识的愚弱的国民，他们身处精神的地狱而全然不知。在《阿Ｑ正传》《故乡》《风波》等小说中，鲁迅则描绘了同样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意蕴的“未庄”文化环境，它是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缩影，在这里，封建等级观念和礼制秩序始终奴役着着农民的思想和精神，并造成了农民愚昧、保守、狭隘、落后的意识。荷兰著名比较文学家佛克马曾对鲁迅小说中的象征意义给予高度评价：“鲁迅的许多作品，都可以从政治意义或象征意义两方面加以解释。这种模棱两可的特点，赋予作品以更丰富的含义。”⑦
　　再来看一看鲁迅小说对精神分析法的运用。《肥皂》和《高老夫子》，这两篇作品在鞭挞和揭露鄙俗的封建旧派人物的伪善、肮脏的阴暗心理时，借助于一系列潜意识活动的描述，艺术表达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两个市井无赖的几句下流话挑起了四铭的贪婪淫欲，回家后与老婆谈起女丐时，骂市井无赖，夸女丐是孝女，思绪却始终围绕着用肥皂“咯吱咯吱”地洗一洗，这一潜意识的流露，正暴露出他内心里肮脏的欲念。《高老夫子》中不学无术、低级庸俗的假道学高尔础，怀着看女学生的欲望去女校教历史，结果被女学生“蓬蓬松松的头发”搅得心慌意乱，异常紧张、敏感，总疑心话说得有误，还担心额角的瘢痕遮盖得不严，潜在的好色心理使他窘相百出，狼狈不堪。《白光》的精神透视完全是对一个屡试不第的腐儒的病态心理的解剖。功名利禄已成为陈士成意识的全部内容，屡试不第的痛苦造成他神经的纤敏脆弱，学童的读书声竟使他憷然一惊，发财的幻想则导致了他严重的精神变态，他梦想着能从祖传的宅院里掘出藏镪，结果，眼前幻化出的“白光”诱惑着他一步步走进死亡的湖水之中。这篇小说逐层深入地剖析了主人公失去理智的心理流程，对表层意识、潜意识及变态心理倾向的揭示细致而微妙。《离婚》这篇小说，写实的描摹与人物潜在的心灵透视密切结合。勇敢、泼辣的爱姑，面对着故作姿态而又显得高深莫测的七大人，竟异常慌乱 ，不知所措，自然而然地败下阵来，爱姑在“离婚”这场戏中的败北，完全是由积淀于潜意识中的农民病态心理弱点所造成的。一九二四年鲁迅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该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融合。厨川白村很有卓识，他消除了弗氏理论的偏激，将广义的生命冲动取代“性底渴望”，对此，鲁迅给予充分肯定。实际上，鲁迅是以主观理性精神，批判性地吸取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潜意识理论运用于对人物灵魂的深入开掘，这便产生了他的一系列异常深邃的透视人的灵魂的精神小说。总之，主观理性倾向的创作，使得鲁迅的小说艺术在文学语言、文体特色，以及将现代主义升华为现代性等方面，新颖别致，独树一帜，因此，他的小说在艺术表现上被人们由衷称道为“格式的特别”。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黄健，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７页。
　　②③④⑥鲁迅：《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００页，第１０２页，第２０５页，第１０１页。
　　⑤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１９２３－１０－８。
　　⑦（荷）Ｄ•佛克马：《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见《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文：张爱军 出处：《名作欣赏(学术专刊)》 2007年第12期
      
　　关键词：名与实 虚妄 现世行动 哲学
　　摘要：通过对《呐喊》《彷徨》《野草》等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名目”的欺瞒性不断揭露与讽刺，对于与“名”对立的“实”称赞与颂扬，是贯穿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鲁迅用“走”的行动哲学，至死不恕的韧战精神， 反对一切名目的虚妄，证实对现世的执著，对终极价值的坚守。
　　
　　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传统文化，因孔子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把“名”放在言的首位，凸显了“名”的社会功利性，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对“名”的顶礼膜拜，“名”逐渐成为套在身上的桎梏与枷锁。“五四”时期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意识到“名”对人的压迫，对“实”的遮蔽作用。因此，对于“名目”的欺瞒性不断揭露与讽刺，对于与“名”对立的“实”称赞与颂扬，成为鲁迅对人类生存进行形而上思索的内容之一，也是贯穿他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无物之阵”是无实之名的大展览，这儿“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这些名称曾经干净过，如今却成为一件污秽不堪的外套，掩盖着真正的敌人，使战斗变得分外尴尬：敌人一次又一次逃脱，战士无法与真正的敌人交锋，胜利的内涵发生了裂变。由名目构成的“无物之阵”是一堵无形的鬼打墙，他无处不在，所向披靡，具有巨大的腐蚀力：它使战士不是战士，使战斗失去意义，“使猛士无所用其力”，它游戏一切，颠覆一切，消解一切，而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使战士蒙受戕害慈善家等新的罪名。
　　“‘无物之阵’中横行的是名，鲁迅看透了‘名’是裹在僵尸身上的美丽的衣服。僵尸决不是骸骨赤裸的舞蹈，而是穿着美丽的衣服（仁义道德等名），干着吃人的勾当。”①以名害人是他惯用的伎俩，“无物之物”到处飘荡，如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失去依附的幽灵，如一道神秘的咒语，如永远走不出的迷宫。然而“这样的战士”面对敌人杀人不见血的武器，毫不畏惧，他举起了投枪，以决绝的战斗姿态与无实之名对立着，这种坚定的毫不妥协的实战精神表达了作者对于名称与花样的极端愤恨与憎恶。写本篇三个月后，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他以辛辣的笔调再次对虚名进行了绝妙的讽刺：“忘却了你们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的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②
　　对于那些带着假面具，“假借大义，窃取美名”③，以名招摇者，鲁迅则“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④。《彷徨》中的高老夫子是个“思想极端腐败、连高尔基的姓名都不了解的人物”，作者偏让他改名高尔础，对这个好虚名的假道学，作者极尽讽刺、调侃之能事，给他冠以各种头衔：“高老夫子，高尔础、高老师、高干亭、老杆、础翁。”这些看似矛盾的称谓指涉同一个人，把他不学无术、卑鄙下流、装腔作势、附庸风雅、故作正经、热衷虚名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高老夫子有两大爱好：照镜子与打麻将。文章开篇从“这一天，从早晨到午后，他的工夫全费在照镜”写起，镜子是文中反复使用的道具，共出现五次，有强烈的象征意味。镜子与虚假、幻象、易碎相连系，暗示了高老夫子热衷的“新学问、新道德”都是不堪一击的虚假的幻影。“一枝夭斜的横枝”，“从深邃的鼻孔的海里传出的”嘻嘻的笑声，把他罩在各种名声下的卑劣灵魂击得“仿佛欠缺了半个”， “但他当即醒悟”，在打牌时重新完成了灵魂的拯救。他用“狗屁”二字与“尔础高老夫子”之名彻底决裂，陷入另一种“实”，“打出来的骨牌在初夜的寂静中清澈的作响”，使他渐渐舒适，乐观，“世风也终觉得好了起来”。
　　鲁迅对这种“头少帽多”的“纸糊的假冠”如此憎恶，因此他笔下的特立独行之士常常拒绝命名，以不屈不挠的实战精神揭露“名”的欺瞒性。过客“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的，我也记不清楚了，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听到过第二回”。过客对称谓毫不在乎，表现了对虚名的轻视与怀疑，他用实际行动显示着“名”的虚妄：尽管前面是坟，仍听从远方声音的召唤，坚定不移地朝前走。
　　孤独者魏连殳对于“名目”具有同样的冷淡与轻视：“我称你什么呢？我空着，你自己愿意称什么，你自己添上去吧，我都可以的。”“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
　　一切称谓在此都失去了意义，“我”陷入了生存的悖论：胜利、失败，憎恶、喜欢，热闹、寂寞，舒适、难过都指向意义的反面，成为与所指背离的能指。“我”对一切漂亮的头衔与名目都感到绝望与恶心，“我”用冷笑、长嚎，甚至死亡与无实之名对立，这是孤独者独特的反抗形式。
　　鲁迅一生以实战行为与名目抗战，但是他自己却并不能躲过名目的流弹，而是被头上的各种名目所伤。有时，连他自己“将来的大团圆”，他也“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之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⑤
　　“名目”这件美丽的外套已成为杀人的武器，因此，作者常把一切假面，一切威势，一切招牌，都撕了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⑥这种撕得鲜血淋漓的真面目在《野草》中得到了极致的显现。枣树脱尽叶子和果实，去掉一切虚名和伪饰，单剩杆子，如孤独倔强、傲然挺立的战士，如战士手中的投枪。“一无所有的干子，默默的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这种拥抱孤独、不怕强敌、毫不妥协的韧战精神使“月亮窘得发白”，天空“想要离去人间”。枣树毫无依托、毫不留恋，他知道虚名会使他受伤，伪饰只能削弱他的战斗意志，他一无所有，因而才能一意战斗，才能摆脱许多“蛊惑的眼睛”。
　　《复仇》中的男女脱去绣出各式好花样的外套，“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俩以肉体与世界对立，用生命向世人复仇，以沉默向庸众宣战。“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他们除尖刀外一无所有，一切称谓命名在他们面前都显得尴尬，我们无法说出他们是“将要拥抱”，还是“将要杀戮”，他们俩吸引了如“蚂蚁”“槐蚕”一样多的路人们，“衣服都漂亮”，衣服上或许绣着“学问、道德、国粹”“慈善家、学者、君子”等各式花样和头衔，然而他们是看客，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俩以无言的对立，没有行动的行动，向看客复仇；赏鉴他们的赏鉴，玩味他们的玩味，注视他们的注视，使他们无聊，使他们干枯，使他们疲乏，使他们在“无血的大戮中失了生趣”，而复仇者“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赤身裸体”是鲁迅比较喜爱的一个意象，在他眼中，绣满各种名目的衣服如一个美丽的谎言，是对主体真实性的遮蔽。《颓败线的颤动》中那个垂老的夫人，是一个“活到了生的极限”（片山智行语）的被遗弃的“牺牲”形象，面对儿女们的冷骂和毒笑，“她开步在黑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头上只有高天，并无一个虫鸟飞过。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诅咒……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这段文字形成的视觉效果是触目惊心的，在象征层面上表达了鲁迅对名目甚至语言的憎恨。受尽侮辱的老夫人脱去由各种名目织成的肮脏外套，在天地间显露出纯洁的肉体（实）。此岸世界的一切命名方式都已陷入绝境。“名”在“实”面前显得肮脏多余，仓皇逃脱，只有留给我们的心灵的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震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铸剑》中的黑衣人不但拒绝命名，认为“义士”这样的称呼会冤枉我，“孤儿寡妇”这样的称呼使人受了侮辱，更把“仗义、同情”这些在常人看来伟大光荣的字眼押上审判台，认为“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 “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⑦，“正人君子”是“新时代里精神的资本家”，他们拿走“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自称“太阳与温泉”，赏赐给你恩典，“无非要你报答一点”，否则 ，便用“忘恩负义”给你治罪，使你“身败名裂”⑧。黑衣人看穿了正人君子的鬼把戏，也看清了那些虚名的丑陋本质，所以他说“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黑衣人对“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⑨给予彻底的批判和揭露，以强烈的复仇行为作为与“名”对立的“实”，与虚名抗争，向世人复仇。他似乎专为复仇而生，不求任何回报。这种至死不恕的韧战精神正是作者的生命哲学：执著现世，注重行动，轻名重实。
　　影子拒绝天堂、地狱及将来的黄金世界等一切“心造的幻影”，在时间上否定过去与未来，在空间上排斥天上与地下，只剩下无可逃避的现时世界，它将独自远行。影子的“独自远行”与人类的“走”具有同样的价值，都是以实际行动反抗好梦与天国等一切虚妄的命名，证实生命的存在，实现灵魂的自我拯救。只有“现在”才能让生命具有在场感，才能真实地显示“我的在”。鲁迅曾说过：“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题目，都交了白卷。”鲁迅无情地撕破梦幻的面纱，将血淋淋的碎片置于现在，并强调当下之行，“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二十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紛{1}痛快淋漓的语言既有对“当下之行”（实）的赞赏，又包含了对虚妄之名的痛恨。
　　过客听从“绝对命令”的召唤，坚定不移地朝前走，影子义无反顾的“独自远行”，是对现世的肯定，也是对现世的诅咒。过客不愿回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过客把“名目”放在首位，表达了他对“名目”的极端憎恶与恐惧，“名目”对人的压迫与戕害要超过“驱逐与牢笼”，一切见不得人的勾当都要借“名目”的掩盖与包装。统治者统治需要“名目”，地主剥削需要“名目”，土匪杀人需要“名目”，谣言家造谣需要“名目”，封建礼教吃人也要借“看脉”这“名目”揣揣肥瘠。“名目”是“无物之阵”，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是统治者统治的烟幕弹。“皇帝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11)名目一旦与权力话语结合在一起，便能操纵生死大权，随时置人于死地，使人毫无申辩的可能。即使吃人，也要“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被吃者，“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这是他们的老谱”。鲁迅借狂人之口揭穿了统治者“吃人”的老谱，揭露了“名目”的吃人实质。
　　鲁迅否定了将来、希望、理想、黄金世界等一切虚幻的美名，让人们正视现实社会的真实本质：“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现在的世上，应该是执著现世，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12)执著现世是对生命的理解，也是一种实干的人生态度。
　　鲁迅用“走”的行动哲学反对一切名目的虚妄，证实对现世的执著，对某种终极价值的坚守。前面虽然是坟，过客仍拒绝任何虚名，以“走”的方式证明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即使明知是死，死火仍选择“烧完”。这种行动的哲学正是对现世“纠缠如怨鬼”一般的执著，对死亡的超越，对绝望的抗战。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爱军，文学硕士，青岛酒店管理学基础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日]片山智行： 鲁迅《野草》全释，李冬木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０２页。
　　②③④⑤⑥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４４页，第１２９页，第１８３页，第３８０页，第２４３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公理”之所在》另：鲁迅曾在《新的蔷薇》（见《华盖集续编》），《辞“大义”》（见《而已集》）中也说过这句话。
　　⑧鲁迅 ：《鲁迅全集》，《新时代的放债法》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版，第４９８页。
　　⑨⑩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版，第２４４页，第２０１页。
　　(11)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版，第２０５页。
　　(12)鲁迅 ：《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版，第４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