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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1858～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初年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因弃之”,“静坐养心”。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1882年,过上海,购读各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返粤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启示，“明今学之正”。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主张“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谓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见经今古文学）。用以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应会试。听到与日本议和，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的消息，震惊愤慨，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说为八月），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随后赴上海设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又赶赴北京，上书光绪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向光绪帝提出不变法即将亡国的严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康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经翁同□奏报推荐，康有为上书统筹全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制度局以行新制。4月,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根据翁同□、徐致靖、杨深秀等人建议,光绪帝于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康有为亦于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深得倚重。康又将所撰《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变政考》等进呈。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支持下，联合一部分帝党官僚，虽然力排旧议，锐意维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时时准备扑灭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为名,将康通缉。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国，再返加拿大。1899年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次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策动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军“勤王”,虽言定在海外筹办经费,却迟迟不寄。自立军因宗旨模糊,经费无着,旋即失败。康亦再无作为。1901～1903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仍以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著作甚丰,有人统计,达一百三十九种。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文：丁国强 出处：《书屋》 2007年第11期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解读康有为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他身上的复杂性是历史造就的。关于康有为其人其言行，后人褒贬不一，褒扬者将其神化成为扭转乾坤的时代英雄，而贬斥者则认为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投机者、伪君子而已，“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退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1〕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似乎都有一种过度阐释的倾向，呈现出激进与保守两种文化态度。
　　在社会变迁与思想危机中，康有为无论如何表现，都具有无法复制的历史意味。因为没有既有的历史尺度可遵循，康有为注定要在争议中推行他的理想。今天，我们尽可以剥离特定的历史情境，来谈论康有为的为人，批判他的保守和冥顽，但是，作为处在时代风头浪尖的先知者、先行者，即使只干对了一件事情就足以令人敬仰。因为没有这件事情，历史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汪荣祖的《康有为论》一书便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康有为是传统士大夫的另类，它将矛头对准了八股和旧的官僚体制，作为开风气之先者，其首发意义是不容低估的。汪荣祖认为：“故当忧患之世，往往但求独善其身，鲜能敛袂而起，冒险犯难，以救国救民自任。至于要能在思想上突破传统，开创新境，更属凤毛麟角。就此而言，康有为以一介书生鼓动风潮，激扬一世，声名匹敌帝王将相，可称异数，洵不多见。”〔2〕
　　康有为的本色是书生，他虽然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没有放弃做学问。“康若有政治活动而无学术思想，无非是二三流的政客；康若有学术思想而无政治活动，最多略胜廖平之徒而已”。〔3〕康有为的学问并没有学以致用，却成了改革的负担和政敌的口实。“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看，康之公羊学以及对儒学的重新诠释，虽不利于变法，却大有利于革命”。〔4〕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在无意中扮演了为革命造势的角色。“康为了变法而设计的哲学诠释，无意间却打开了疑孔和反孔的闸门，自此波涛汹涌，余波荡漾”。〔5维新变法是近现代中国一切改革的源头。
　　
　　康有为是理想主义者。“康有为乐观地深信，他所归宿的大同世界里，是人人皆善的”。〔6〕“康有为的大同不出中西乌托邦思想的范畴，而能融合独创，自成一家。他无疑是二十世纪一位伟大的乌托邦建构者，但他不能自外于其他乌托邦思想家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过于乐观。他的一元论思维与历史命定论归宿于未来的大同，然而以完美的大同世界可以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虽不切实际，却一直是二十世纪动乱中国最爱憧憬的美梦”。〔7〕任何乌托邦都是经不住世俗理性的推敲的，康有为也不例外。从他的梦想中找出谬误来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任何梦想都难以避免其荒唐可笑的一面，但是，正是这份天真和真诚造就了改变历史的冲动。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说：“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为建立其梦想中的新中国的努力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其梦想的内在不合理性或根本不可能实现，而是因为那些并非个人性格与智力方面的原因。”〔8〕梦想的失败并不在于梦想本身的错误，而是在于不可抗拒的外力。梦想是易碎品，受不了历史的颠簸。理想主义者所描绘的蓝图无论如何完美，如何精致，都难以抵抗这种撞击。
　　康有为关于“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制度设计，虽然还是在维护皇帝统治的框架下改革，但是，他改变了洋务运动那种技术层面的变革，开始了对政治制度的探索。这并非是挽救民族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对传统中国人政治智慧的突破。戊戌之后的康有为因为保守落伍而为世人所诟病。其实，康有为的保皇是有其特定历史情境的，并不能简单地抽象为保守主义。汪荣祖认为：“康氏保皇始于戊戌政变之后，保皇一词语含保守封建之意，然康之目的在保立志变法的光绪帝，不惜与执政的保守派政权展开尖锐的政治斗争，甚至军事冲突，其性质颇为激烈，决不保守”。〔9〕康有为的保守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但是，革命恰恰正是建立在变法和改良的基础之上的。革命者和改良派都是在着力找一条新的出路。汪荣祖断言：“康有为不是旧时代的殿军，而是新时代的开创者。”〔10〕电视剧《走向共和》对于反对政治改革的洋务派和激烈的革命派给予了充分肯定，而把以康梁为代表人物的维新派丑化为胡闹而又可笑的书生。其实，否定了维新变法，后来的辛亥革命也便失去了政治变革的逻辑性。康有为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他在政治变革的道路上的历史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唐德刚说：“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11〕
　　既然如此，康有为又何以背负如此之多的非议和嘲笑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晚年康有为的顽固与褊狭。汪荣祖说：“康于民国成立之后，确由批判传统而维护传统。他早年批判传统，意在改革与创新，并无意消灭传统；若传统被消灭，则改革与创新即无依托。但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极端反传统主义’，威胁到整个传统之存在，实逼康不得不起而维护传统。在新一代反传统知识分子的眼里，康自然被视为顽固的卫道人士。”〔12〕作为失败者、流亡者的康有为像是丧家狗一般坚守着自己的保皇理想，他创办《不忍》杂志鼓吹“虚君共和”，参与张勋复辟的闹剧，直到1927年七十岁的他还到天津为溥仪祝寿。他这样毫无结果地忙碌着，他坚信只有自己的制度设计才能使中国从乱世抵达升平世、太平世。他这些过时的政治意见最终成为历史的笑柄。在剧变的时代，康有为的不变更像是在同时代叫板。今天看来，人们确实将康有为这种极具个性化的顽固作风妖魔化了。一个失败者的执著其实是没有那么可怕，不妨作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来看。北大教授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13〕按照这种说法，康有为也是丧家狗。直到临死前，他还对身边的人说：“中国已无我的立锥之地了。”〔14〕
　　人们不遗余力地批判晚年康有为的保守消极，是因为心底里有一个天真的假设，恨不得康有为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扭转乾坤的革命者。对于这样的“重托”，康有为恐怕是不领情的。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已。他认定自己的价值选择是正确的，是有益于天下太平的，而其他政治主张都是有缺陷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历史无法在进行时中验证选择的正确与否。总之，给予康有为的孤独与坚持以“同情之理解”，是很有必要的。
　　
　　注释：
　　〔1〕傅国涌：《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2〕〔3〕〔4〕〔5〕〔6〕〔7〕〔9〕〔10〕〔12〕汪荣祖：《康有为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6、63、64、41、140、110、154、157页。
　　〔8〕（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11〕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47页。
　　〔13〕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自序第2页。
　　〔14〕参见同道：《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文化的断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