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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1908-1966)，上海市南汇人。宇恕安，号恕庵。笔名傅汝霖、移山、疾风、风、雷等。4岁时，其父傅鹏因倾向于革命，为土豪劣绅陷害，抑郁辞世。7岁在家延老贡生课读四书五经，兼请英文及算术教师讲课。11岁，就读于周浦镇小学高小二年级；13岁，升入上海徐汇公学初中，其时开始攻读法文；17岁，就读于大同大学附中期间，曾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其时，发表习作短篇小说《梦中》。18岁时，因带头参与反学阀运动，为逃避大同校董之一吴稚晖的逮捕令，离校回到故乡。19岁，考入上海持志大学一年级，后自费赴法留学。进巴黎大学文科学习，同时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并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21岁，到瑞士游历3个月，在瑞士菜芒湖畔翻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 (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1930年)，这是他最早发表的译作。23岁，应罗马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之邀，赴意大利讲演"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之意义"。是年离法回国，抵沪后，受聘于上海美专，讲授美术史及法文。"二·二八"事变后，美专停课半年，入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前身)担任笔译。25岁，辞去美专职务，26岁，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27岁，应膝固之请，赴南京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次年，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专员名义，去洛阳考察龙门石窟，研究保管问题。29岁，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南行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授美术史大要。36岁，与张菊生、陈叔通等共同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十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37岁，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屠杀学生的12月1日《昆明血案实录》，并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后补理事。其时曾联合在沪的民主运动人士马叙伦、陈叔通、陈陶遗、张菊生等，共同发表反蒋宣言。41岁，赴香港，同年由香港回到天津，应邀为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代表，但因故未出席。解放后，于1954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出席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第一、二、六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历任上海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于1966年9月3日受迫害含冤辞世。

    傅雷系我国现代杰出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从1929年起，就开始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几十年来，一直奋发不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使他的许多译作已近乎炉火纯青的境界，在国内外赢得崇高的声誉。

    他一生所译世界名著达30余部，其中巴尔扎克的名作占了14部。由于他对巴尔扎克深有研究，曾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吸收为会员。其主要译作有：（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三联书店，194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高老头》(三联书店，1950年初版，后多次再版)、《邦斯舅舅》上、下册(平明出版社，1952年初版，后多次再版)、《贝姨》上、下册(平明出版社，195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亚尔培·萨伐龙》(骆驼出版社，1946年初版)、《夏倍上校》(平明出版社，1954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于絮尔·弥罗埃》(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搅水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979年)、《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都尔的本堂神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比哀兰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1-4册(平明出版社，1952-1953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法）伏尔泰《老实人》(附《天真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初版)、《查第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58年)、《伏尔泰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平明出版社，1953年初版，后多次再版) 、（英）罗素《幸福之路》(上海南国出版社，1942年)、《贝多芬传》（上海骆驼书店，1942年）、(美)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1947年)等。

文：张瑞田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2月

　　1943年11月19日，“黄宾虹八十书画展”在上海举行，反响强烈。上海知名人士陈叔通、邓秋枚、王秋湄、高吹万等人纷纷赋诗作文，称赞黄宾虹为人为艺为学。其中王秋湄在《真画》一文中写道：“予于高邮宣公古愚尝论当代画家，古愚推宾虹第一，曰：‘是真画也。’……予交古愚尝三十余年，见其素不轻许人，而倾佩宾虹若
是。”

　　秦更年为同时出版的《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写序：“歙黄宾虹先生今年政八十，海上故人，谋所以娱其意而为之寿者，因驰书旧京，索年时画稿，展览于沪，凡得百许幅；高古苍润，脱去笔墨蹊径，直须于古人中求之，观者莫不餍其意以去。”

　　画展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策展人傅雷在画展结束后的第一天，致函黄宾虹，“画会昨晚结束，总共五日，参观人数，就签名者计六百余人，未签名者约有三四倍。售画总数为一百六十件（花卉、字在内），余下十七件暂存敝寓，以待后命。售画总数十四万三千余元，开支总数为一万五千元弱。画册预约已售去百四十六本，亦有七千余元。此次印制画集，非特未出本金，且早有收入，可贺可贺。总账尚未全结，且待二三日内收齐画款后，再有详细账目寄奉。大致净盈余在十二万左右。若照历次尊示所开价计，则即全部售完，亦不过十一万余。今敝处权宜酌加，适应沪地情形，故售至十四万余，尚可有余画十七件”。

　　傅雷干得很棒。

　　著名画家刘海粟在《黄山谈艺录·傅雷二三事》中说：“一九四三年，黄宾虹八十大庆，傅雷为他举办首次个展，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策展人傅雷就这样进入了中国美术史。

　　“黄宾虹八十书画展”的成功举行，体现了傅雷深刻的策展思想和高超的运作能力。

　　应该说，上世纪的40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领军于中国。作为都市文化组成部分的艺术展览，显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化的形成息息相关。傅雷“晚蚤岁治西欧文学，游巴黎时旁及美术史，平生不能捉笔，而爱美之情与日俱增”，西方美术史开阔了傅雷的审美视野，西方美术的策展人制度和展览体制，又为傅雷提供了学习的样板。

　　傅雷是一位杰出的策展人。首先，他具有非同一般的书画审美能力，行政协调才干，市场营销水平。1943年6月25日，他致函黄宾虹，“尊作展览时，鄙见除近作外，最好更将壮年之制以十载为一个阶段，择尤依次陈列，俾观众得觇先生学艺演进之迹，且于摹古一点公别具高见，则若于展览是类作品时，择尤加以长题、长跋，尤可裨益后进……将来除先生寄沪作品外，凡历来友朋投赠之制，倘其人寓居海上者，似亦可由主事者借出，一并陈列，以供同好”。

　　每一次黄宾虹从北平寄书画作品到上海，傅雷都要仔细阅览，并致书黄宾虹，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傅雷从展览的总体布局考虑问题，有时就作品的形制，有时从作品的风格，有时以黄宾虹不同时期的追求，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正如同傅雷8月31日所言，“画会杂务，定当唯力是视，悉心以赴”。在同一通手札中，傅雷就布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会场布置愚见素主宁疏毋密，一般画会所悬作品，鳞次栉比，宛若衣肆，恶俗甚矣”。就连书画作品的润格，他也善意地向黄宾虹建议，“定价一道，数度与柱常等磋商，未敢擅专。海上诸公类以金额定身价，固属可鄙，惟若尊作标价过低，亦不免为画商大批囊括。事出两难，已另由默飞专函请示矣”。

　　这通手札，充分体现了傅雷作为策展人的聪明才智。第一，他希望黄宾虹的参展作品能全面体现作者的思想素质和创作才能，又可以较全面表现黄宾虹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点。第二，在布展上，鳞次栉比地悬挂，显然是对读者的不尊重。疏密得当，才能体现艺术作品的真实面貌。第三，书画作品，是艺术品，一经市场流通，便有商品的属性。一些书画家为体现身价，定作品润格不切实际，往往是有价无市。然而，定价过低，又有可能被画商利用。这样的悖论困扰着傅雷，可他一时也找不出好的办法。

　　傅雷的想法和困惑，对当代书画策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甚至当代某些策展人的眼光和思路，还没有超越傅雷。可见傅雷策展思想的超前性和完整性。即使这样，傅雷谦虚有加。他在9月25日致黄宾虹的手札中说道，“值此时艰，吾公盛会竟由愚等后学毛遂自荐，冒昧筹备，亵慢已甚，尤恐措施失当，累及令誉，若能联络同志，多多商榷，则幸甚矣”。

　　傅雷是年35岁，比黄宾虹小45岁，几乎有两代人之差。此时的傅雷并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他优雅的译笔和那本滴血的《傅雷家书》，是他中年以后所为，但，那时候的傅雷对西方文学和传统艺术具有同等高度的识见，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

　　黄宾虹对傅雷有后生可畏之赞。1944年7月7日，黄宾虹致傅雷手札中倾吐心声，“得上月二十五日赐函，名论高识，倾佩无已。惟荷奖饰逾量，益滋恧感。昔大痴自谓五百年后当有知音，梅道人门可张雀，而且信已画在盛子昭之上；倪云林谓其所画悬之市中，未必能售。古代且然，今以拙笔幸得大雅品题，知己之感，为古人所难，而鄙人幸邀之，非特私心窃喜，直可为中国艺事大有发展之庆也”。

　　策展人傅雷受到了应得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