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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1893～1980)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无悔、天游、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劳育、康尔典、周□、武兴国等。江苏苏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国哲学门，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王钟麒（伯祥）合编《新学制本国史教科书》，与叶圣陶合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4年回北京大学，任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先后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以后，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传”、“纪”不可信的思想来自崔述，“经”不可尽信的思想来自姚际恒，治学要融会贯通的思想来自郑樵。他用历史进化论的寻求事物演变线索的治学方法学自胡适，对今、古文家的看法则受之于钱玄同。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给他深刻的影响，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坏伪古史。1909年，他有志于考辨伪古史，从事资料搜集、积累。1914年始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计约二百册，四百余万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册，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以后，将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辩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八册。

　　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上所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①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②打破地域向来一同的观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④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把崔述的“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之说发展为系统的理论认识，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国辨伪史上划时代的发展。

　　他对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许多种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大国攻灭小国,把无数种族并到一起,到了战国中期才出现唐、虞、夏、商、周同出于黄帝的说法。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禹贡》的九州、 《尧典》的流放四罪之处、《史记》的黄帝所到的四方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个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 他以为研究古代地理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作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为了促使史地学者钻研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在他领导下，学术研究成绩卓著，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称之为《禹贡》派。

　　他把考定古书著作的时代作为研究古代神话、传说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变过程的重要前提。为此,他对《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老子》、《庄子》、《墨经》、《山海经》、《穆天子传》、《战国策》等书的著作时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订。他在观看各种戏剧和搜集整理歌谣时，注意到小说、戏剧、歌谣中故事的随时随地变化性，认为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印证古史传说的变迁。他对吴歌、孟姜女故事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香会、庙宇、神道、婚丧礼节等也作了调查研究。他又热心于创办研究民俗的团体和刊物，1926年在厦大创立风俗调查会，1927年创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编印《民俗学会丛书》。1936年又在北平创办风谣学会。此外,他亦重视边疆问题的研究。1938年为昆明益世报编《边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创立中国边疆学会。同时,他又先后主编学术刊物《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和《文史杂志》。

　　1949年以后，他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书》,作成《周公东征考证》和《校释译论》多篇。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生平著述极富，已出版的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吴歌甲集》、《苏州史志笔记》、《西北考察日记》、《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顾颉刚选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等。
（文：王煦华）

文：胡文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七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江苏吴县人。

　　在现代史学界，论人员齐整、阵容盛大，自以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有势力；但若论宗旨鲜明、风气激荡，倒要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疑古派)最有影响。

　　古史辨派的揭竿而起，自然要以顾氏1923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标志。顾氏在这篇仅四千余字的非正式论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其主旨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也就是说，由文献的年代观察，旧古史系统中的帝王，愈是号称古老者，其产生的时代反而愈晚近，故古史系统的形成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结果。此论一出，如拨浮云而见青天，“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旧古史观遂轰然崩解。顾氏虽遭遇信古派的反击，但他愈辨愈勇，因风借力，更网罗当时学人相关的古史讨论及古文献考辨，主持编纂为《古史辨》；由此，“古史辨派”遂迅速冒起，成为民国学术江湖的一大字头。顾氏后来自称《论古史书》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他对旧史学的破坏之功，并世无人可及，故拟为现代学林的霹雳火。

　　按：顾氏疑古思想的发生，或以为暗袭日本白鸟库吉的先见之明，或以为继承清代崔述、康有为的本土经学传统。这两种思路都略嫌拘泥。综观其时的知识语境，疑古思想的发生既有内部因素，亦有外部背景。论内缘，论最直接的刺激，当源于胡适对古史的理性批判态度；胡氏讲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对于顾氏原来“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氏的《井田辨》、《水浒传考证》皆运用“历史的方法”，着重辨析不同文本的时代演变，更是顾氏疑古方法的滥觞。论外缘，论广义的思想背景，则出于西方古代史的参照，与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引入；白鸟库吉之于日本，顾颉刚之于中国，其实都属于西方史学实证主义与批判精神浸淫下的产物。

　　顾氏曾有撰写“古史四考”的庞大计划，对旧古史的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方面，拟分别作一总清算；可惜他暴得大名，任事太多，结果无一完成，仅得《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一种，亦不过“帝系考”计划中的一部分。不过，他一生虽未完成系统的巨著，却留下数量浩瀚的读书笔记；精华部分四十年代已辑为《浪口村随笔》，以后重加删订，易名《史林杂识初编》。此著在体裁上为中国古典学术笔记之续，虽简短而精粹；而且能借边疆民俗证史，在方法上固已“走出疑古时代”。除《论古史书》之外，为顾氏最可传世之作。《论古史书》为破坏性的史学，而《史林杂识》则为建设性的史学。

　　顾氏的辨伪工作，不免有疑古过勇之病，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信从晚清今文学说，前提已误，煌煌十四万言，终属劳而少功；《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成书年代》断《老子》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更可谓满盘皆输。但古史辨学派的真精神，在于对史事真伪和文献年代的存疑态度，“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疑而后辨，辨而后信，实切合现代史学的实证要求，故其个别结论纵有过当，而基本原则终不可抹杀。“疑古”固非史学的目的，然而必有“疑古”的前提，才可能有进一步的“释古”境界可言；否则，所谓“走出疑古”，终不过沦为“信古”的借尸还魂而已。

　　顾氏成名之后，不仅提携人才，不遗余力；且能求同存异，尤见胸襟。钱穆回忆在苏州省立中学时，“……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又如顾氏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涉及汉武帝时的十三州问题，研究生谭其骧对顾说表示异议，顾氏不仅鼓励他将见解写出，跟他作平等讨论，更将彼此的讨论印发成讲义公之于众。

　　诗曰：夏都殷邑辨参商，尧舜遗踪更渺茫。疑古精神莫轻弃，君看今又祭羲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