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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乐素

    陈垣(1880～1971)  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字援□。广东新会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重视教育事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四五十年间，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新思想。经过十年的实践，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 6月，饮恨以殁。

文：胡文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五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

　　新会援庵，义宁寅恪，并称“史学二陈”；援庵生长南粤，寅恪归老南粤，实为岭南学术史的荣光。

　　二陈俱以史学考证名世，而取径各异，严耕望有精辟的总结：陈垣偏于“述证”，重在史料搜集的详赡和史料排比的条理，虽平实而稳健；陈寅恪则偏于“辨证”，重在史料的巧妙运用和辗转分析，虽高明而危险。故陈寅恪之学，仿佛天马行空，“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相反，陈垣之学则如坦克履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大抵陈寅恪为考史之学，陈垣则为述史之学。陈垣重视目录学、校勘学、史源学的基本功，尤其强调史料的“竭泽而渔”；尽管陈寅恪被视为“史料学派”、胡适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宣扬“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相比之下，陈垣实际上更接近于史料学派。

　　陈垣最有突破性的撰述，集中在学术生涯前期，尤以所谓“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为代表，钩沉出久已湮没的早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入华史迹。《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湛深，体大思精，亦是中西交通史、民族史的空前之作。“古教四考”及《华化考》诸篇，除本身史料详备、梳理清晰的优点之外，在选题上亦契合新学术风气的转变，既填补本土学界的空白，更跻身国际汉学的前沿，故能震动中外，一举奠定其史学地位。

　　按：陈氏早年信仰基督教，故他对西方宗教入华史的重视与挖掘，当与其信仰背景有关。事实上，他第一篇正式论著《元也里可温教考》，即缘起于天主教会属下辅仁社的课题。

　　不过，陈氏不通外文，史学能力限于禹域之内，故其中外交通史、宗教西来史及蒙元史的研究，此后已难以为继，而逐渐转向本土宗教史及历史文献的研讨。另一方面，因为抗战发生，他更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情绪，假借“宗教三书”以作发扬：《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彰北方宋遗民不仕金朝的义节，《明季滇黔佛教考》发掘明末逃禅遗民的反清心理，《清初僧诤记》贬斥清初佛门新贵攀附异族统治的丑态；此外，《通鉴胡注表微》钩稽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流露的故国情怀。凡此都能以今释古，借古喻今，在史料详博、考订坚实的基础上，寄托他对时事的感慨和认识。

　　陈氏将其治学历程总结为四个姓氏：钱、顾、全、毛。早年服膺钱大昕，为纯粹的考证；九一八事变之后，推重顾炎武，重经世实用之学；北京沦陷后更讲授全祖望，发挥民族气节，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最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1952年他致杨树达函有谓：“来示谦欲法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则陈氏的学术思想，此时固已由谢山(全祖望)转韶山(毛泽东)矣。然而陈氏以谢山为法，能迭有名作，以韶山为法，又何所成？

　　陈氏早年从政，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众议院议员；以后转入学界，仍能与时进退、与世浮沉，从国民党时代的辅仁大学校长，到共产党时代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始终身名俱泰，真可谓圣之时者。陈氏与政治的交涉，平生有两大事件：一是1923年以众议院议员身份参与曹锟贿选，成为有名的“猪仔议员”，是为陈氏最严重的政治污点；二是1949年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这既表示与故人胡适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也表示对革命政权在政治上衷心拥护。在著名的旧知识分子中，陈氏遂成为向新政权输诚的第一人。共产党即新时代的红色梁山泊，则《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者，亦如后来数以百万计的批胡文字一般，乃知识分子落草梁山之投名状也。

　　子陈乐素，孙陈智超，皆长于宋史。

　　诗曰：议员猪仔有惭颜，老去红朝著述悭。一代史宗与时进，谢山不拜拜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