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文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九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
据何炳棣回忆，陈寅恪、胡适以至吴晗，都曾对雷海宗有所讥评。雷氏在清华大学所授课程有中国上古史，陈寅恪曾当面揶揄：“我真不懂何以今天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而胡适则私下说：“雷海宗就是笨一点。”盖雷氏治学，以通贯的史观取胜，而不长于细微的考据，故颇为陈、胡等偏向实证主义的学界名流所轻。
雷氏早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以标准的西洋史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获博士学位。但他返国之后，不仅转治中国史，更脱出学院派史学的门庭，而私淑被西方史学主流视为野狐禅的施宾格勒，故其人虽身在庙堂，却大有草莽英雄的气魄。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横绝古今，雷氏以之为指引，辅以广博的西洋史视野，反观中国历史与制度的大势，虽不免有粗疏武断之处，而能窥其大，有综摄全局之概，真正称得上“大历史观”。当时学生称他“声音洪亮如雷，学问渊博似海，思想自成一宗”，就其史学而言，确可谓“自成一宗”矣。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为雷氏早期论述的精萃，实际上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两篇，指出春秋以前兵民合一，战国以降，逐渐兵民分隔，“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不能自主……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以当代忧患意识融入历史通论之中，最为特出。《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由家族制度、皇帝制度入手，亦着眼于中国大历史的变迁。而《中国文化的两周》一篇，则发挥改造文化形态史观，将中国史分为两大周期：第一周自上古的封建到秦汉的帝国，为纯粹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自南北朝到清末，为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更认为其他旧文明的兴灭，都仅限于单一周期，惟中国文明能有“第二周返老还童的生命”，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并期望通过抗战发展出第三周的新文化。
雷氏在《中国文化的两周》中指“西洋现在正发展到中国古代战国中期的阶段。今日少数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与多数弱小国家的完全失去自主的情形，显然是一个扩大的战国”，林同济在抗战时即推衍此说，铺张为“战国时代的重演”论；而雷氏亦参与其中，以史识为时论，共同造成昙花一现的“战国策派”。其所论列，可视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延伸。
雷氏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长期讲授中国通史，编著有《中国通史选读》讲义。讲义在完整的通史框架之下，网罗重点史料，并冠以独具个性的简述，登高望远，指点江山，实为中国通史的雏形。
雷氏在抗战期间有《时代的悲哀》一文，先知般地透露出对苏俄式信仰的忧虑，“把信仰寄托在实际政治上，总是非常危险的。……迟早要有一天，信徒们要了解政治终是政治，不只在策略上不择手段，在目标上也往往要违背本心，要倒行逆施。”在国共内战烽烟弥漫的时刻，他复逆势而上，主编自由派时评刊物《周论》，其《发刊词》有谓：“主观热烈而表现于思想，思想就成了信仰。我们不反对信仰，但信仰不可当作思想。……今日的世界似乎又走入一个新的信仰时代。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仍是针对左翼思想而发。以雷氏的这种政治思想观，则他在1957年公开称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并被打成史学界四大右派之一，岂偶然哉？
读西洋史出身的沈刚伯，论史亦有通人气象，略近于雷氏，惜多述而不作，未有大成。
诗曰：汉代已无兵与民，六朝历史又翻新。相逢若问今何世，战国销沉剩一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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