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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1884～1957)，

中国历史学家。字诚之。1884年2月27日（光绪甲申二月初一）生于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今常州市）。从小入塾。十二岁时，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十五岁，考入阳湖县学。十六岁，自学古史典籍，以求系统了解古代政治历史和政治制度。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并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大学迁川，乃携眷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他著述宏富，主要有：《白话本国史》（1923）、《吕著中国通史》(1940、1945)、《先秦史》(1942)、《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隋唐五代史》(1957)、《历史研究法》(1945)、《史学四种》、《中国民族史》(1934)、《经子解题》(1926)、《先秦学术概论》（1933）、《理学纲要》(1931)、《宋代文学》(1931)、《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其中《白话本国史》强调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叙述每个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为通史写作开辟了新路。《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分门别类、系统论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历史顺序叙述政治历史变革，其中婚姻、族制、阶级、财产、衣食住行等题，都是过去史书缺乏系统记载的。他所著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四部断代史，共三百余万字。每书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兴亡盛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政治设施的成败得失，以及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采用新的纪事本末体；后半部是社会经济、文化史，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采用新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这四部书对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历史研究有疏导开拓之功。其他涉及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以及史学方法方面的著作，也各具有特色。

吕思勉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他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为人诚朴，谦虚谨慎。晚年想通读《道藏》，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惜未如愿，于1957年10月9日逝世于上海。

吕思勉已刊、未刊论著，80年代末计划汇编成《吕思勉论学集》。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各种断代史、通史、专史等，已汇编成《吕思勉史学论著》。另有《诚之诗稿》问世。

文：胡文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三十三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常州)人。
　　
　　严耕望于其上一辈的学人中，推陈寅恪、陈垣、钱穆、吕思勉为四大史家。大抵陈寅恪以发明胜，陈垣以专题胜，钱穆以议论胜，吕思勉则以整体胜。

　　吕氏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以正史史料为宗。传闻他于二十四史曾通读三遍，据其自述，实为《史》、《汉》、《三国》四遍，《后汉》、《新唐》、《辽》、《金》、《元》诸史三遍，其余两遍。凭此功夫，他欲单人匹马完成《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部衔接的断代史，以贯穿古今，最后虽仅得前四，已属难能。严耕望称其书“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据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故尊吕氏为“通贯的断代史家”，并称其声光虽不及二陈一钱之盛，但成就并不在其下。盖严氏虽为钱穆门人，但治史有计划、有组织、有毅力，才性实与吕氏更接近，宜乎有惺惺相惜之感矣。

　　与其断代史著相呼应，吕氏更有数量浩繁的读史笔记，生前辑为《燕石札记》、《燕石续札》，以后汇编成《吕思勉读史札记》，凡七百多篇，百余万字，考辨似不够清晰有力，但汇集相关史料极丰，可见其贯通全史的规模，而稍补《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未成之憾。

　　其次专史方面，如《中国制度史》，于经济、生活、军政、法律无所不包，实为综合的社会史；又如《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民族史》，涉猎多方，皆有指引后学之功。历史方法，有《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史通评》、《文史通义评》等。文字学，有《中国文字变迁考》、《说文解字文考》等。专著之外，论文汇录于《蒿庐论学丛稿》，虽嫌博而不精，亦有可观。

　　吕氏于正史的精熟，自是举世无匹；惜有一得又有一失，即不能运用新史料，尤不愿藉甲骨、金文治古史，是其局限。但他在史料上虽嫌保守，在方法上却能趋新。他于顾颉刚的“疑古”说，有同情，亦有修正；亦能汲取西方社会学、民族学知识以解释古代社会，并有“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的认识。故吕氏治史，虽以“小米加步枪”为多，但已知“飞机加大炮”的功用。以其读史最勇，著史最勤，故以拼命三郎之号谥之。

　　吕氏尚有《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两部通史，以1923年初版的《本国史》影响尤巨，虽意在普及，却最表现出其见解。其中不仅为王莽辩，更为秦桧辩，指出宋室南渡之初，形势危殆，将骄兵惰，中央无法节制，“和议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至1935年，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勒令出版社修改书中有关内容，南京市更查禁该书；报人龚德柏亦控告出版社及吕氏等诋毁岳飞、危害民国，而终以法院不予起诉了之。

　　按：对于秦桧凭和议维持南宋的偏安局面，明代邱濬及清代钱大昕、赵翼皆有肯定的议论。近人如胡适谓“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周作人亦明确为秦桧翻案，以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陈登原也称后世对秦桧的评价是“执其杀岳一节而没其和议之功”，皆与吕氏同声同气。不过世俗多受戏曲小说的潜移默化，加之近代以来外患深重，国人激于仇恨，多持民族主义的御敌高调，故论史亦主战诋和，岳飞、秦桧遂成正邪的标签，而吕氏诸人的低调持平之论，乃觉惊世骇俗耳。
　　
　　诗曰：翻案敢夸秦桧功，却教俗士苦相攻。几回遍读廿四史，近世学林惟吕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