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书屋 2006年第6期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门外谈诗词》,是拿我的短项和安师大的长项来切磋,这是一种带有自杀性的但并不恐怖的行为。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求教。这是不是也反映了我的一些自私心理:如果我有什么长项可讲,譬如谈小说创作什么的,预备留到下次,以后我还不断地来安师大。所谓“门外谈”,就是因为它是我的弱项。我对中国传统诗词的阅读,大致保持在《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的水平上,但是我有兴趣,对一些问题爱瞎琢磨,就是我说过的“野狐禅”。所以希望在座的真正的诗学专家能给予指导。我想就三个问题和各位同好们进行讨论。一是关于“诗言志”的问题;一是关于诗词的寄托和它的含义;一是中国传统诗词的整体性与个人性。
一、关于“诗言志”
先说“诗言志”。我觉得“诗言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和西洋的文论不同。西洋文论大体上就是“再现说”和“表现说”。“再现说”基本上是反映论:诗歌也好,其他的文学作品也好,都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有一个著名的命题:“美即生活。”“表现说”则认为主要是自我的表现。“诗言志”不像是“再现说”,不像是“反映论”,也不像是“自我表现论”,因为“自我表现”什么都能表现,既表现“志”,表现“情”,也表现“思”,西洋文学还喜欢表现“欲望”。“诗言志”和“自我表现”有相通之处,但不太一样。我觉得孔子讲“兴”、“观”、“群”、“怨”更集中,因为“兴”、“观”、“群”、“怨”说包含了“表现”和“再现”的东西。“诗言志”不但指表达自我,而且有表现精神生活走向的问题——我的精神生活往哪里走,往什么方向去;既包含着价值判断,也包含着审美判断——我倾向于什么,喜欢什么,因为“志”就是“志趣”。当然“志”也可以再现,因为“志”也可以是“县志”、“人物志”的“志”。
“志”不是绝对的,有许多诗,不太好分析它是言什么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有点“志”,就是返归大自然。不过确实有许多动人的诗表现了诗人的精神走向。这里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很有仁者之风,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里“志”很容易理解,我不作解释。李白那些脍炙人口的诗,也表现了他的精神上的一些走向。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点儿说大话——李白喜欢说大话,说大话也不见得坏,既无损于别人,也不会给他带来虚名和多少实惠。中国诗里说大话非常多,这与“诗言志”的观念有关——“志”越大越好,不是越小越好。这两句诗很乐观,很自信。实际上,“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没有用”也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不得用”也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更倒霉”也是一种人生,“从来才命两相妨”也是一种人生,“文章憎命达”同样是一种人生,但到李白这儿是“必有用”。这个大话说得很好,对人有鼓舞作用。李白诗多表达这种东西,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更是说大话了,其实他不是蓬蒿人,跟蓬蒿人也差不多,他没有看透这一点。
我举一个李商隐的例子,因为我冒充李商隐诗歌的爱好者已达十余年了。李商隐的诗不大容易看出“志”,它有一种弥漫性和惶惑。“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达到了极致的境界,既是“物境”,也是“心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李商隐多少有点儿唯美,他能够把悲哀、失望、惶惑乃至于颓废变成非常美的东西。人生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就好比病毒,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有毒化精神的作用,但经过唯美处理以后呢——就好像是病毒经过培养、稀释——就不再是毒害而是丰富你精神的东西,它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李商隐和别人不同,他喜欢用“金”啊、“玉”啊这些很贵族很繁复的语言来表达那些最悲哀的情绪。没有经过这种“免疫”处理的,就好比一出门就碰到一件很悲哀的事,譬如一个好朋友死了,或是一场车祸,或是一个人吊死在你眼前,你会觉得非常晦气,一天的情绪都很低落。但是,经过“免疫”处理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出门碰到丧事,如果治丧者请你修改一首非常漂亮的追悼死者的诗,你对文字、章句的爱不释手、爱不释目就会减轻你对死亡的痛苦,使这种痛苦变得比较能够忍受。我讲《红楼梦》时,常举一个例子——《宝玉探晴雯》,这也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梅花大鼓的段子。晴雯死了,大家非常痛苦,贾宝玉尤其痛苦,他做了一篇《芙蓉女儿诔》,在那儿读,被林黛玉听见了。黛玉说做得非常好,但“芙蓉帐里,公子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几句词应该改一改。宝玉改了一个词儿,林黛玉又感到这个词儿是针对她的,忽然变得非常难过。这里写的就是把一件十分悲哀的事审美化、文字化、语言化、文学化,变成一种纯美的东西,使得人和悲哀之间有了一种间离的感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在这儿不细说。
外国的这种唯美主义更可怕,不仅可以美化悲哀,还可以美化暴力事件。去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写过谈莎乐美和潘金莲的文章,莎乐美是位很乖张却很漂亮的公主,她爱上“先知”,可是“先知”不爱她,于是她要求菲力王把“先知”的脑袋割了下来,她捧着这个脑袋亲吻。中国人看了,会觉得非常恐怖,可是王尔德经过一些处理,使它纯美化了。所以在李商隐的诗里,我们读到的既不是杜甫的那种“仁者爱人”的“仁”,也不是李白的那种乐观、阔大、浪漫、说一些大话,而是一种弥漫的对美的追求。这里引用一段梁启超关于李商隐诗的评论文字:“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
关于“诗言志”,我想更多地举一些今人和近人的例子,因为这些人在诗学上不太被重视。我今天早上请教过余老师,我说咱们的诗学研究不大研究今人、近人的诗歌,但今人、近人在“言志”上所达到的成就,有些方面超过了古人。我特别想从清朝的龚自珍说起。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言志”传统是从龚自珍那里来的,因为龚自珍面临的是清朝社会的解体和腐烂,他自己才能又很高,个性又比较强,又有很多毛病——据说龚自珍也是一个爱说大话的人,而且好赌,黄、赌、毒他至少占一样——他与社会、环境、体制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他的诗里处处表达出他的那种自信、胸怀和不得志的悲哀。如《夜坐》:“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一山突起丘陵妒”——小山包都嫉妒高山,这写的显然不是山和山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知道人和人之间有这种嫉妒的关系,山和山之间没有,黄河不会嫉妒长江,珠江也不会嫉妒黄河;动物之间有没有嫉妒还待考——可能有,因为一群马里有两匹公马,它们就斗得不可开交——但是人之间比较明显。再如《己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将自己比喻成“落红”,“化作春泥”还要“护花”,这已经成为经典了。毛泽东主席在鼓吹“大跃进”、鼓吹人民公社、鼓吹农业合作社、鼓吹“三面红旗”的时候,也用了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有人批评龚自珍这首诗写得并不好,太直白了。但是,要知道许多名诗都非常直白,杜甫很多诗直白,李白很多诗也很直白。我觉得龚自珍这首诗还是非常的好,不管他吹牛也好,好赌也好,还是以天下为己任,觉得“本人不出,如苍生何?”——中国的诗人都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所以他要管到“天公”那里去,希望“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好赌一点,也还算是人才。当然,“万马齐喑究可哀”是非常沉痛的,沉痛表达了深度。有时候,诗写得越是沉痛,就越显得有深度;如果写得快乐就显得傻(这不一定对,因为一个人快乐也可能是很深沉的),你必须做悲戚状,做沉痛状,做痛心状。我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后给你们讲什么,少讲一点儿笑话,多含一些泪水。再如《湘月》“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把历史上的立业、立德、立言、立功都放在了脚下;“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把一切全概括进去了。我觉得龚自珍这样的词,已经超越了很多古人,但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我们再举秋瑾的例子。她写物,显然是言志,是表现她的志趣、她的“品”——中国人讲“诗品”、“境界”、“格调”,都和“诗言志”这个传统有关。秋瑾并不是专业诗人,主要是革命家,她的诗从专业的角度看或许可诟病,但的确写得好,如《宝剑诗》“神剑虽挂壁,锋芒世已惊。中夜发长啸,烈烈如枭鸣”,剑挂在墙上,其锋芒却使世界震惊——这位“鉴湖女侠”真是不简单。又如《咏梅》:“开遍江南品最高,数枝庾岭占花朝。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夭桃一例娇。”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和那种特别的锐气。
讲到现代知识分子,人们总是爱提到几乎被树为偶像了的、被神圣化了的一些人。今天不讨论思想史的问题,可以看看他们的诗究竟言的是什么“志”。譬如王国维,他是不愿看到清朝灭亡而自杀的,对此有各种说法和解释。他有极高的才华和地位。这里举一首他的《咏史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王国维是一位学者,但志趣不仅仅是考证一下文字,或者是写写词话什么的;他也志存高远,充满了治国平天下的壮志,或者说是一个情结,甚至超出了别人对他的期许。
再看建国以后,有些言志的诗写得太有味道了,值得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先说邓拓。他是一个老革命,书法很好,曾任《人民日报》主编,常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有时也受表扬;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管文教工作;“文革”开始后不久,坠楼自杀。他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影响比较大。“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这是一首七律,但真正的内容只有三句。第一句是“笔走龙蛇二十年”,是说做革命文字工作,包括传媒工作、写作工作、文教工作,已经二十年了;“分明非梦亦非烟”,完全可以不要,是用来凑韵脚的。第二句是“文章满纸书生累”,也是最关键的一句,是说我写的东西太多了,变成了一个累赘、一个负担、一个麻烦——果然,他最后死在这上面,因为写了《燕山夜话》。“风雨同舟战友贤”,这句也用不着,一是为了对仗,“文章”对“风雨”,“满纸”对“同舟”,“书生”对“战友”,“累”对“贤”,对得很工整;一是为了表达一些积极的思想,因为他毕竟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从意思上看,总觉得别扭,“文章满纸书生累”怎么变成“风雨同舟战友贤”了呢?从哪出来这么正确、这么好听的一句呀?第三句是“屈指当知功与过”,这话任何人都可以说,但邓拓这儿很沉痛,因为他编《人民日报》老受批评,这么多年自己的功过,谁与评说?他感到很沉重,很悲伤。“屈指功过”这话太消极了,所以必须加上一句“关心最是后争先”,就是说,我是落后了,但我要争取先进。这真是一个好党员,一个好同志,完全符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就凭这三句,我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
再讲陈寅恪。陈寅恪也不以诗著名,他是一位史学家,双目基本失明,在广州中山大学。我们看他的《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做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这里我们能看到什么?我说不好,因为我对陈寅恪不太熟悉。但从诗里如“世乱”、“闻祸”、“断句”这些词中明显感觉到,面对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动荡,他有一种生不逢时、正逢乱世之感,这和后面要说的革命家完全不一样。再如“荒山”,还流露出荒芜感;“死后哀”,又流露出悲剧感。此诗所表现的正是陈寅恪在大变动中的那种六神无主和悲哀。
聂绀弩也写了很多沉痛诗篇。他是左翼文人,后来划为右派,去劳动。他本不写旧诗,而写杂文、评论。“大跃进”时,劳动队要求他一天写二十首诗歌颂“大跃进”。他写劳动的诗极好,有些很沉痛,有许多刺人的句子,如《血压三首之二》:“尔身虽在尔头亡,老作刑天梦一场。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余生岂更毛锥误,世事难同血压商。三十万言书说甚,如何力疾又周扬。”“哀莫大于心不死”,改自孔子“哀莫大于心死”,意思是说你必须死心,否则更悲哀。“余生岂更毛锥误,世事难同血压商”,大概是因血压高而生感慨:诗文工作已耽误我半辈子,余生还会因为搞诗文而受害?但世事如同高血压,没法商量,所以他显得很无奈甚至很沉痛。《贺胡风八十寿辰》:“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曾因“三十万言”谈文艺问题而被打入另册,到八十寿辰时已三十年。此诗写得也非常沉痛。《挽雪峰》颔联“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也极为沉痛——文章可以乱写,但真正的思想像锥子扎着我的心,没法子说呀!哪里敢说呀!哪里能被人理解呀!这样字字见血、掷地有声的句子古往今来是不多见的。聂绀弩诗里有许多名句,如“男儿脸刺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前句用的是林冲的典故——因误入白虎堂而判罪,脸上被刺字,对此,聂绀弩却是豪言壮语——“一笑心轻白虎堂”;再如“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写掏粪;“一丘田有几遗穗,五斗米须几折腰”写拾麦穗的牢骚,都表现了他很特殊的“志”。
再看钱钟书,他的诗非常古雅,不大容易看出“志”来,但有几首“志”很惊人。如“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最后一句写的大概是夜坐火车过邯郸,用了“邯郸一梦”的典故,然而钱先生过邯郸却没有梦,这是钱先生的特点,因为他看一切都非常透彻,从不跟着“往上走”。此诗作于1957年,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一些事情非常热心,激动万分,如解放前编过《观察》杂志的储安平先生,因为被吸收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兴奋不已,以为受到知遇,将要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钱先生却觉得他未免太天真——果如所料,储安平不久即被划为右派,最后不知所终。钱先生就是这么透彻、清凉,所以他“无梦”。不过我觉得钱先生是不是太凉了点(体温绝不到37度),人活一辈子连点“梦”都没有,未免有些遗憾;再说大家都这么透彻,国家还有救吗?我忍不住插这么一句,并无对钱先生不敬之意,钱先生这诗写得非常好,值得学习。钱先生有些诗写得淡一点,也非常好,如《老至》:“徙影留痕两渺漫,如期老至岂相宽。迷离睡醒犹馀梦,料峭春回未减寒。耐可避人行别径,不成轻命倚危栏。坐知来日无多子,肯向王乔乞一丸。”颈联是说我只能避开众人另辟蹊径,如若不然就等于不要命。诗写到这一步,不再是诗,而是人生的况味、生命的体验、精神的呼号和巨大的叹息。历史上这类诗不少,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就不是作为纯诗来写的。
当然,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也有很愉快、很幸福的体验,如老舍《今日》:“晚年逢盛世,日夕百无忧。儿女竞劳动,工农共戚休。诗吟新事物,笔扫旧风流。莫笑行扶杖,昂昂争上游!”(载一九七七年十月《人民文学》) 诗写得很真诚,表达的是在新中国如鱼得水其乐无穷的心情。
在社会变革中,一些坚定的革命家也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他们的“志”同样非常感人。如毛主席著名的《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无论如何表达了非常高远的志向,特别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表达了人与万物欣欣向荣的“竞自由”的精神;还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表达的志向是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周恩来的诗也是非常好的,但后来不写了。《大江歌罢掉头东》:“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十年面壁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第三句是经典,是人生的哲学原理,人都要有“十年面壁图破壁”的决心,但“面壁”不是目的,“面壁”是“图破壁”,“破壁”是摆脱束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仅此一句这首诗就非常好。
陈毅的诗,特别是在战斗中写的诗也非常好,如“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种革命的豪情,这种激越,让人不能不钦佩。
总之,“诗言志”为诗词带来了一些很不寻常的东西。诗词能见境界、见个性、见修养,以致含有某种神学意味,有时像寓言,有时似谶语,诗人在诗中好像预见了自己命运,由诗可以判断诗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