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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球:从“惘然”到“惆怅”

出处:文景 2006年第7期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国球教授著,上海书店出版社“海上风丛书”第三辑之一种《情迷家国》即将出版。精选片段:

  

  《上元灯》不是施蛰存最早的小说集,在此以前和约略同时他还出版了《江干集》(1923)、《绢子姑娘》(1928)和《追》(1929),但这却是他比较满意的早期作品集。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和《十年创作集》的“引言”中,施蛰存都举出这本短篇小说集为自己小说创作的开端。

  《上元灯》于1929年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包括十个短篇;1932年新中国书局改编再版,增删了部分篇章;1991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施蛰存出版《十年创作集》二册,分题为《石秀之恋》和《雾·鸥·流星》;其中收入曾经重订的《上元灯》十篇。这个由施蛰存亲手重订的版本,主题比较统一,笔者预备就此作一个整体的研究。本文是这个研究的上编,集中讨论其中几个表现“感怀往昔的情绪”的篇章: 《周夫人》、《扇》、《旧梦》和《上元灯》。

  

  由《周夫人》说起

  

  《周夫人》是施蛰存早期小说中很受称赏的一篇。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有关周夫人与微官的故事情节。由于微官在这段故事中是以一个十二岁的少年身份出现,在意识上他是无知的,在行动上他是被动的,所以大家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周夫人身上,以她为小说的“主人公”, 认为本故事以少年的蒙昧衬托刻画周夫人的心理世界,披露了“一个守寡的年轻妇女内心的深沉痛苦”; 或者说:“《周夫人》是写变态的恋爱的。” 并以为这是施蛰存后来富有特色的心理分析小说的滥觞。 这些看法都很有见地,有助我们对施蛰存创作路向的认识。

  然而,这篇小说还有一些地方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小说中的微官的确是一个被动的角色(inert character),尤其在心理层面,他的活动能力绝对比不上周夫人的回转缠绵。不过,我们却不应忽略本篇小说的叙事者“我”;他是中年以后的微官,已经“饱经甘苦”。他的意识世界有着非常积极活跃的动力。“我”和“十二岁的微官”这两重身份的相互关系,两个不同时间的世界的连系交通,组成了这篇小说的主要意义结构。

  这篇小说开卷的时间是“我”已届“中年”的时候,而微官与周夫人的故事却发生在十多年前他刚从杭州搬到慈溪之时。这十多年前的事以回忆的方式插入当下的“我”的世界。回忆中的故事世界与当下的经验世界两者是互相生发,互为影响的。过去的世界本来充满既定的事实或事件,是不能改变的,但一旦套入回忆的思念框架之内,往事是会被后来所得的经验染色的;正如“我”在小说的开首说:

  一个人回想起往时的事,总会觉得有些甜的,酸的或朦胧的味儿──虽则在当时或许竟没有一些意思。

  这些“往事”是否真的“没有一些意思”,如何从“没有一些意思”变成“甜”或“酸”,已没法根查了。因为在饱历世情之后,回看往昔,只会感到当时自己是如何的蒙昧无知,一切都“惘惘然地经历”;愈是有这种想法,就愈觉惆怅;于此“我”有很清晰的自觉,他说:

  咳!在花蕊一般的青年人生,哪一桩事不是惘惘然地去经历?然而愈是惘惘然,却使追忆起来的时候愈觉得惆怅。

  这样看来,《周夫人》一篇的感情基调,应该是李商隐《锦瑟》诗所说的: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小说的主题大概就是揭示这种从“惘然”到“惆怅”(顺时的经历)或者从“惆怅”到“惘然”(逆向的回顾)的历程所生的经验。相比之下,周夫人的“变态心理”并不见得非常重要。

  我们的看法也可以小说的展陈模式印证。首先,施蛰存让本篇的叙述者“我”在开首和卷末申诉他对往事追思的感喟,为本篇的基调奠定方位。其次,小说中两次提到史笃姆(Theodor Storm, 1817-1888)的《茵梦湖》(Immensee)也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茵梦湖》是五四时期由郭沫若译介到中国的一个中篇小说。故事讲述一段青梅竹马的感情后来如何归于失败,其浪漫感伤的情调,颇受当时的年青读者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说的叙述模式:小说以一个老年人进入他的回忆世界开始,再叙说他的少年以至青年的生活,最后又回到老年人的时空。 这个叙述架构的意义,与《周夫人》要传达的信息基本相同:从“现在”回溯“过去”,并由此而兴感叹。

  《周夫人》的叙述者在开首提到这本小说,还有其特定的目的,就是说明“青年时的任何遭际”和《茵梦湖》中的“青年时切心的浪漫史”一样,都会有类似的作用,“都有在将来发生同样有力的追怀的可能性”。那是说,叙述者很关注“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作用。

  第二次提到《茵梦湖》是“我”在追叙自己的童年生活时,以这本书和《七侠五义》并论:

  那时候,读者是晓得的,我不曾有看感伤的《茵梦湖》之类的书的福气,其实也并没有欢迎这类书的心情,我只不过看些《七侠五义》罢了。

  《茵梦湖》是一本浪漫抒情的小说,代表回忆世界中的唯美式经验建构,属于文人知识分子的思维畴域;《七侠五义》则是以行动情节为主的通俗叙事体,指向行动的参与、实际的经历,而不遑反思回想。小说中的微官正处于《七侠五义》式的世界,而“我”则进入了《茵梦湖》式的领域。

  施蛰存又在时空设计上,令两个不同的世界既有分限界划,也有沟通的途程。“过去”世界的主要事件就是微官与周夫人相遇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微官刚从杭州搬到慈溪时,而故事的正式终结则在于周夫人要举家搬到杭州的时候。两段人生旅程的一个空间交叠处,就构成这个过去的世界一条明显的周界。至于“我”的世界与“十二岁的微官”的世界间的信道,就在于一个看似平常的”起因”:

  现在是只剩了我这孤身和女佣了。这个女佣来了才十个月,她何曾知道我的家事!我想起了陈妈,就又想起了周夫人。

  “我”透过“女佣”这个思路的中介进入十多年前的世界;或者说透过这个中介,这十多年前的世界又在“我”的意识中构筑起来。

  在故事里周夫人也有走过一段类似的回忆旅程,中介就是微官和她已逝世的丈夫的照片。当时的周夫人就像现今的“我”,她因着微官的出现而重构她与周先生的共同生活的经验世界。由于小说采用了“我”和微官的“单一”视点, 我们没法深入周夫人的感情领域;不过文中所见她对微官的”凝视”,一连几次问微官照片中人”不是很像你么?”“你不是很像他吗?”以至把他搂在怀中等等行动,都可以见出她在构筑那个已逝去的时空。

  属于“过去”的时空,不能也不会简单的于“现在”重现。小说中,“我”的意识正主导了属于微官时空的事件的诠释。在叙述过程中,我们不难见到如下的一些讲法:

  我是髫龄的不懂事……。

  天啊!现在我追想着,饶恕我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天啊!我何曾在那时懂得世界的广漠呢。

  由此可以见到“我”并不是绝对客观的报道微官世界的情事;他的叙事加添了许多属于“饱经甘苦的中年人”的按语。

  “过去”既是现世所重构,自然经历一定的选择和组合;其间情事的真确程度,就颇值得怀疑。小说中周夫人的重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暗示。她认为微官就像她的丈夫,她之所以拥着微官,正因为她以当下的世界溶合了回忆的世界。反观微官却在她的意识世界以外,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像照片中的周先生。他对于周夫人的举动也不能理解,说:“不觉得怎样”,心里“也并不曾起什么感动”。当然在微官被“陶铸”成“我”之后,他就以后来所经历的“甘苦”去印证回忆中的经验;于是,属于《七侠五义》式的行动经历,就转化成《茵梦湖》式的感性情怀。正如“我”在小说末段说:

  小时候的事,现在却哪一桩不在每日的追念中涌上深宏的波涛。

  于是他也以为自己了解到周夫人的心绪:

  天啊!这般的长夜,让我在被冷风吹动得支支地战抖的窗棂边回想这个小时候的史书上的一页,我是在恍然想起了她那时的心绪,而即使事隔多年,我也还为她感觉到一些苦闷呢。

  周夫人那时的苦闷是由回忆往事而生的。“我”在经历世途之后,恍然了解她“那时”的心绪,为她感到苦闷;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也是在“回想这个小时候的史书”时,觉得无限的惆怅。

  施蛰存在这篇小说中设计了几个不同的时空:一是“我”的时空,另一是“微官与周夫人”的时空,再而是“周夫人与周先生”的时空。其中“微官与周夫人”的时空成了本篇小说中的骨干故事(story proper)。

  “我”是小说的叙事者,而本身又是微官于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延续,所以他可以轻易的进入微官的时空,深入微官的思想世界。至于周先生的时空,在文本中只是隐含式的存在(implicitly exists)。我们透过“我”对微官的行为和遭遇的铺叙,间接地知悉周夫人的追思往昔,以及周夫人如何向往那一“过去”的世界。作为一个叙事者,“我”对微官的情事的叙述本来是最可靠的(authentic), 他为读者揭示了微官的童稚心理,并由此角度勾勒点染周夫人的思想和心理。然而,“我”却不仅是叙事者,他还有一个特定时空的身份:一个“饱经甘苦的中年人”。他经常从后设的角度评点微官的心理和反应。所以,“我”既是叙事者,也是诠释者。作为诠释者的“我”,又不讳言自己对叙事体中微官的经验(所谓“惘然”的经历)会有后加的渲染(即因“追忆”而生的“惆怅”),于是读者就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也必须有这样的警觉性去推断:由“我”构筑起来的“过去”时空不见得一定很真确。 然而,这些情事的“真”“假”并不重要;(因此我们不必理会周夫人是否真的心理变态。)重要的是在这个追思往昔的过程中兴起的无限的“惆怅”。事实上,回忆是属于个人的、主观的构筑;读者要过问的,是“真诚”与否,而不在乎是否“真确”。

  《扇》与《旧梦》的时空设计

  

  追忆前事而兴起无限惆怅的题旨,也见于《扇》与《旧梦》两个短篇。我们可以先察看这两篇的时空设计与《周夫人》的同异。

  这两篇小说也有一个属于“过去”的骨干故事(story proper),通过叙述者“我”的回忆,使“现在”与“过去”连系。《扇》中的“我”已“过尽了青春,到了如现在这样的可烦恼的中年”;属于回忆部分的是阿宁由九岁入学到小学毕业考试前夕与邻居小女孩金树珍的两小无猜的情事。至于《旧梦》中的“我”,在“过去”是小学生“微官”,和女孩芷芳有过一段青梅竹马的初恋;到十七年后的“现在”,已是一位中学教师。

  在空间设计上,《扇》比较接近《周夫人》。小说中阿宁和树珍的故事在他从家乡移居苏州时开展,到他毕业后因辛亥革命而离开苏州终结。“过去”的时空周界与现在分划得很清楚。《周夫人》和《扇》中现在的“我”在空间上都远离骨干故事所在地,他们只是在思想上、感情上回到那属于“过去”的世界。两个世界的串连,有赖一些“起因”。在《周夫人》一篇中,起因是现时的女佣,连及往时的陈妈,再及于到周夫人家所发生的事。《扇》的起因更是精心的设计:由于天气热起来,“我”想到要打开橱抽屉寻出写上秦少游《望海潮》的拆扇, 这个抽屉就好象是一个储存时间的箱匣:

  开了那只久闭了的橱抽屉,把尘封了的杂物翻检了半晌,一个小纸包里的是记不起哪个年代收下来的凤仙花籽,一个纸匣里的是用旧了的笔尖,还有一枚人家写给父亲的旧信封里却藏着许多大清邮票,此外还有几副残破的扇骨,一个陈曼生的细砚,倒是精致的文房具。再底下,唉,这个东西还在吗?一时间真不禁有些悠远的惆怅。

  那是安眠在抽屉底上的,棉纸封袋里的一柄茜色轻纱的团扇。

  旧经验本是混杂零乱的堆栈于脑中,不作回忆,它们就像被密封固存于久闭的抽屉;在偶然的情况下,某些经验会从潜意识中突然释放,有如团扇在杂乱中无端的出现(本来“我”想找的是去年曾用过的拆扇)。团扇被发现在这里除了有象征的作用之外,扇本身也正是诱发回忆的起因。往昔的追思,再和现世的意识感情化合,生成“惆怅”的感喟。

  在另一篇小说《旧梦》中,“我”却于实际行动上重访旧地,所以“现在”的“我”与“过去”的微官处于同一空间,但两个世界之间却有十七年的时间分隔。《旧梦》的时空设计有利于将“过去”和“现在”作直接的、不能逃避的对照。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借助“我”听回来的说话去填补那十七年的罅隙,但“过去”与“现在”的断裂并未因这些概括的话语而得以缝合;我们见到的仍是一连串的“过去”与“现在”的对照。尤其重认二婶母一段,更是这种断裂的明证:

  一方面心中怀疑着这五十岁光景的老妇人是谁呢,一方面却正在从她的衰老的容颜中搜寻出当年的艳色的遗踪。我不禁脱口而出地说:

  “二婶母吗?好久不见了。”

  两眼凝看着她,装着倾听的神气的我,心中其实是在惊讶着她从前的那种羞涩腼腆的仪态消逝到哪里去了呢。每一句话里都含着充分的老练和经验,脸色又是这样地严肃和沉着,仅仅十七年的岁月,难道会使一个人改变到这样吗?

  “搜寻”其实就是“回忆”过程的形象化、情节化。回忆既是“艳踪”的搜寻,当然是浪漫的、美丽的;既是“搜”是“寻”,就有所选择,加以组合了。

  施蛰存在本篇小说中小心布置了两个世界的交叠。从情节推动的功能而言,二婶母是个引子,引领“我”进一步面对“微官的世界”与眼前现实的差距。于是“过去”与“现在”两个世界被强迫印合:先是“过去”的花园(美丽的、浪漫的),“现在”已是成为蔬菜园(平淡的、功用的);再而是“记忆中”的大块的“可爱的碧草的平原”变成“现今的”只盖了十余家屋子的小空地;最震撼的,当然是“当年的”芷芳与“眼前现实的”芷芳的印合:

  眼前现实的那扇矮门却咿呀地开了,从里面走出了一抱着小孩子的中年妇人来。可怜的孩子,这么样消瘦哪!想是乳汁太稀薄了,这准是他的母亲了,也是这样瘦!——和我这样的思绪同时爆发的却是陪伴着在我背后的二婶母的声音:

  “阿芷,客人来了,认得吗?”

  阿芷?这名字使我感觉到骤然的惊愕!这是从前她叫芷芳的称呼。

  她已经证实就是当年的芷芳了。这在我隐秘的心中,实在是一重苦痛的失望。我愿意始终没有看见她,让我永远记着她重髫时候的美丽;或者上帝使她长成比幼小时更美丽,让我在这十七年以后,再来亲近她一次;我真不愿意这样一个烟容满面的憔悴的妇人负着十七年前的芷芳的名字。

  迢迢相去的两个世界,一个浪漫美丽,一个现实平淡,互相追认,其结果往往是“苦痛的失望”。

  小说中“过去”世界的最具体的呈现,还得透过“小铅兵”这个起因。芷芳把她保存了多年的一组小铅兵搬出来,由是“我”就想起过去一次深入鬼屋探险的事件──在这次行动中,微官把小铅兵送给了芷芳:

  我于是掏出了那一组小玩具来呈献在她眼前,说道:

  “别哭了,我把这个送给你。”

  在一切记忆中留着最深的印象的,便是她在这一瞬间的喜悦的神情。清泪在眸,娇颐乍展,她好象突然忘记了脚踝上的痛楚似的,用着惊讶和感谢的眼光对我看着,同时接受了我的赠物。于是我也好象完成了我的冒险事业,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财宝似的,满怀着不可言喻的喜悦,扶她走了那“鬼屋”。

  这段文字正可以见出叙述(narration)与被叙述的事件(narrated event)之间的差距,以及“过去”与“现在”两个世界的错杂。完成冒险事业,获得珍宝的感觉固然是属于“过去”的,但总括往昔一切记忆(甚而作出选择)的意识则是“现在”的。再者,“清泪在眸,娇颐乍展”的描述,一方面展示“过去”在记忆中是以不均匀的状况出现的(所谓“最深印象”),另一方面这些华美的辞藻更只是成长了的“我”(而非微官)才可以运用的。

  是的,“过去”的重现一定会经“现在”意识的过滤,所以回忆可以是“茵梦湖”式的美丽:

  这些事情,实在也只如萎落的昙花,飞逝的翠鸟;当时一瞬间的绚烂,徒然供追忆时的惆怅。

  在《扇》中,叙述者也是这样地描述“过去”:

  一年一年地,无知的童年如燕羽似的掠过了。

  不管“过去”的一分一秒是否都真的如花如燕,但回忆往往都是如此。事实上,《扇》中的骨干故事里最具体的一段情节,不外是杜牧《秋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铺排而已。据“我”的辩解,他是先有经历,后来发现唐诗有类似的描写;但我们不妨推断,这段回忆是以读诗所得的经验为基础附合脑海中的零碎印象而构成的。再者,我们发觉整个骨干故事的叙述都不乏“现在”意识的参预,例如说:

  ——如今回想起来,也就是为了这个原故。

  如果这一年不遗留这一柄团扇给我,现在我还能够想起她吗?我的回忆还能不能捉到一个起因而蔓延开去吗?

  一夜,月亮光光的,好象是五月望日的前后,天气是如现在一样的沉闷。

  此时想来,真不懂那时候何以真会得有这样幼稚的懊恼。

  在所有类似的叙述之中,最戏剧化的是“现在”的“我”向“过去”的树珍倾吐因回忆而生的感触:

  唉!树珍,我直到如今,成年以后,不曾再看见过一缕和你那时的相似的眼光,因为那是如何的天真啊!

  这种“惆怅”的“现在”与“惘然”的“过去”的对话,正好帮助我了悟“过去”的“存在”这一吊诡的现象;“过去”若还存在,就必然存现于“现在”。

  

  浪漫感旧的《上元灯》

  

  如果单独去看《上元灯》这篇小说,我们大抵会被其轻淡清新的笔触吸引。或者我们也会注意到小说的叙事技巧和均衡结构 :篇中采用了自叙分日记事的方式,叙述了发生在上元节前后三天的故事;以“我”穿的袍子和“她”所扎的花灯为两条线索,交错穿插着在种种外在压力下“我”和“她”感情契合的进程。不过,若果我们把它置放于整个“感怀往昔的情绪”的一系列短篇之中,这个小说就可以有不同的观照。

  从《周夫人》到《旧梦》,都有一个“现在”所作回忆的框架,内里嵌入一个引发无限惆怅的属于“过去”的骨干故事。由“现在”走到“过去”的程序清晰可见。回观《上元灯》一篇,则好比卸去外框的骨干故事,所叙述的故事仍然是少男少女似诗的情怀,但少了细故与童稚的对照,看来好象是完全的投入了“惘然”的“过去”。

  我们说这故事仍是重构美丽的回忆,就因为它似“诗”。篇中记述“我”在十四日知悉题为“玉楼春”的花灯被穿猞猁袍子的表兄摘去后,闷闷不乐地回家,走着吟着李商隐《春雨》诗的“珠箔飘灯独自归”。 在篇中出现这个句子,固然可以断章地表现此时“我”的境遇;但我们应该留意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李商隐诗的气氛弥漫于这些感旧篇章之中。《春雨》这一句本是“怅卧新春”、“白门寥落”的才子回想欲见所思而不得的刻画,唏嘘的回忆和渺远的隔阻是李商隐诗的重要母题;《上元灯》这一篇大概就是这种经验的再现。《扇》的篇末说:

  而我,性格仍是小时候的那样,过尽了青春,到了如现在这样的可烦恼的中年,只在对着这小时的友情的纪念物而抽理出感伤的回忆。天啊!能够再让我重演青春的浪漫的故事吗?

  《上元灯》一篇或许就是施蛰存纵情地搬演的浪漫青春。

  

  感慨往昔

  

  除了《上元灯》一篇,这一系列的感旧篇章的叙事者都是处于“可烦恼”的中年。既处“烦恼”之中,回想起青春往昔,当然觉得美丽有如“花蕊”(《周夫人》。因此,往事在这些篇章中出现时,都是田园式的(pastoral);这样的今昔对照,“惆怅”就油然而生。(我们不妨留意一下各篇中“惆怅”一词出现的次数。)另一方面,本质上这种“过去”,只能如”一瞬间的绚烂“于”现在”存现;“无穷的追忆”并不能把往昔挽住。《旧梦》的结尾叙述“我”离开故居、芷芳和二婶母时,有这样的感觉:

  我竟感觉到好似在开始一个长途的旅行而离开自己的家门的时候的惆怅。

  旧居故人本是往昔世界的标记,也是心底回忆的象征;“长途旅行”大概是人生旅程的比喻,“自己的家门”好比回忆中的“过去”,是人生的出发点;“远离家门”,也就是说经历了漫长的,可能是颠簸崎岖的,人生旅程。由是,“过去”愈遥远,也愈模糊,但可能愈加绚丽;于今,不由得不更惆怅。

  这种低徊的“惆怅”,应该是这系列篇章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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