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5年第4、5、6期
一
杨联陞先生（1914—1990年）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2年至1946年在哈佛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61年，杨先生入籍美国，4年后获得“哈佛燕京中国历史讲座教授”称号，1980年以“名誉教授”资格退休。其著述有《中国史专题讲座提纲》、《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和《汉学论评集》等。以中文形式出版的文集则有《国史探微》（1983年），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其晚年手订论著选，本书共计收入其学术论文和学术书评18篇。
在学术研究之外，杨先生大概是自觉地把学术书评作为名山事业的有机部分来经营的。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和语言学两个领域，周一良先生说他“善于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小以见大。论著每多创获，深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三昧”。杨先生的这一学风特征也见于他的书评文章，因此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中评述说：
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了中国文化史的全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
难怪刘子健教授在《斯学传斯风——忆杨联陞教授》一文中说，从他的书评中可以读到“最精彩的学问”。杨联陞先生对于自己的书评也颇爱惜，尝致周一良先生函中说起，此乃其“心血所集”。当一良先生在复函中，将他的书评成就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相提并论时，他却又赶紧回信表示：“来示以双承寅老与伯希和为说，万不敢当，‘廖化作先锋’而已。伯公晚年以汉学界之警犬自命，不可向迩。其书评不留余地，非弟所从。”
一语道破自己的书评与伯希和式书评的差别，是在于批评学术著作时“留不留余地”的问题（可见讨论学术书评之分脉，杨联陞式与伯希和式固不可一概而论也），而学术著作之乏人批评因此只能自为的意思，他已尽在言下。
如此说来，余先生所总结的“博雅”，“有深度”，要在“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等特点；上篇周先生所指出的“广博的学识”，在学术上“相当细心”，要在“对于大义微言和细微末节，都不肯轻易放过”，以及“动人的文笔”和“引人的谈锋”等长处，都足以构成“杨联陞式书评”的特点，这显然也是一个“健全的书评制度”中，学术书评建设方面所不可或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杨式书评”应当成为中国学术书评写作的一种范式。
由此可知，学术书评贵在表达作者个人知识的渊博、学识的深邃和见识的高明，自不待言。钟敬文先生晚年在接受肖立采访时，曾经说过一则故事。那是1989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钟敬文散文选集》，他便送给启功先生一册，启功看过后，“我问他的印象如何？他说一句话，说：‘白话《蚕尾集》。’《蚕尾集》是清初诗人王渔洋的文集，我初到杭州的那些年，把《渔洋山人著述》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是一部大丛书，我很喜欢读。”
于是钟先生发表议论说：“启功先生评价我的散文是王渔洋著作的白话体，这句话是从他的学问中来的，是他的智慧。他看得出来，一般没有他那种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就说不出这话。”
评论贵在以见识折服被评论者，而见识惟以学识为底子；所谓学识，则又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所得知识为基础。此论于此可获一生动例证，而“三识”之论无疑也为我们讨论构建“中国书评制度”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能正是有类似的体会，所以钟先生治民俗之学，指导研究生学业，都特重见识之养成。他在采访中回答有关提问时说：
我经常对我的研究生讲，搞学术研究，有没有自觉意识，那结果是大不一样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同你的研究对象（如民俗事象）多打交道。打交道多了，实际知识拓展了，你对所从事的学问的学科意识也就会更明确了。熟悉材料很重要，能熟悉而且能应用，才能有所发现。现在有的青年学者搞理论与实际“倒挂”，那不行，那就不容易得到学问的正果。
其实研学民俗如此，研学书评也是如此，广而言之，则研究天下世间的学问莫不如此。适才收到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研读徐宗文先生新著《三余论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之后所写的一篇书评。他从阅历中拈出两事以证著作者之见识之高明后，其中竟有设问道：“……我颇有所悟：写书评不是只对作者，而是要把评者自己也摆进去，相互比照，磨砺切磋，进行学术交流，让书评成为学术交流的一大渠道，为书评增一大功能，不知书评家秋禾以为然否？”原来他老先生是每期都读着我这个专栏中的“三千乱话”的，正期待着我与之笔谈呢。
来先生积生平学术实践和学问经验所发表的意见，自然是错不到哪里去的，而且他的意见，还无意中为我们讨论“书评制度”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即写书评时决不可眼前有“书”而笔下无“人”，书评作者和书籍作者的纸上交流，正是所谓“书评制度”的仪制之一。
于是联想到早先读过的台湾学人已经发表的一些书评言论。如杨绍宪先生在1972年初冬所写的《书评书目》刊评中表示，台湾图书出版业朝气日现，“大有欣欣向荣之势”，可是“真正的纯文学及科学性的作品（包括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却没有什么大进展”。他寄望于该刊能够“给书评风气带上新的里程”，因为“书评在国外出版界，都占有极重要和崇高的地位。而事实上，其对出版作品的贡献也是难以估计的。书评风气的树立，大大可以提高出版品的水准，也可以加强出版社与著作者的责任心，而对读者鉴赏力的提高亦大有助益”。
几乎与此同时，在台湾大学教授过“书评学”课程的彭歌先生，也在所写《如何倡导书评》里提出，比较了“文艺批评”，更值得倡导的是“各行各业带点儿专门性的书评”。那么，“谁能写这种书评？当然是本行的专家。谁应该发表这些书评？当然是各种专业性、学术性的期刊。谁应该支持这些期刊的出版，当然是专业性、学术性的团体与组织。”
彭歌先生有关书评的见解，显然受到美国书评活动范例的影响。他十分推崇美国历史学会主办的《美国历史评论》，当时在他手边的那一期，在总共413页的版面中，5篇论文约占到100页，其余300多页全是书评，共计评论了122本书，“当然全是与历史有关的书评”，“都是在两个月内所出的新书——有关历史著作的精华”。那么，“谁读这些书评？教历史的老师、学历史的学生、研究历史的专家、对历史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历史学会的会员。这本评论受人重视，因素之一就是书评。”他说：
无论要研究的专家或只是有兴趣的业余人士，把这本期刊浏览一遍，就可以知道最新的有关史学著述的“大势”。当然，要进一步探讨，他还得再去找原书来详读。这些书评至少可以让他不至于落伍脱节。我们今天要倡导书评，一般性的、文艺性的固然也应该注意，但最重要的还是各种可以分门别类，自成一个范围的书评。从政治到经济，从哲学到音乐，都应该分头努力，去评论、去介绍在它自己本行以内的书籍。
于是他提出学术书评的依托在于，“一个学会至少应该有一种学术性期刊，一本期刊至少要规定有相当的篇幅去发表书评，如果某一行的人都不读他那一行里的书，那还有什么学术与知识可谈呢！”原来好的书评，可以成为一本杂志的支柱，而成熟的“书评制度”足以辅成各个学科门类的“学”和“术”哪。
二
整整25年前，原台湾《书评书目》杂志总编辑隐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大叹“苦经”说，他当初主编的是一份“易于招惹是非的刊物”，因为所谓“书评”，“在我们这儿，一向被人看成不是骂人就是捧人，而我的朋友十分之七八都是写文章的，看样子，总有一天全会被我得罪光了。”他回忆说：
不久前，还有一位文友对我说：“隐地，你本来的人缘真好，我碰到十个人，倒起码有九个都说你不错，最近似乎不行了，别人谈起你，常常以沉默代替发言，还有一些人在开始说你闲话了！”我知道，我十分清楚，自从我开始编什么《年度小说》，什么《书评书目》，就有人看我不顺眼；但我想，他们一定不是对我这个“人”，而是对我做的“事”……
那么，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把选文评论工作进行到底的呢？是隐地的专业兴趣和知识理性。因为他认识到：“我相信容忍不同的意见，不固执己见，都是必要的，惟有听取两种以上相反的说法，才能辨别真理属于哪一边，也许我们根本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但总要设法使自己慢慢去靠近它。”
我认为，这种坚定的带着发展视界的理念，仍然是我们今天探讨建立“健全的书评制度”所需要的基本精神基石。否则诸如隐地先生当日所遭遇的尴尬，不仅不会主动退隐，而且只会随着书评活动的开展而愈演愈烈。
然而“健全的书评制度”，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必须是同长期习惯意识进行了坚决的争斗以后彼退此进的产物。当年，陈克环女士在看到《书评书目》创刊以后，当即欣喜地表示：“我们需要书评，而《书评书目》提供了公正的书评”。她认为：
国人爱讲情面，固执于“隐恶扬善”待人处世的作风，因此，我们难以建立起有建设性和鞭策性的文艺评论。而我们的作家便毫无忌惮地讨好读者，关起门作揖的自我陶醉，写出来的东西不是与社会上的恶劣风气同流合污，便是一个人胡说梦话，这样下去，文艺终将被人们所遗弃。一个女人要照着镜子才能将自己打扮得漂亮，文艺也须藉着批评，才能够茁壮成长、美丽。
陈女士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学校里除了教人如何评论别人的作品外，似乎同时也应该教人如何接受别人评论自己的作品”。当隐地在主编了四期《书评书目》以后，他就尝到了编辑这份书评杂志的“是非”了，他感慨道，“谁都知道，批评，是一件很容易得罪人的事情”。
桂文亚在《关于〈书评书目〉》一文中指出：“当前文坛，做得最少最差的就是文艺批评制度的建立……一本书和一出戏固然在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但‘书评’和‘剧评’的本意仍旧相通。”
陈冷则说：
过去几年，我们的文坛是谈不上什么“批评制度”的，所谓批评大抵不过是花篮式样的捧场罢了，离真正的批评不可以道里计。……当然，批评制度的建立绝非易事，一则固需靠真正具有学养、眼光与见解，而又能较客观独立的批评家来从事批评工作；再则，被批评的对方更必须有气度和涵养，来接受他人或善意或恶意的批评。能如此，批评制度方能开花结果……使市场上的书籍本本够得上一定的水准。
作者以《书评书目》围绕读者投书批评知名作家水晶的创作，所激发的作家本人“闻过则‘怒’”的强烈反弹和批评界人士的积极回应为例，对于何欣、陈克环先生两篇表达“义正词严”心声的文章和杂志“严谨的立场”表示了充分肯定，并由此得出结论：“接受批评及容忍批评，乃是一位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作家该有“笑骂由人”的泱泱襟怀。
思兼在《关于书评》中，结合台湾出版界和读书界现状，指出“出版界良莠不齐”和“欠缺严肃的书评”，是当日台湾图书形神欠佳甚至糟糕的原因。他希望良好的书评能够达成“推广知识的桥梁”和“真伪优劣的鉴衡”两大功能。对于学术书评，他也寄语道：“除了一般的书评之外，我们还希望专家论专著，希望有学术地位的饱学教授，走出象牙之塔，为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尽一份力量。”
归人在《书评与书评家》中，鉴于台湾“自报纸、杂志以至作家、读者，几乎全不重视书评”，而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建立一种“书评制度”。他指出，“在观念上，如果说作家应忠于艺术和真理，则书评家在忠于艺术、真理之外，必须更忠于读者与作者。可惜我们的从事书评写作的人，不足语此。对于读者，书评家缺乏责任心，对于作者，书评家又过于宽厚与姑息”。他提出：
没有严正的书评，没有权威的书评家，我们以为比没有成功的创作、具有炙人性的文学作家，更值得遗憾。职是之故，我们的出版界，乃良莠不齐，诚如乱草秋风。在书肆中，你可以看到朱自清、徐志摩的“合集”；你也可以看到以偏概全的选辑；你更可以看一书数名的骗货，你还可以看到漫无标准的翻版，以及剽窃与盗印；莫名其妙的翻译，阴阳怪气的创作……而首蒙其害的当然是读者……也间接的使我们的文化、学术及文学，挣扎于令人痛苦的泥淖之中，难以自拔乃至萎缩凋零。劣币驱逐良币，我们的出版界也有此现象。
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甚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要归之于盲目的读者缺乏书评家的导引”。因此，在“书评制度”的规划中，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书评的对象”：“读者最感兴味”的畅销书，“应该列为主要的批评目标”；“形式及内容”都“特出”的书，当然应该是“书评家注意的对象”；还有“旧瓶新酒或新瓶旧酒的书”，以及“最坏的书”。
同时，书评家还应注意到“文字本身的灵活与动人”，因为书评有别于学术论文，其“适时的动人力”当成为“被注意的要素之一”，而一篇理想的书评，“应是那经常保有新鲜和热情风格的作品”，“充满了作者的恳挚之情”，惟其如此，所评才能“赢得作者的首肯”，起到“奖掖作者”的文化责任。
归人认为，要推进书评的写作，建立书评的“权威”，那么，提倡出版界对于书评活动的“合作”，明确书评家有“服务读者的义务”和洞悉“读者的爱恶”之究竟的使命，以及书评家彼此之间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他认为，要让书评发挥社会作用，造成更大影响，如小说、戏剧、绘画乃至舞蹈、音乐等艺术的“集体制作”形式足资借鉴：“就才识与精力而言，一个人毕竟有限……因此，书评家如肯相互合作，各抒己见，合而成文，未始不是一项可以考虑的新途径。”
读者林茂在读了归人文后投书评论道：“剖析台湾书评低落原因以及推进书评发展，建立书评地位的可行方法，见解独到，是一佳作。”事实上，几乎大部分读者，对于那种在书评中出现“过激的言词”、“过分的、无理性的攻讦吹捧”，都是有着反感和拒绝的。曹迺峥也说：“个人认为好的书评只要指出书中的错误，别让喜爱读书的人花钱去买不值得读的书就行了，太尖酸的语句，不是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态度”。归人则提出明确要求：
美好的书评必须充满了作者的恳挚之情。它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使用讽刺、讥嘲乃至揶揄的字汇。要知道凡此种种，适足以表现出书评家本身的器识短陋，修养浅薄。书评家不应同于一般作家。在写作界，他的地位正如抱负不凡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独见的涵养、器识及包容。意气用事及冷嘲热骂，都是书评家的大忌。盖这种浮躁，适足以减低了他在读者与作者群中的依赖力。
上述种种献议，都为“书评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启迪。由此也可见，建设一个“健全的”中国书评制度，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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